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本质核心元素探析

艺术的本质问题是一个论争了几个乃至十几个世纪的话题,也是一个曾经被“反本质主义”要放弃和搁置讨论的形而上问题。从历史上看,研究者曾从“模仿”“形式”“表现”来界定艺术的本质。可以说,艺术既是对现实的“模仿”,又不完全是,因为“模仿”的目的是要表达作者的情感和感受。艺术既是要创造一种美的“形式”,又不完全是,因为通过美的“形式”也还是要表达作者的艺术追求和主观感受。因此,无论“模仿说”还是“形式说”,最终的目的都是要表达或表现作者的主观感觉。“表现”才是艺术中最主要和最核心的元素,“表现说”也更充分地体现着艺术的本质。

承典与塑新:21世纪西方文学和文化批评中的马克思主义——基于彼德·巴里与罗伯特·帕克的文学理论著作的比较分析

彼德·巴里的《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和罗伯特·帕克的《如何解释文学:文学与文化研究批评理论》是21世纪西方文学文化批评中的“双子星”。它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部分不约而同地做到了“承典”和“创新”,而且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即在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等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及其文学文化批评实践,为读者进一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很好的指导。两本专著既彼此呼应又相互补充,共同为读者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传统批评理论中的经典价值与地位及其在21世纪文学与文化批评领域的强大生命力。

苏区文艺大众化的革命实践——以中央苏区戏剧为重点研究

中央苏区时期,党领导苏区军民在进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的同时,大力发展文艺事业,文艺活动和文艺创作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大背景下,苏区文艺承担了使命担当。瞿秋白等共产党人身先士卒,团结了一大批革命艺术家。从苏区实际情况出发,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立足创新,开展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革命文艺活动,在实践中创作出了一大批鼓舞人心的文艺作品。在这场革命的文艺运动中,中央苏区戏剧尤其彰显了历史的革命风采,既鼓舞了士气、积蓄了战斗的力量,又在舆论宣传方面扩大了影响。苏区革命文艺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其文艺价值是深远的。

智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传播机制创新研究

当前已经进入“万物皆媒、智能传播”的智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化大众”的传统传播机制难以适应新媒体、人工智能和元宇宙平台的智媒体大众化传播趋势。亟待创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传播机制,包括“大众平权式”传播主体机制,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引导智媒体发展的传播目标机制,以及与时俱进的传播实现途径机制。通过立足新时代的文艺活动更新传播内容,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给人民大众,构建“二元一体”的智媒体传播权力体系,提前布局场景化沉浸式传播途径等机制创新策略,能够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大众化传播进程。

文艺学学术史书写中的彰显与遮蔽——对高建平先生主编《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19》的学术批评

无论是对专著未予以足够重视,还是对学科建设关注不够,都表明《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19》的书写,主要不是从知识增量或者说知识创新的角度去考察“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虽然“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七十年来文艺学论争的中心问题”上是一种学术上的自由,但这不仅仅是“路向选择”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价值选择”问题。总之,文艺学学术史书写不仅要提供争论和教训,更重要的是,要提供知识增量的范例,或者说要为文艺学“创新发展”树立“标杆”,在“行不言之教”的同时,给文艺学工作者一个正确的前进目标,从而使文艺学共同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只有这样,文艺学学术史书写才能回归它应有之义。

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融合与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建构

作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建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体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三种文化资源的复杂关系是关键所在。当代哲学家方克立的“马魂中体西用”综合创新观是比较成熟的学术创新模式,也是指导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的科学方法论。具体来讲,在建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体系这个命题中,“马魂”是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和文艺的重要论述为核心,以中国传统文论的架构和资源为主体,批判地借鉴西方文论的有利成分,建设中国当代文艺理论。

试析习近平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的重要论述

文艺批评标准是文艺批评服务文艺事业的助推器。习近平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这一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这一标准为新时代文艺批评明确了任务、指明了方向,是对中国文艺批评理论创新性的发展。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史中的一次关键转折——评瞿秋白对马列文论的译介

在传播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过程中,瞿秋白是一个起到转折作用的关键人物。他改变了以往译介的“间接性”,直接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章,是中国系统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第一人。他的译文精确、流畅、完整,得以广泛传播,影响很大。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受其功利文学观的支配,译介过程中又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做了较为偏狭的取舍。

论“文艺”与“文学”概念的意义含混

20世纪初,"文艺"这个来自翻译的外来新词开始被中国接受,但其含义是模棱两可的、含混的,甚至有时是矛盾的。文艺学除了定义的混乱外,也不符合国家颁布的学科分类标准,是不科学的、非法的。因此,我们应该把文艺学和文学理论这两种称谓统一起来,用文学理论取代文艺学,用文艺学专门表述文学与艺术的总称,以避免学术上的混乱。文艺学与文学理论的统一既是学科分类的需要,也是国家标准的需要,更是学术规范的需要。只有文艺学名称得到更改,让过去的文艺学变为历史,文学上无谓的学术论争才会消失,文艺学的目标才能借助文学理论这个二级学科得以实现。

瞿秋白与“左联”

"左联"是一个政治文化延及文学艺术领域倾向于"左翼"的作家、批评家的联合组织,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文人结社。瞿秋白是一位从"左翼"政党领袖岗位上退下来的文化人,既是诗人、作家、批评家,又是站立在第一线的高度觉悟的战士。瞿秋白与"左联"的交往时间不长,但影响巨大而深远。瞿秋白与"左联"的理论建设、文艺批评、文艺运动、文学创作诸层面均有密切关系:他倡导文艺大众化运动,从事文学批评与创作,始终心系普罗大众,他的文艺理念真正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为无产阶级政治翻身献身的思想。在一个特定的新旧文化、新旧政治矛盾上升激化的时代,瞿秋白始终站在代表光明、代表激进、代表历史选择的一翼的最前列。

