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家庭教育指导制度的演变、问题与完善——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教育指导制度的演变经历了制度化探索、规范化和法制化三个阶段。制度供给重心从家校共育到家校社合作再到家校社政一体,具有从追求家庭教育的内部收益到追求外部收益和整体收益的动力特征,从学校资源开发到多方积极参与的过程特征,以及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由局部制度变迁带动整体制度变迁的方式特征。当前,家庭教育指导制度面临配套制度供给不足、政策执行乏力和部分制度实效性不强的问题,根源在于权力分配机制不顺、利益调整机制不全以及忽视非正式制度变迁的作用。进一步完善家庭教育指导制度,需要强化政府责任,鼓励制度协同创新,探索有效激励机制,提高政策宣传与执行力度。

人工智能时代价值理论的创新逻辑与制度变革

超额剩余价值转化的利润积累为资本,有利于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可持续开发和应用于生产。资本购买人工智能技术商品并应用于生产,形成的社会价值高于个别价值的超额剩余价值,不由个别劳动生产。通过出售个别商品使用价值,资本有偿占有超额剩余价值不是对个别劳动的剥削。资本支付工资购买科技劳动力,用于开发和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超额剩余价值的形成有科技劳动的贡献。构建生产资料资本化为资本所有者股份和劳动力资本化为劳动者股份相结合的新型股份制,能够保障科技劳动占有超额剩余价值。非物质生产的第三产业的劳动成为生产劳动,能够生产商品和剩余价值,增殖资本,有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壮大,有利于扩大社会劳动和社会价值,形成超额剩余价值。

迈向“共治”: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评述

城市社区作为中国社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不仅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空间载体,而且是多元主体紧密互动的枢纽平台。受社会经济环境变化以及社区建设相关政策的影响,中国社区治理的主体、模式及结构近年来经历较大转变,基于多元主体协商的“共治”模式成为社区治理的新趋势。通过梳理国内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相关文献,从内涵演变、主体关系、模式演变、制度结构等4个维度,识别了社区治理在中国语境的概念化特征。21世纪以来,中国社区治理各行动主体间关系体现了从“一元结构”向“多元共治”的转变,相关研究内容与近20年中国社区发展政策及制度体系的变迁紧密相关,体现为政府统筹建设、多元主体分化、数智精细治理3个发展阶段。最后,在本土化理论创新、跨学科视角转向、技术化综合应用等方面提出研究展望。

制度变迁视域下我国高校院系治理创新研究

以治理创新为手段推进院系治理现代化,是我国大学治理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制度变迁理论对于阐释治理创新的实现机制和策略选择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可通过降低理论阈值和分析维度使其更加适配于院系治理创新研究;其中,制度移植和制度创新是实现制度变迁的主要途径。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黏性不足与路径依赖是院系治理创新中可能出现制度失灵和制度陷阱的主要原因。促进制度移植与制度创新的有机融合、建立健全高校院系领导制度及其体制机制、探索建立保障院系治理基本制度有序迭代的容错机制,构成了以制度变迁方式推进院系治理创新的行动框架。

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变迁历程与动力机制——间断-均衡理论视角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以间断-均衡理论为基础,借助政策范式理论,本研究构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变迁分析框架,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变迁逻辑进行客观梳理与系统剖析。研究验证并拓展了间断-均衡理论的适用性,发现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呈现渐进性均衡和突发性间断相结合的变迁样态,具有非线性发展特征。制度环境和价值理念是推动政策变迁的主要动力,焦点事件通过影响决策者注意力为政策变迁开启“机会之窗”。强化顶层设计与政策供给、建立开放包容的政策场域、完善政策试点与保障机制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应然路径。

建党以来我国高校教师专业发展制度的变迁及反思

历史制度主义者的制度变迁理论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作为正式制度的教师政策等是教师专业发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党以来,我国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经历了干部教育、以苏为师、专业培训和师德建设等四个阶段。通过对相关政策文本的分析发现,高校教师专业发展制度变迁受宏观环境制约,体现从高度集权模式到准市场经济模式、从革命式变迁到渐进式变迁趋势。教师专业发展制度创新要实现高校、教师、教育行政部门等多方行动者的利益均衡。高校要积极疏通教育行政部门与教师对话的桥梁;教师要主动顺应制度变迁,基于高校实际探寻自我特色的发展路径。此外,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要关注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现象,弱化以往教师制度中“糟粕”成分对新制度建设的影响,实现旧制度与新制度的良性衔接。

