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刑法的发展回溯与理论供源

传统刑法体系遭遇网络犯罪形态后频现应答疲态,预防性立法由此显身,开启由网络犯罪策动刑法转型的号角,但网络刑法的理论根基尚不稳。网络刑法的演进是网络社会发展与网络犯罪迸发共同作用下真实的渐显;网络空间社会思维是网络刑法的建构基石,衍生丰富的刑法学意义。网络安全秩序价值的相对优位与网络自由的并重、网络安全法益的统领地位与刑法任务变更、预防性理念的内在觉醒与审慎运行,是网络刑法的根基之本,框定网络刑法的发展脉络。刑法知识迁移是渐进的,网络犯罪、网络归责、网络制裁堪当生成网络刑法知识范畴的参照性“母版”,未来可创设网络刑法典以实现知识结构的创造性立法固化。

我国污染环境犯罪中法益保护前置化问题探讨——以过失“威胁犯”的引入为视角

近年来,污染事故的高发引起了刑法学界的重视,许多学者提出在环境污染犯罪中设置过失危险犯,但该理论却存在固有缺陷,遂异议蜂起。刑事立法虽也在亦步亦趋地朝学者的吁求靠拢,却始终是小改小修,未将法益保护前置化的精神彻底贯彻于条文中。在这种情况下,本文拟扬弃过失危险犯的旧理论,提出过失"威胁犯"的全新概念,并以此为切入点,在借鉴诸多学者理论精髓的基础上,重点论证污染环境犯罪法益保护前置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结合外国先进立法,对构建污染环境犯罪的事前预防机制提出具体立法构想,以期为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的改革与完善贡献绵薄之力。

刑事合规的系统性反思与本土塑造

试点探索中的刑事合规已日渐成为“显学”,但也存在本体内容不够明确、规范构造相对不成熟、理论体系的建设不充分、立法跟进与支持不够、司法化滞后与规则空缺等结构性缺陷。刑事合规应以完整的要素与实施机制为存立前提,以奠定其作为刑事法制度的本体基础。刑事合规必须夯实其规范的本真内容,遵从综合性的规范意义,实现立体的规范评价,夯实合法地位。刑事合规的激励机制立足于功利主义,应当逐一澄清刑事合规的理论动能、激励原理,促进理论素养的持续生长。结合我国企业合规试点进展,有必要加快响应推动刑事合规立法进程,这会使激励机制变得“刚性”有力。为了克服刑事合规仍无“法”适用的试点困境,应在试验性司法模式下全面出台专门的指导意见与实施细则。

范畴理论与刑法解释立场

根据认知语言学、家族相似性原理,刑法范畴不是特征范畴,而是以典型原型为核心事实所建立起来的原型范畴。所以,刑法范畴都有明确的核心和不明确的边缘,无法用共同的语义特征来描述内部所有成员。在进行刑法解释、考察差的样本是否归属于某刑法范畴时,必须将该样本和典型原型进行实质性的对比,根据其相似度确定其是否属于该范畴。在该过程中立法原意、刑法的字面意义均提供不了帮助,而只能留给法官行使自由裁量,由法官根据具体语境并结合自己的前见对文本进行客观解释、实质解释。

论犯罪结果的本质

犯罪结果的单一本质学说或与犯罪客体相联,或者与犯罪对象相关。但这两类犯罪结果学说与刑法理论都存在矛盾之处。以单一本质为基础形成的多层次犯罪结果学说,不仅在划分技术上有瑕疵,且从两重本质的关系来看,犯罪客体侵害是对包含犯罪对象侵害的犯罪事实进行价值评价后得出的结论,不是因果意义上的结果。因此与犯罪客体相分离的、因果意义上的结果才是犯罪结果的本质。犯罪结果不仅是犯罪价值评价的素材,也与刑法在目的上意图防止的损害结果密切相关。所以在解释与运用上,犯罪结果应该与刑法的目的相关,且能够适用于结果犯与行为犯的认定,从而使对犯罪的通盘评价植根于犯罪事实。

