信仰与欢娱:徽州忠义神崇拜的形成与发展——以汪王神、世忠庙神、双忠庙神为中心

徽州忠义神信仰是其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带有儒家价值观的神灵崇拜,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长期而漫长的过程。从现实人物到忠义神灵,从小范围的民间祭祀到整个徽州的信仰活动,忠义神信仰发生了量到质的蜕变,这些变化离不开民众和政府的双向推动,而徽州社会对忠义神信仰的实践也构成了其独特的民间信仰图景。

互文性视野下宋江醉题诗词忠义说研析

宋江于浔阳楼醉题诗词一节,引起了文本内外的古今广大读者的极大争议。在互文性视野下,结合“官逼民反”的主题设置和“凌云志”“丈夫”等关键词语在小说内外中的意义表达及其他相关情节来看,两首诗词正是宋江忠君之念的集中展示。其一词一诗分别对应着“替天行道”在招安前后的两种表现。

《水浒传》中宋江形象的矛盾性

宋江是《水浒传》中最复杂的一个人物形象。作品以宋江为核心,以忠义为主线,把宋江塑造成一个"忠"和"义"的矛盾统一体。但作品对宋江的褒扬却又缺少典型生动的细节支持,致使主人公成为某种抽象的道德观念的化身,形象空洞苍白,造成宋江形象脱节。

忠义之气:张齐贤对宋初儒学政治文化的构建及其政治实践

宋初倡导"名节"的思想在张齐贤那里得到了明确的贯彻。他宣讲的"忠义"观念成为宋代政治文化的核心规范意识。"忠义"作为一种思想规范对相当广泛的社会层面产生着约束力,成为传统社会士大夫阶层共同的心理定式,使之由过去对功名的孜孜追求,转向道德精神的弘扬。北宋立国之后,"忠义"作为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和政治道德的主体形态,在新的时代情境中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张齐贤的政治治理思想,体现在地方治理和对外谋略两个方面,而在此两个方面他都践履了自己所倡行的"忠义"理念。

“仁”的失落:“武士道”精神的伦理、道德批判

"仁"作为中国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中的核心范畴,是基于"爱"的情感而生的一种道德判断,它又构成了维持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定,能够起到社会整合作用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判断体系的逻辑起点。日本"武士道"伦理、道德体系中则显现出"仁"的失落,其表现有三:一是"仁"之内涵与对人的道德要求发生变异,二是"仁"在整个"武士道"精神体系中的地位的下降,三是武士嗜杀的行为显现出对"仁"的反动。

忠义仁勇:山西解州关帝庙旅游者文化自觉机制构建

文化自觉是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是文化自信的基础。文化自觉首先要认知自己的文化,其次要在时代背景下反思性接受自己的文化,最后要在新时代发展自己的文化。山西解州关帝庙是以忠义仁勇为核心的关公文化代表,对于解州关帝庙的文化自觉,旅游者实现忠义仁勇文化自觉的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解州关帝庙旅游者的文化认同:觉他;其次,解州关帝庙旅游者的文化反思:觉己;最后,解州关帝庙旅游者的文化交流:对话。

父子之情与国家公义——王蒙小说中“大义灭亲”的故事原型及其意义阐释

王蒙的小说创作长达半个多世纪,作品数量丰富。在他不同时段的作品中,存在一种"互文"现象,即对某种经验类型、典型场境或故事的反复重复,其中,"大义灭亲"的故事类型在他不同时期的小说中一再出现。"重复"是原型的典型特征,王蒙小说中"大义灭亲"的故事,就具有了"原型"的意味和价值。"大义灭亲"的故事,最初出现在《小豆儿》中,继而重现于《青春万岁》中,最后在"季节系列"中再度重复。"大义灭亲"故事在重复时,某些故事因素被轻微地改写,从而引发了故事语义的变迁。

