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onstruction of an Academic System for Administrative Law in China

In terms of principle,the intrinsic structural elements of the academic system of Chinese administrative law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omponents:the positive law(de lege lata)system,th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the system of methodology.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academic system,positive law mainly consists of the normative and institutional systems of administrative law;as the heart of the academic system,the theoretical system contains the theoretical basis,the system of basic principles and the system of categories of administrative law;and the system of methodology is the link and the conversion mechanism between positive law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including the three research methods of politicolegal jurisprudence,Rechtsdogmatik(legal dogmatics)and social science jurisprudence.Along with institutional practice and the deepening of doctrine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 since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1989),the academic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law in China has been maturing.However,we are conscious that problems still exist.The basic approach to achieving further innovation includes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basic administrative law through codification;enhancing academic quality by jurisprudential thinking;shapi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rule of law practice;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whole academic system in a complete form.

新时代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理论深化与制度完善

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是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一大特色并在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理论上,“司法保护能力不足说”“计划经济产物说”等传统学说关于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合理性的解释理由不充分,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理论依据需要进一步完善。在实践中,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实施中的一些具体制度也需要进一步优化。从行政法学的角度看,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属于行政执法,其目的是为了规制破坏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秩序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其存在明显的合理性。在新时代,加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逐步完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介入条件,统一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标准和司法裁判标准,加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的衔接。

预防性刑法扩张的理性审视和应对

近年来我国刑事法律的预防性刑法扩张倾向明显,在刑法学界引起争议。面对方兴未艾的犯罪化趋势,有必要对预防性刑法扩张进行全面审视和思考。从理论基础来说,对于风险社会理论的滥用与零容忍政策的误读,使得二者难以构成预防性刑法扩张的充分理论根据。在轻罪的立法模式问题上,我国的轻罪立法不宜采用“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入罪模式,违法行为制裁体系的多元化更符合对违法行为分级分类处理的需要,并且越轨行为的早期惩戒对于防止初级越轨发展为犯罪具有重要意义。作为预防性刑法扩张导致犯罪标签负面效应突出的应对之策,轻罪的司法出罪与前科消灭受到关注。通过司法出罪限缩犯罪圈的效果实现有赖于司法观念的转变和轻罪类案出罪标准的规范化,同时还要监督和制约权力在司法出罪过程中的行使,防止司法出罪成为寻租机会。前科消灭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减犯罪标签的消极影响,但也要看到其效果的局限性。作为对风险的反应举措,预防性刑法在某些领域具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但以预防性理念为指导过度扩张犯罪圈,则应当慎重。

流动人口管理行政法治概念厘定与理论证成

对流动人口管理的行政法治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有助于推动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机制改革,有利于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和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廓清“人口流动”“流动人口”与“行政法治”等概念利于梳理流动人口管理行政法治的理论基础。首先,学者们对流动人口相关概念的界定标准并不统一,以致出现了对流动人口规模理解和认识的偏差。其次,学者们一般将行政法治看作是行政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揭示了行政法的根本价值属性和基本价值目标。行政法治的内涵,可以从理念、法律制度和法治实践三个层面理解。最后,研究流动人口管理的行政法治,需要探求其理论依据,即“服务行政”理念、比例原则和正当法律程序。这些是服务与管理流动人口的正当性基础和重要理论基础。

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如何指定与为何指定?——基于实体与程序交互实质性促进理论框架

2023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新增指定遗产管理人特别程序,回应了《民法典》与司法实践的需求,不过尚未实现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按照“实体与程序交互—非讼程序—法律解释”三个维度架构理论框架,并遵循“如何指定—为何指定”逻辑进路展开。首先,针对新《民事诉讼法》第194条和第195条进行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提起与裁判的规范解释;其次,通过实体与程序赋权明确遗产管理人的当事人资格以及诉讼程序与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程序衔接,完成遗产管理人制度程序建构的发展性作业;最后,提出迈向实体与程序交互实质性促进的遗产管理人制度体系化的观点。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

习近平法治思想富有深厚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蕴,具有突出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对培养时代新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不仅应从法学角度挖掘和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也应从思想政治教育角度挖掘和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这两个方面是内在联系、有机结合的。对习近平法治思想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进行深入探索和研究,有助于全面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科学体系,加深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习、领会、理解和践行,把大学生培养成具有远大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德法兼修素养、坚定法治信仰,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论行政裁量权基准依据适用方法的统一性——基于对农业行政处罚的实证考察