大数据研究方法应用于刑事法学的冷思考

作为一种重要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大数据研究方法在法学中已有广泛应用。然而,通过考察大数据研究方法在刑事法学中的应用,不难发现其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不适用于难以量化的对象;不能代替定性研究;相当多的数据、合适的样本不易获取;容易忽视细节和联系以致基础不够坚实;存在逻辑断裂,结论仅是或然性的;貌似具有宏观视野却不及类型化思维。因此,大数据研究方法的作用不能夸大,更不能形成"大数据崇拜"。

刑法目的解释适用规则构建与后果考察——从语言学的进路分析

语言学上的言语行为理论为目的解释提供了哲学支持,但理论对目的解释的语言分析层面则很少提及。刑法解释理论习惯于在解释方法位阶中探讨目的解释的价值取向,对目的解释的适用规则却鲜有提及,以至于影响到目的解释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也使其在刑法解释方法位序中的地位遭遇挑战。就目的解释而言,需立足于语言学角度,根据合作原则构建目的解释的适用规则,最终将规则内涵揭示从经验理性推进到交往理性。若要保证语言学视野下目的解释的合法性,还需引入后果考察理论进行规制。

论刑法主观解释论的正确性——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看

刑法解释是应当采取主观解释的立场,还是客观主义的立场,是刑法解释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仅从规范法学的视角出发无法为这一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如果我们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出发,对刑法解释所要面对的含混概念进行深入考察,能够得出如下结论:(1)刑法解释只能采取主观解释的立场;(2)刑法解释应当采取主观解释的立场。

国家与国际刑事法庭合作中的几个基础问题

国家与国际刑事法庭合作的基本问题主要有合作的义务、合作的模式、合作中的法律及其不合作的法律后果等几个方面。国家与特设法庭的合作义务具有绝对性和排他性,与国际形势法院的合作义务具有相对性。国家与特设法庭的合作模式为纵向模式,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合作模式兼具纵向模式和横向模式的混合模式。国家与国际刑事法庭合作过程也是国际法和国内法相互作用的过程;特设法庭通过原则性兼灵活性的方式来处理其与国内法的关系,国际刑事法院则通过磋商的方式来协调其与国内法的关系。如果有关国家不与特设法庭合作,那么法庭的一般做法是庭长报告安理会,由安理会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要是有关国家不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法院将视案件来源情况的不同而通知缔约国大会或安理会,由二者分别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

供犯罪所用本人财物没收研究——以《刑法》第六十四条为切入点

《刑法》第六十四条对"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采取了严格的绝对没收原则,如何解释"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内涵和外延,是精准没收无法回避的问题。理论界主流观点是将"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限制解释为"与违禁品相当的财物";实务界的主要做法是将"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解释为犯罪工具。但是,这些解释不仅不能贯彻比例原则,而且不利于保护第三人在没收中的合法权益。弥补这些缺陷,应当突破"财物"是具体物的理论障碍,合理认定单数主体与复数主体、共犯与第三人、共有关系与负担物权关系中"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范围。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是兼具惩罚性、预防性、平衡性的第三类法律后果,性质上独立于刑罚和保安处分措施。

国际刑事诉讼法概念评析

概念界定是科学研究的起点,法律概念的创设则是学科成熟的标志。百年来,国际社会出现了国际刑事法院审判和国际刑事诉讼规约。实践经验的总结与规范制度的概括表明,国际刑事诉讼法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及特有的价值模式。因此,国际刑事诉讼法概念的析明将展现出一门新的法律,认识并发展国际刑事诉讼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刑法何以保护体育权:体育刑法法益证成

体育刑法的实定法体系及体育刑法学的学科体系一直没有在我国建立起来,根本原因在于体育刑法的同类法益及其正当性基础没有被揭示。体育刑法法益的证立,必须结合体育的功能与共同体的主流文化价值。宪法规范之于体育刑法同类法益的生成意义,只限于必要但非充分层面。体育作为象征符号以增强团体凝聚力、认同感的价值应被提升为最值得刑法关注和保护的价值。承载这一价值的竞技体育比赛之真实性就是体育同类法益的具相。这一法益经过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理论的类比考察,符合刑法的必要性与最后性原则的验证。

国际刑法学的若干基本范畴探析

国际刑法的本质属性、机能、功能与作用是国际刑法学的四大基本范畴。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全面、深入地探讨它们的本质、内涵、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研究它们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笔者从本质属性、机能、功能与作用的基本含义出发,结合国际刑法的发展历史和国际刑法学的学科特点,尝试性地论述了以上问题。