文艺民俗学的困境及出路

以民俗学为背景的学者从借助民俗学破案释疑到建立独立的文艺民俗学学科,所走乃是一条自觉建构理论的路径,而从事现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学者走的却是一条批评实践的路径。文艺民俗学的理论建构如今遭遇瓶颈,文艺民俗学的批评实践与理论建构亦未形成良性互动。从文艺民俗学的意识形态、符号和学科属性等三个维度进行深入反思,或许有助于我们突破当前文艺民俗学理论建构的瓶颈;通过对作家文学的文艺民俗批评以盘活文艺民俗学理论谱系亦并非一种奢望。而走向文化批评才是文艺民俗学成功突围学科困境的重要路径。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毛泽东文艺主体性理论的现代性思考

文艺的主体性原则由近代启蒙运动创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主体性的释读显然具有积极的超越性和重大的重建性。如何使文学艺术家了解人民、熟悉人民,不单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毛泽东对此问题的见解超越了当时一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权威,对今天现代性视域中重建文学艺术家与现实生活关系,文学艺术家与人民大众关系的理解仍具有范式意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代表了东方马克思主义创建文艺主体性、重建现代性文化理解的强劲而富有个性的声音,而且也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无法突围自身传统和语境的超越。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全球化语境中,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现代性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当下文化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红楼梦》研究的范式转换

以何其芳、吴组缃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美学与历史的"批评原则为指导,对《红楼梦》进行了全面的解读,产生了一批极有分量的红学著述。他们的相关红学研究成果堪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典范之作,更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卓越的理论阐释能力与实践品格。从学术史的视角来看,他们的研究工作开辟了《红楼梦》研究的新格局,有力地促进了红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当代文艺批评的困境与出路

为了从根本上改善日益恶化的当代文艺批评生态环境,就必须纠正文艺批评家在文艺理论发展上的片面认识和提高文艺批评家的素养。文艺批评家绝不能只是跟在文艺创作后面跑,还要承担他们在社会分工中的社会责任,反映不同时代的民族和阶级或集团对文艺的根本要求。文艺批评家只有较好地处理文艺批评的理论分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文艺批评分歧。文艺批评家既要重视文艺理论创新,也要重视对一些文艺理论创新的集大成,并在这个基础上建构文艺理论体系。文艺批评如果在把握文艺批评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客观公正地评价文艺批评家的理论贡献,并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日益恶化的当代文艺批评的生态环境。

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与传播

深入研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方式和传播特点,对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与传播,主要有俄、日、欧美三条传播途径。其译介与传播中的选择性吸收突出表现在革命功利主义的凸现和唯物史观的吸纳与广泛应用两方面。理论的横向移植性和来源的间接性,使得传播中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本的过度诠释(或误读)与创新性发挥都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来。

文艺学学术史书写的艰难、缺陷与根基

有说服力的文艺学学术史书写路径,应该为“文艺学(研究)—文艺学批评(研究的研究)—文艺学学术史(整合梳理、深化提升)”。当前文艺学学术史书写之所以不能像文艺史书写那样让人满意,关键的原因是本该有的“完整链条”不完整,即未能借力于能够展现学术共同体集体智慧的“批评”。就大的方面而言,“文艺学批评”对于文艺学学术史书写的作用,可分别从“众人的前期准备”“自身的中间补充”和“他人的后续推进”三个主要环节来考察。

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地缘学思想

人类文化发展中逐渐形成地域性 ,国内外具有了研究文学与文化地缘性的丰富资料。马克思主义文艺地缘思想在此基础上形成。它认为 ,文学艺术的地方特色实际是地缘文化特色 ,其成因一是地域的物质环境 ,这是以南方和北方为主导、包括东部与西部、山区和水乡多种自然、人文景观的复合因素 ;二是地域的社会结构 ,包括发展变化的时代生活和相对稳定的社会总体规律两层面。地缘文化特色表现为地缘文化精神 ,其表层结构是多有历史沿革的精神价值体系 ,深层结构是历史积淀而成的固定心态。文艺要揭示地缘文化精神 ,必须穿越表层 ,开掘地域文化深层的固定心态。

茅盾建国后的文艺理论和批评

表现伟大的时代性题材与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相统一,是茅盾文艺观最突出的特色。文艺要为人生是他一直努力的方向。建国后茅盾文艺观受当时社会现实的影响发生了曲折的变化,概括起来即:1949至1955年间丧失主体意识的盲目附和;1956到1959年,他开始用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反省社会和文艺的弊端,但很快又被迫转向"表态"和"批判"状态;60年代中期之前,他关注与支持"中间人物论",主张历史剧应该"古为今用",但强调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统一;"文革"中,茅盾文艺理论和批评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又逐渐出现复苏迹象。茅盾文艺观的自相矛盾,在他解放后出版的著作中有极其生动的表现。茅盾虽然强调文艺反映社会重大事件,但重心明显向着强调文学作品的艺术规律和艺术性的方面倾斜。这种主张虽然与当时轻视创作规律的流行理论不协调,但却反映了茅盾顽强的艺术信念。眉批是茅盾当时一种更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创作,它是对不能自由创作的时代的无声抗议,也是一种高度的自我扭曲。

心灵与形式的统一——论卢卡奇的早期文艺思想

卢卡奇早期著作《心灵与形式》和《小说理论》是20世纪美学的重要文献,其所包含的文艺理论思想反映了卢卡奇早期世界观、美学观形成的渊源与特点。这两部著作是在卢卡奇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前完成的,受到康德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也受到狄尔泰生命哲学的影响,但他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是正确的,而且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又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些思想,建立了自己完整的哲学、美学和文艺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