由于理论上对行政裁量权基准的性质和效力认定存在分歧,制度上又受到行政诉讼法律适用方法的影响,导致农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执法适用方法形成“依据”和“参照”适用的矛盾。这种冲突普遍存在于行政裁量权基准执法适用中,破坏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应当以“行政自制规范——相对法律效力”说作为行政裁量权基准性质和效力认定的基础理论,承认其具有完全的内部拘束力和相对的外部拘束力。同时应当认识到“依据”和“参照”适用方法在司法和执法适用中具有不同内涵,在行政执法中“参照”适用可以为“依据”适用方法所包含和替代。根据行政裁量权基准的性质和效力,结合执法适用方法理论,在行政执法中应当统一确立“依据”适用方法。

法律硕士实践教学基地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

法律硕士实践教学基地是培养法律硕士职业技能、实践能力的主要载体,以相应的评估指标体系对其建设成效进行评判不仅是保障和提升法律硕士教育质量的现实需要,也是法律硕士授权点专项评估体系科学细化的必然要求,更是对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之时代吁求的积极响应。以教育评估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为理论基础,以科学导向、系统全面与兼顾重点、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等原则为归宿,是指引法律硕士实践教学基地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核心机理。在具体构建路径上应分两步走:首先,应根据相关文献研究、理论学说、政策梳理以及实地调研等方式方法形成一个初步的框架性评估指标体系;其次,可根据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对各项指标进行筛选与权重赋值,并最终确立终局性的评估指标体系。

论综合行政执法主体的制度依据与保障——基于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

“控权”为核心的单一规范主义思路作为综合行政执法主体的制度建构依据存在封闭性。面对现代社会日趋复杂的行政执法需要,综合行政执法主体制度的落实过程在坚守规范主义合法性底线的同时,也应当为行政职能的履行提供从法律理论到相关保障机制的功能主义支持。综合行政执法主体的制度逻辑建构以组织结构优化与权力配置增强两项功能标准为内核,但以规范主义标准为界限,这种界限体现在以“概括性授权”条款为依据,受制于比例原则与本质保护原则的约束。基于组织结构优化功能,应当注重赋予地方立法行政机构组织规定权以回应灵活性实际需要;基于权力配置增强功能,应当赋予地方政府配置综合行政执法权以契合整体政府的思维与协调部门之间的权力科学分配。

试论政务处分法设置双轨惩戒制度的理论基础

我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设置双轨惩戒制度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双轨惩戒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哲学基础、政治学基础、文化基础、经济学基础。该制度的哲学理论基础由唯物辩证法的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组成,分别奠定了该制度的全面性、关联性、发展性;该制度的政治学基础由权责一致原则、人民主权原则、权力监督理论组成,分别支撑该制度的权责一致性、彰显该制度的人民性、构筑该制度的权力监督方向和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方向;该制度的文化理论基础由察官治吏的法律文化、廉政文化组成,分别涵养了该制度监督的理念、惩戒的理念。该制度的经济学理论基础由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支撑,分别助力该制度的惩戒效益、监督效益。这些理论基础支撑起该制度的必然性、正当性。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该制度的理论基础,对于正确理解监察委员会的政务处分与任免机关、单位的处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推动该制度在实践中的有效应用具有重大意义。

政府信息公开的法理探析——以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案为例

1999年我国提出要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并在2004年明确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此后在2021年印发了新时期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对法治政府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展望。在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政府数据开放的新阶段,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一部分,我国多次提出要全面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本文以康平县东关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诉被上诉人康平县农业农村局信息公开一案为例研究政府信息公开的法理基础。

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

认识论是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追求客观真实是刑事诉讼的主要目标之一。认识活动是判决的基础 ,构成了诉讼活动的主要内容 ,其中在审判阶段进行的证明活动的就是通过举证、辩论达到说服裁判者使之形成特定认识的活动。证据法的另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法律价值及其平衡、选择理论。本文批驳了贬低诉讼中认识活动的意义和将认识论摈除于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观点 ,对于证据规则的工具价值进行了正面阐述 ,并对于马克斯·韦伯的“形式理性”的概念进行了诠解 ,同时提出了证据法价值的多元论观点 ,指出对于存在冲突的法律价值应依特定的标准进行权衡和选择。

行政法哲学的核心问题:政府存在和运行的正当性——兼论“政府法治论”的精髓和优势

研究部门法哲学具有深远意义,探讨行政法哲学实际上就是探讨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探讨行政法发展的基本思想脉络。"政府法治论"是一种具有全面性、开放性、系统性、动态性的行政法哲学思想,与其他行政法哲学流派相比它具有自己的优势,可以成为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有用的指导思想。政府法治论的核心思想由五句话组成:即政府依法律产生、政府由法律控制、政府依法律治理并为人民服务、政府对法律负责、政府与公民法律地位平等。