“亲亲相隐”或“大义灭亲”:人伦秩序与公共秩序的关系研究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这一对矛盾的背后,隐藏的命题是人伦秩序与公共秩序的关系,两者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笔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第一,通过理论研究发现,“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的立法在理论上都有其合理性;第二,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受对家庭成员的信任度、法律素质和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度的影响,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公民的告亲行为呈现出“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并存的状态;第三,基于理论与实证研究,并借鉴古今中外的相关立法,笔者认为在两种秩序发生冲突时,一般情况下应当维护人伦秩序,因为这是人最基本的价值需求,法律不能置之不顾,而在特殊情况下,如涉及恶性犯罪,则必须强调公共秩序维护的优先性。

强盗抑或忠义:一个无解的悖论——关于《水浒传》主题之争

由于梁山好汉多有落草为寇与忠义之士的事实,自《水浒传》面世以来,对其思想内容的评判就出现了纷争,或肯定拔高褒奖予以忠义之名,或否认贬低挞伐斥其诲盗而禁毁,这对同一对象的自相矛盾的观点就形成了悖论。借助悖论理论,从悖论叙事角度分析,《水浒传》文本存在的暗示事物内在自相矛盾的叙事策略,不仅是其悖论生成的根源,而且也是悖论解析与认知其思想内容多元阐释的关键所在。

忠义精神的价值凝聚——以元杂剧《赵氏孤儿》为例

元剧《赵氏孤儿》盛行之前,赵氏孤儿的故事已广泛流传,隐于其中的正是中华民族的恒久悠远的忠义精神。从《史记》所载赵姓之祀程婴、杵臼,到宋代以国家祀典面目出现的祭祀行为,忠义精神于民族心灵中积淀为深层的信仰力量。举世认同的忠义精神成为赵孤故事进入元杂剧的道德基础。杂剧中的故事展开,即以深植于传统的忠奸对立为基本元素。但于叙述扮演时重视忠义形象的贴近人生,不拔高,别有一种生活意义的合理真实。

传统“忠义”观下基层领导干部良性政治生态的构建与治理

"忠义"源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其历史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正确的"忠义观"对于当代基层领导干部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当前直接表现在对党忠诚。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也衍生出诸如忠义观的募化、官场"主仆风""江湖化"乃至人身依附等危害国家政治生态的错误观念。要从建立基层忠诚组织文化与良性政治生态的构建与治理制度、避免忠诚变异为人身依附、从制度上大力肃清忠义组织文化、去"江湖化"、走出"义气"漩涡、营造正确"忠义"生态氛围等方面着手,帮助基层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忠义观,这对于打造"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十分必要。

《三国演义》关羽形象所表现出的忠义观念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对“忠义”的颂扬,主要是通过成功塑造关羽这一被清人毛宗岗称为“义绝”的典型形象来实现的。关羽主要是尽忠义于某一个人,就是他“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君臣”的刘备,还有较浓的知恩图报的思想,当关羽的忠与义处于矛盾对立时,往往是朋友之义、兄弟之义高于一切的。所以,关羽的忠义被统治阶级利用来麻醉人民,使他效忠于统治者。而下层群众看重的则是关、张、刘三人“誓同生死,祸福共之”的义气,表现了人们要求摆脱世俗生活中“重利轻义”的偏见而追求真情实谊的美好愿望。

主题餐厅服务场景对忠诚度的形成研究

服务场景中的实体环境和交际过程分别以顾客情感、参与度和满意度为媒介,对顾客忠诚度的形成产生影响;性别在其中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因此,主题餐厅应该通过服务场景各要素的提升激发顾客的正面情感,提升顾客满意度进而培养顾客忠诚。

