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历史和实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中国生产力条件和国内外环境,统筹国内国外两种市场资源的演化结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新发展。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涉及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四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如何从学理上给予解释,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依然是一个难题。围绕国内循环、国际循环和循环的运行机制这三个方面,本文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以重新解读的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以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基石,构造一个开放条件下国家变量内生的经济循环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循环的历史进行考察,分析后疫情时代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史料与理论:范文澜探讨汉民族形成的语境

在形塑历史认知的进程中,理论和史料应当怎样关联互动,本是一个涵容广泛而相对抽象的问题,在1950年代关于“汉民族形成”的争论中,却成为一个形影不离的要素。那时所谓“理论”是特定的,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性的理论。然而这理论是外来的,它所依据的更多是西欧的史事,与中国的史实是否能“吻合”,是一个不小的问题。为避免削足适履,就需要考虑因地制宜的因素。而理论的指导意义是否要以史料为支撑,在两者的关系中,作为证据的史料到底居于什么样的地位,时人也是见仁见智。其实后人能理解前人,是因为双方有着可分享的意义关联,故理论和史料可以互补。若以“事实是理论的立脚点”为基础,借助古今中外共享的“意义系统”,就更能发挥理论的启迪作用。

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解析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的“物质救国”系统思想是基于宏观时势条件和其个人海外特定经历,这样两个不同层面因素的交互刺激而逐步形成。《物质救国论》是反映他这一思想的典型文本,在提炼和揭示其内容主旨的同时,兼而显示出其基本逻辑脉络,即通过中西比较感知双方弱强的巨大反差,进而总结和反思经验教训,遂认定“物质救国”为所谓“神方大药”。而从康有为思想“自变”与社会相关思潮的悖合来实事求是地观照,则可对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的正负双重意义在不同价值层面作出相应的分析和评说。

周作人“文化救国论”新评

周作人制造、发明的"文化救国论"其"中心思想",即是"大东亚主义的思想",也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同义语。周作人"文化救国论"的几个理论支柱:诬蔑气节,大反气节;炮制政治、文化二元论,人为地把政治、文化对立起来;所谓"不为国民政府守节"、"文化救国论"是一个彻头彻尾反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是对历史的曲解和嘲弄。

日本企业管理变革与经济伦理承接背景分析

日本企业管理体现浓重的经济伦理特点,原因是多方面的。儒家思想与西方功利价值观的东西文化合壁奠定了日本企业管理的经济伦理基础;民族利益价值观为其经济伦理提供了政治保障;较深的本体论认识提供了日本企业经济伦理本质定位;Z理论是注重经济伦理范式的实践执行;历史经验是经济伦理对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价值体现。从经济伦理视角探研日本式企业管理,对中国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明了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角度可以对"十七大"这一立场做深入分析: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结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结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科学发展观不是要用其他因素取代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而是以更科学、全面的角度协调、把握经济建设和其他重大问题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对当前思想界的各种"新中心论"有正确的认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第三届全国热应力大会会议综述

来自国内50多所高校近200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主要围绕以下主题进行研讨:热弹性理论及广义热弹性理论、考虑热效应的多场耦合力学、高低温环境结构下的行为及其控制、微纳尺度下的热应力分析、高温下的材料力学性能、热电材料力学、热振动与热冲击及其分析方法、热接触/热断裂/热疲劳等.本次大会充分展示了热应力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于倡导引领高水平的热应力研究,促进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推动热应力基础研究成果和重大工程应用的紧密结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科技本位主义”的社会思潮探析

“科技本位主义”作为一股新生的社会思潮,是民众对当前科技发展在意识形态上的集中反映。以“科技本位主义”为研究对象,从其“科技”与“本位主义”的核心要素出发对其概念进行界定,通过明晰该思潮的概念主体、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完成对其核心价值观念的初步探析。而一种思潮得以生成,必有其思想渊源,通过梳理近代中国科学思潮发展脉络,找到“科技本位主义”产生的历史动因为“唯科学主义”和“科学救国论”;再依据“科技本位主义”的现实表现,从人、社会、国家三个维度提出未来科学发展应以人为核心、科学文化为基础、新理念为思路,找到“科技本位主义”发展的合理路径。