产权视角下旅游村落空间功能重构理论建构综述及研究

随着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不断深入,乡村产权逐渐成为推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旅游村落受到乡村旅游发展的驱动影响,土地作为乡村旅游实践活动的重要载体成为政府、乡村、村民之间紧密联系的中介,不同的产权关系结构会直接影响产权主体对土地的利用形式,进而映射在乡村空间。本文基于乡村空间产权,尝试构建产权视角下的旅游村落空间功能重构研究框架,强调从产权角度出发理解行为主体间的权利博弈对旅游村落空间布局及功能重构产生的影响。厘清在产权制度影响下乡村产权主体空间行为与村落的空间形态和空间功能的紧密关联,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尝试分析产权关系变动的影响因素。进而实现旅游村落空间演变与功能重构,探究产权视角下的旅游村落空间功能重构影响机制。为旅游型乡村聚落空间功能重构研究提供借鉴,进一步加强旅游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扩展学科研究视角。

我国宅基地的制度变迁逻辑——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我国宅基地制度变迁中存在着一种处于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之间的中间环节,这个环节由基层政府主导。然而,基层政府在制度供给过程中缺乏自身定位意识。其仅注意强制性变迁,忽略了所在的“中间环节”。基层政府与农村集体在协同推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如仅关注到国家政策指引和地方利益,则难以实现其在中间环节中的作用,会导致制度变迁缺乏系统性安排。基层政府和农村集体应确定其在宅基地制度变迁中“中间环节”的定位,向上衔接因宅基地收益需求和产品功能转变而引发的制度强制性变迁,向下连系村民对宅基地灵活利用的创新需求而发生的诱致性变迁。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档案治理制度的供给演进、变迁逻辑及实践指向

对档案治理制度变迁规律深入研究有助于推动治理制度创新,推进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制度变迁理论的内在张力能够较好满足档案治理制度变迁的阐释需求,基于制度变迁理论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档案治理制度划分为一元管控阶段、多元管理阶段和协同治理阶段,并从变迁特征和变迁动力两个方面分析档案治理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探寻档案治理制度完善的现实路径,即助推多元主体协作、凝聚制度变迁合力,突破“路径依赖”桎梏、探寻制度变迁契机,正确把握制度变迁方向、最终实现档案治理善治。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中国特色学徒制吸引力提升的逻辑依据、现实问题与优化策略

中国特色学徒制是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重要成果,也是我国职业教育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中国特色学徒制目前处于起步阶段,吸引力提升是推动其健康发展的重要抓手。在制度变迁理论框架内,人才强国战略是中国特色学徒制吸引力提升的逻辑起点,主体信念变迁是中国特色学徒制吸引力提升的内在机制,发展环境变迁是中国特色学徒制吸引力提升的动力。正式制度建设滞后、非正式制度约束和过度路径依赖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国特色学徒制的健康发展。因此,中国特色学徒制吸引力的提升需要通过加强正式制度建设,提高正式制度对中国特色学徒制的支撑度;创新中国特色学徒制的话语体系,营造中国特色学徒制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打破拿来式职业教育改革的路径依赖,创新中国特色学徒制内生式的改革范式等维度来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政策变迁的动力分析——基于多源流理论视角

多源流理论对分析政策变迁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相关研究证明该理论与我国教育政策环境相互适切。基于多源流理论视角,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政策变迁发现:校外培训参与及产生的家庭教育投入负担、校外培训机构侵权以及社会大众多渠道反馈催生问题源流;构建良好教育生态的公众诉求、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政策导向以及地方校外培训治理的有益经验凝聚政治源流;人大代表等提案建议、专家学者理论探索以及新闻报道形成政策源流。三流汇聚促成政策之窗开启,同时重构了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政策环境。研究建议基于中国政策背景开展本土化研究,把握“政策之窗”开放期,关注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运营,推进校外培训分类治理的实践探索。

关键节点因果逻辑下的乡村制度变迁研究——基于四川凉山彝族高价彩礼治理案例

关键节点理论是历史制度主义关于传统制度如何突变的一种新解释。四川凉山彝族高价彩礼治理实践为理解乡村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过程:在乡村秩序维持阶段,容许性条件和生成性条件的双缺位致使传统秩序继续保持路径依赖的历史惯性;在乡村秩序改进阶段,乡村内部萌发生成性条件,但容许性条件的匮乏让传统秩序依然难以实现质变;在乡村秩序突破阶段,外部政策的要求满足变迁的容许性条件,内生力量的需要则满足变迁的生成性条件,二者结合使关键节点的因果逻辑得以有效发挥。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党建引领是关键因素,群众内生力量是基础动因,而自我实施是维持变迁的保障。

基于社会燃烧理论的中国土地储备制度产生与发展研究

研究目的 :确定土地储备制度在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历史演进中的地位 ,对其产生的必然依据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研究方法 :社会物理学的社会燃烧理论。研究结果 :土地储备制度是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第二次革命。研究结论 :社会燃烧理论可引入到制度变迁领域 ,是研究土地储备制度的产生与发展的一个有效的理论工具。