关帝的信仰群体及其行为探析

关帝是被普遍信奉的神灵,其信仰群体广泛,信仰行为多样。普通民众通过修庙参拜,供奉圣像的行为将阖家吉庆、生活顺遂的期盼寄托于关帝;商业团体修庙、设戏、供圣像的信仰行为传达着义利制衡的经商理念;戏曲行业敬神敬物多行业禁忌的演绎行为亦是关帝信仰的体现。除此之外,关氏后裔的祭祖恳亲建祭亭、华人华侨的修庙祭拜设盛会、宗教团体的科仪斋醮解圣签等都是关帝信仰的行为。

“忠孝节义”观的形成及其当代价值

"孝""忠""义""节"是中国传统社会非常重要的德目,从个体德目到四字连用,"忠孝节义"孕育于先秦,完备于两汉,盛行于宋元。其形成后流行的原因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忠孝节义"与传统社会伦理结构相融相涵、自身适应广泛、统治者道德教化层面的推广及"忠孝节义"在民俗层面深入人心。通过对"忠孝节义"的历史演变及其可能性分析,正本清源,探赜索隐,对协调当代人伦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忠孝节义”出处补考

'忠孝节义'作为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其最早出处史无定论。一般来说,学界普遍认为其最早出现在宋人洪迈的《夷坚志》中。其实,《旧唐书·薛仁贵传》中'忠孝节义'四字已连用,《魏书》中亦有'忠孝节义'的提法。'忠孝节义'是对封建社会三纲五常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炼,但其广泛流行是在宋明重建儒家纲常伦理秩序后,并借助民间俗文化的传播而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忠孝节义'的提炼和传播,对我们今天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

以忠孝仁义为核心的封建道德观的颂歌——《三国演义》主题再探

文学界对《三国演义》主题的探讨一直众说纷纭,终无定论。要正确地揭示其主题,一方面要了解多年来专家们的研究成果,找出其正确性和偏颇性;另一方面应从小说对正面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抓住其实质。这样,就可看出《三国演义》的主题应为:通过对后汉三国时期"分""合"历史的演义,颂扬以忠孝仁义为核心的封建道德观念。

传统美德在新中国的传承弘扬——兼谈道德的发展与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传统美德进入了古为今用的传承弘扬阶段,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有机部分。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传统美德"忠""公""义""仁""和""诚"等方面。从传承弘扬的历史阶段看,它主要分改革开放前的自发、"潜隐"式发展与改革开放后的自觉、"彰显"式发展两个阶段。从传承弘扬的经验看,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弘扬应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立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使其内涵不断"社会主义道德化",而且在科学技术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传承弘扬途径应多样化和现代化。

先秦儒家“一以贯之”的方法论思想及其对当下教师的启发

“一以贯之”的方法论思想是孔子哲学方法的核心,自孔子提出之后,曾子受孔子耳濡目染影响以“忠恕”为“一”诠释“一以贯之”,孟子身处动荡不安社会以“仁义和仁政”为“一”发展“一以贯之”,荀子在百家争鸣、天下归于一统中用“以一持万”丰富“一以贯之”。先秦儒家“一以贯之”的方法论思想启发当下教师:应牢固树立教书育人为“一”的使命,应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职业精神贯之,应掌握“以一持万”的方法育人。

国家治理中的国家伦理责任——伦理本体中诚信底线上慎对亲属容隐和大义灭亲的对立

国家治理离不开伦理本体、诚信底线。具体从天伦生诚信、诚信结人伦的伦理生态、诚信生态中,须以正式制度优先敦睦伦理尤其天伦,才从源头有诚信底线。亲属容隐就如此护持诚信底线,而须坚持完善;大义灭亲则反之,而须慎对,至少不支持不鼓励。慎对二者对立,慎重选择,就凸显国家伦理责任:以公道而系统化的正式制度,保障人们在常态中,自由地敦睦伦理;伦理和法律关系这一类两难中,行使优先权而敦睦伦理,从而从本根护持诚信底线;顾全法律关系乃至公序良俗美德;保障伦理永恒,因革传统中式信仰,永葆中华文明可久而可大。这是本体性的神圣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