阳明学为今时救国之本论——浅谈民国学术思潮的一个面向

阳明学是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经历了清朝的沉寂之后,民国时期得到了新的发展,并成为当时的学术思潮之一。有不少学者是从日本阳明学的发展得到启发,从而引起以阳明学救国的思考,于是阳明学开始逐渐作为救国方法引起广泛的讨论。无论是将阳明学作为救国之本,以之改变社会制度,重塑国民道德,还是将之用于国民教育,改良社会风气,都代表了民国知识精英群体的良好愿望。

由世界历史理论解析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困境——兼论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张力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预言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其最终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的预言迟迟没有实现的情况下,西方意识形态的教父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证伪。对此,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驳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市场神话"的虚伪,明确"市场"自始至终一直处于民族国家的监视和保护之下。民族国家曾经挽救了市场经济,但在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国家的构架遭到了削弱,全球市场与全球政治不能平衡,必然导致市场的最终失控。因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预言依然有效。

综合创新论视角下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

综合创新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化哲学论战中产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再次亮剑,在新时代又取得新的发展。综合创新论认为中华民族文化只能走“马魂中体西用”的融合创新之路,在学理上与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殊途同归,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毫不违背,它从哲学的高度洞察到中华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兴盛是必然趋势,对于构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但一直以来都没有引起理论界的足够重视。综合创新论的发生学、过程论和方法论三重视角,从理论上指明了构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方向和路径。在实践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之基,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动力之源,以“西方文化”为它山之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会中华民族共同理想,系统构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国难期中学校应有的觉悟”——《厦大周刊》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

九一八事变发生,举国激愤,远在东南的私立厦门大学师生与社会各界一道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他们借助校园刊物发表救国言论。言论一方面围绕国难的性质、根源和对策,另一方面强调民族危亡之时,教育应当根据战时国家的急迫需要做出调适,并提出青年学生所应担负的责任。《厦大周刊》虽仅为一份校园刊物,但在民族救亡时为学人提供了一个言论表达、国是讨论的有效途径,也为学生救国行为提供了导引。以《厦大周刊》作为切入点,可以系统细致地考察国难发生后校园师生和校方的态度、诉求及思想动态,显现国难之下学人血性与理性救国并存的特点,也显示出近代民族主义教育已发展成地不分南北、学不分公私的普遍形态,预示着全民抗战形势的形成。

历史唯物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建构

国际关系理论就是系统地阐述国家对外行为如何导致国际合作与冲突,从国家利益来阐述国家行为的根源。西方主流理论有的是从内部阐述国家行为的根源,有的是从外部结构阐述国家行为的根源,或者是两者的结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可以从这三个角度阐述国家利益,分析国际的冲突与合作。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西方主流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坚持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历史具体的生产组织方式及其生产关系来阐述国家利益的形成,并且强调外部结构与国家是相互决定的结构—施动者之间的关系。就国家内部而言,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认为国家具体历史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具体内容;就外部结构而言,世界秩序的基础是具体的世界性生产体系,而且这种体系具有时代性的结构特征。这种具体的社会经济基础分析国家利益和世界结构体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只有坚持这一方法,我们才能认识国家利益的具体性和特殊性、不同世界秩序的时代性,才能发现不同时代结构—施动者之间具体的互构关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机理、功能与嬗变——一个系统论的分析框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从精神层面解决民族问题和实现民族大团结的关键途径。从系统论的角度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特定的内外部环境作用下,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客观事物的信息输入人脑,并通过人脑的机能进行转换后生成的。这种意识形成后并非消极无为,而是在社会实践中通过发挥特定的功能反作用于客观事物,以无形的力量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和共同体成员的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可塑性和变动性,深受内外部环境的影响,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强弱有明显的变化。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机理和主要过程,可以为下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必要的基础。

1938—1942年回族精英对抗战中心理论的建构与宣传——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为中心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是抗战期间成立的规模最大的穆斯林团体。它于1938年成立后,在官方推促和回族精英的努力下逐渐形成了遍布全国的网络体系。协会对爱国、抗战建国等大加阐扬和宣导,并顺时将持久抗战、抗战必胜和坚持抗战到底等观念融入其中,使宣传内容层层累叠而建构出一套逻辑严密的抗战宣传中心理论。在宣传实践中,协会做到与宗教信仰体系和宗教权力结构相结合、将多种宣传方式综合运用、把着眼上下层相互配合。回族精英怀揣兴教救国理想,在抗战宣传理论与策略上着力精巧,为抗日救亡宣传作出了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