论依法行政之“法”的跨部门性

依法行政之"法"不限于行政法,也包括其他部门法,这主要受制于各部门法在原则、理念等"求同"领域的相同性和相通性,以及行政事务的广泛性、法源共享、行政案件的复杂性等因素。其他部门法作为行政依据必须符合行政法无特别规定、蕴含一般法理、不为行政事务的本质或行政法理所排斥等基本条件。其在依法行政中的功能主要包括依据、依照、适用、参照、法理上的参考等。行政法应加紧构建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共享、共用、共建、互补、存异等关系形式。

新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诞生和发展——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刑事诉讼法》颁布40周年之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刑事诉讼制度走过了雏形设计、初步实践、广泛探索和深化改革四个重要历史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程序法治取得非凡成就。《刑事诉讼法》在1979年颁布后,经历了1996年、2012年、2018年三次修改,以刑事诉讼目的、刑事诉讼价值、刑事诉讼构造以及刑事诉讼文化等理论为基础,逐步强调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未来应当进一步繁荣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促进刑事诉讼制度完善,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论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理论基础

“谁行为,谁被告”是对我国现行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谁主体,谁被告”的完善,是由人权理念的提升、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中国加入WTO等现实国情决定的。文章从宪政基础、现实基础和行政行为的性质等方面探讨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理论基础,进而论证“谁行为,谁被告”的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合理性。

作为私权担保性质的行政法——兼及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反思与重构

作为担保性质的行政法是将行政法放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来考量的一种方法论,同时又是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回应、反思与重构。行政法为私权主体之间正当权益的实现即民法契约内容的实现提供担保,政府具有以行政法对民事契约或民事活动予以担保的能力,行政责任的实质是一种担保责任。平等观念的确立、诚信原则的完备、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非强制行政行为的发达、公共财政体制的转变,都有益于作为担保性质行政法的观念的确立与制度建设的实现。担保性质行政法对行政法学范畴的创新在于:私权自由与行政权有限性、行政的双方意思性与单方意志性并存、行政权与私权关系的重新定位、指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的路径。担保性质行政法与民法作为方法论意义最为重要的关系在于将行政法与民法置于统一法律关系中同构,使双方有了直接对话的机制。

行政诉讼证据失权的理论探讨与制度完善

行政诉讼证据失权制度在我国已经确立十几年,然而大多时候都是以"沉睡"的面目示人。在平衡效率和公平的过程中往往后者更加契合审判者的价值判断,其实行政诉讼证据失权制度既具有效率属性同时也内含公平的价值。虽然具有以上的属性和价值,但是在制度本身的内涵界定、制度基础、举证和职权调查的矛盾性等方面还存在诸多待解问题,同时行政诉讼证据失权制度的有效运行还需要其他制度的配合,对不同情形的逾期举证或不举证应作出不同的规制。

《监察法》与《刑法》衔接实施的基点、问题与路径

基于《监察法》的宪法性法律地位和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等理论基点,《监察法》的有效实施需《刑法》与之有机衔接。然而,《刑法》在相应职务犯罪主体及相关犯罪对象、罪名体系、刑罚配置和认罪认罚从宽规定等方面,存在与《监察法》不相对接的诸多问题,使得依《监察法》意图实现的监察全覆盖等目标难以实现,并会滋生新的权力滥用风险。《监察法》与《刑法》衔接实施以上问题的有效解决,应是基于以上理论基点,通过法律解释和刑法修正的路径,完善《刑法》相应规定的司法适用规则和立法规范设置。

部门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与体系建构——以海事行政法为视角

行政法学出离于民法学,部门行政法则脱胎于行政法;而海事行政法却有着从陆域(适用普通行政法)到海域(适用海事行政法)的独特发展轨迹。部门行政法的存在价值在于其独特个性,并具有对普通行政法的反哺功能。不同于确立部门行政法的综合标准,行政职能标准更便于识别,更有利于特定行政法部门的系统化、规范化。而且这一标准能够使部门行政法的研究与现实的行政部门直接对接,易于为行政部门法的实践所接受。部门行政法不仅局限于行政作用法,还应当覆盖行政组织法和行政救济法。部门行政法的研究不只是在行政法体系内的循环解释,而是需要关照社会现实。即便运用解释的方法,这一解释方法也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对实定法的规范解释,而需要进行法政策学的思考和目的性解释。由于与民法、刑法普遍存在法典不同,行政法不存在总则意义上的法典,因此,普通行政法与部门行政法之间缺乏相互解释的规范基础。部门行政法的体系构建应当体现的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基于此,海事行政法的体系应当分为普通海事行政法和特别海事行政法,前者从行政法的共性出发找寻海事行政法的个性,后者从海事行政法的个性出发反观行政法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