互联网环境下的制度变迁与社会治理研究

中国经济由30多年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不同阶层、集团及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进一步加剧,制度变迁步伐明显加快,正在开启全面改革进程。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无疑放大了利益冲突的形式与内容,也扩大了利益冲突对既存制度的冲击,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制度变迁的速率。基于上述背景,我们借助博弈论的分析工具,构建了互联网背景下利益冲突如何影响制度变迁的理论模型,增强了对中国制度变迁的解释能力,推进了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并给出了社会治理的政策建议。

制度变迁视域下的非奥运项目发展研究

通过制度变迁理论对奥运项目和非奥运项目二者的体育权利博弈进行探讨,指出:奥运项目是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产物,非奥运项目是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的选择,同时,发展非奥运项目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变化过程,整个过程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路径依赖会巩固和强化举国体制已经获得的成绩和影响力,新的制度改革与创新会遇到很大阻力,非奥运项目发展道路漫长。解决路径依赖问题是发展非奥运项目的关键,加快权力机构改革与权力释放的进程,能够为体育制度改革扫清障碍。发挥体育总局在改革中的主导作用,需济弱与扶强并举。此外,非奥运项目发展必须重视意识形态在改革中的特殊作用,意识形态直接影响中国体育未来发展道路的走向。最后,提出非奥运项目联合重组的路径选择。

制度变迁理论视域下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两个维度

"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在制度变迁理论视域下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需要关注意识形态、国家制度两个维度:一是构建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增强职业教育意识形态影响力;二是推进职业教育相关制度建设,增强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保障力。

农民认知与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研究

运用制度认知主义理论和制度行为主义理论研究农民认知与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关系,发现: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实质是农民的认知与中央政府的认知之间相互调整以求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过程;农地制度的整体效率取决于具体的制度安排是否尊重了农民的主观意愿;农民认知主要通过与中央政府认知的互动以及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两种机制影响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过程;农地制度变迁过程也塑造了农民对于农地制度认知的状况。

锦标赛体制与中国省级开发区的增长 基于省级经验的研究

开发区是中国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在"为增长而竞争"的背景下,中国的省级开发区在1984—2006年间大幅增加,其增长过程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和时期波动。本文利用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从"锦标赛体制"理论的角度具体研究了预算约束、省际竞争和国家制度变迁三个因素对中国省级开发区增长过程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构成了地方政府设立开发区的重要预算约束,但是各省省级开发区所经历的并不是一个受自身资源约束支配的自然增长过程,国家制度变迁因素对这一过程的影响更大。具体而言,一方面,国家层面的制度变迁造成了省级开发区增长过程的时期波动(省内);另一方面,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的变动引发了省级开发区增长过程中区域数量差异(省际)的时期变动。虽然开发区数量在各省普遍大幅增长,但根据本文的测量方案,在省级开发区的年度新增数量上并不存在显著的省际竞争。对于锦标赛体制理论的适用性仍需更多实证研究的检验。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农地制度变迁:回顾与展望

研究目的:分析总结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路径特征、决定条件和影响因素,并展望进一步研究方向。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研究结果:(1)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地制度变迁呈现出一个较清晰的路径,即改革始终沿着市场取向、明晰产权、稳定地权的方向演进;(2)农地使用权制度改革的成功源于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的结合,即弹性的中央政策制定、渐进式的地方实施以及具有学习效应的农户认知三者的有机互动,并体现出制度变迁的"共生演化"特征及其蕴含的"适应性效率";(3)新制度经济学是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和农地制度变迁的有效工具,然而由于经典的新制度经济学本质上的静态性以及国家理论的缺乏,难以对现实世界的各类制度变迁给出一般化的解释。研究结论:基于经典的新制度经济学,进一步整合行为经济学、机制设计理论、演化博弈论等理论工具,超越"强制性—诱致性变迁"二分法,构建一个真正动态的制度变迁模型是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美国《孤儿药法案》的变迁及启示——基于对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研究

运用制度理论和现象分析法,探讨了美国《孤儿药法案》形成以及颁布30余年的变迁,重点分析了其立法调整过程以及制度环境对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影响;认为其形成和变迁是一个三阶段的社会化过程,与产业组织结构相适应的制度环境能够有效促进产业发展;患者群体、联邦政府和制药企业分别在三个阶段中扮演主导角色,文化-认知性要素、规制性要素和规范性要素分别在三个阶段的变迁中起到推动作用;在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提出有效促进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核心是,既要紧抓制度环境建设,完善规制性要素,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法律支柱作用,还要强化文化-认知性要素,夯实其积累基础并提前防范,关注规范性要素,以调控产业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