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论证与理解——以风险刑法理念为理论基础

《刑法修正案(八)》已在民众的呼声中顺利通过,但对于理论界和实务界来说依然任重道远,如何论证和理解法律规定成为关键。以风险刑法理念作为理论基础创建的危险驾驶罪必须合理解决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契合问题,以彰显以人为本的现代刑法理念,并在此基础上论证和理解犯罪构成,并检验刑事法律后果,从而提出可行性的立法和司法方案。

刑法体系解释之“体系范围”的审视与厘定

刑法体系解释之体系范围是运用该方法阐释论证刑法文本时,基于相应案件事实,就所参照的刑法体系乃至整个法律体系所择取的范围。通过适用审视,体系范围厘定不当主要是指,过度注重外在体系易导致结论的机械僵硬;在实质解释趋势下易肆意厘定内在体系之范围继而侵蚀罪刑法定。就此,有必要辩证性解决。就过度注重外在体系的问题,通过内在到外在融贯两个维度的体系范围来纠偏。就内在体系范围易肆意厘定的问题,在所涉文本之概念或语义明晰确定时通过外在体系来限制,此外则对所涉文本之内在体系范围进行类型化塑造,通过后果考察的方式来限制。

论行政执法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程序问题

基于我国立法上的二元违法制裁体系,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行政执法证据在达到一定的标准后,可以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中直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但是,目前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对可转化的行政执法证据种类规定得不一致,审查能否作为刑事证据的标准不清晰,势必会影响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应用.因此,应根据各种证据种类的特点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对可以转化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行政执法证据种类及情形予以统一明确化;审查行政执法证据的收集主体、程序、种类以及是否属于刑事非法证据等,认定其是否具有作为刑事证据的资格.

刑法中危害结果概念探析

刑法中危害结果概念探析张翔飞【内容提要】＇ｅｍ在刑法理论上，通行的危害结果概念混淆了危害结果与犯罪结果、危害结果与危害行为之间的界限，因此，未能真正揭示出刑法中危害结果概念的本质。刑法中的危害结果应该是指刑法规定的某种犯罪所要求的危害行为对刑法所保护...

保安处分的刑事法律化

自克莱因首次提出保安处分的概念以来，保安处分在预防犯罪、维护治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超越了地域与社会制度的局限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保安处分在中国却一直只有其“实”未有其“名”，本文在吸收借鉴外国优秀做法的基础上，通过现实问题的解决，为保安处分更名，试图在刑法上建立起完善的保安处分制度。

入罪谨慎与去罪宽宥:现代化视域中的轻罪治理

轻罪治理现代化是刑事法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轻罪治理价值理性包括刑法谦抑慎重理念、刑法机能二元平衡、刑事政策“轻轻重重”以及刑罚宽和适度等内容。以轻罪价值理性为目标予以衡量,当前我国轻罪治理存在入罪范围过于宽泛、罪名设置相对随意、出罪通道狭窄、轻罪治理过度依赖刑法以及犯罪附随后果严厉等问题。为此,应当围绕入罪谨慎与去罪宽宥的目标,在立法上实现轻罪罪名合理调控、入罪标准适当提升、轻罪行为适度回归治安处罚调整;在司法上发挥程序过滤效应,实现轻罪罪犯处遇宽和,以轻罪记录封存和犯罪附随后果清理实现轻罪去罪宽宥。

轻罪治理的目标导向、划分基准与刑事法回应

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有效提升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水平与治理效能是轻罪治理这一命题提出的核心主旨与目标归宿。我国刑法之中对重罪与轻罪并无明确表述,应立足本土法治对轻罪范畴进行合理界定。轻罪治理是未然之罪与已然之罪的综合治理,仅以法定刑作为轻罪划分基准忽略了犯罪治理的动态性和实践需求,应以宣告刑或者拟宣告刑为基准来识别轻罪,从而更好对接轻罪治理所追求的目标导向。实践中的轻罪治理呈现多维度面向,在刑事法上需要实现该当性惩罚与治理之间的协调平衡,同时要求刑事内外的兼顾融合,通过多元手段和综合治理策略,实现治理目的覆盖下的效益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