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

朱德进入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 ,凭藉的是他的卓越的军事贡献和丰富的政治经验。从“红军之父”到“中国军人的伟大导师” ,从“人民的救星”到“党的领袖” ,既表明了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 ,也蕴含着党和人民给予他的极大光荣 ,反映了他追求进步 ,服从真理 ,实事求是 ,不断创新的卓越品质。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的标志时期是党的七大。朱德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他实际上起了一个稳定的中和的作用 ;从194 5年到 195 6年 ,朱德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职务、地位和威望仅次于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沿革、结构与功能

中国共产党党组由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团改组而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组制度随着党的领导体制的演变不断调整。改革开放后,党组制度得以恢复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相关党内法规的完善,党组运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党组的设置机制、领导体制、权责定位机制、议事决策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构成了党组制度的基本框架。党组作为党执政和领导国家政权的组织载体,作为党有效领导非党组织的重要形式,其组织嵌入功能实现了党的领导全覆盖,党的意志转化与输出功能实现了党的领导与非党组织依法依章程运行相统一。

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发展民族教育的战略决策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民族教育事业。江泽民同志在多次讲话中阐述了发展民族教育事业的重要战略意义。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经验 ,进一步探索研究的基础上 ,形成了一套符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际的发展民族教育的思路 。

党政关系视阈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组)述论

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建立于1941年8月,1945年七大后改为党组,1950年1月随边区政府的撤销而撤销。它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完整经历从党团到党组的政府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时期处理党政关系的重要实践。1942年12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党组织公布的《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规则(草案)》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个政府党团规则,使党对政权的领导和政府党团工作有章可循。政府党团(组)是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桥梁和纽带,其主要工作方式是召开党团(组)会议,议决党和政府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创新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创新活动,运用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解决了一系列全新的现实问题,集中体现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创新思想,同时也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创新活动的新境界。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13年中所作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中,吸收和继承了邓小平的创新思想。同时,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又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创新事业感、创新责任感和创新紧迫感。

中国共产党党组的自主性问题研究

中国共产党党组(简称中共党组)作为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组织体系中的一种次级组织,是实现党对国家政权(或其他非党组织)领导的重要制度安排。从组织间领导关系看,中共党组从属于产生它的党组织。从实际功能发挥看,中共党组具有自主性。从党内文献看,对中共党组从属性的强调是一以贯之的,对中共党组自主性的研究则较为薄弱。本文依据中共党组在政治实践中的表现探讨中共党组的自主性问题,以深化对中共党组制度的研究。

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政治民主化的贡献

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而政治民主化是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体现。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即健全与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内民主制度以及基层民主制度,积极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

中国共产党党组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党组和党组制度是列宁式政党建党原则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重要组织形态和机制。近年来,学术界对党组研究逐渐重视,并取得了一些成果。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党组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目前党组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党组的属性、历史沿革与发展历程、党组的功能价值、优化党组建设的建议对策等方面,为今后党组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存在党组研究的自觉性、独立性不够,需重视党组的基础理论和强化党组工作实践中关键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对成果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单一,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对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判断的再认识

中共八大虽然对国内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判断,但由于在八大召开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没有讨论这一问题,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也没有涉及这一理论问题,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容是在八大闭幕前三天突然提出并匆忙写进《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去的。没有充分的研究讨论,导致了八大对中国国内主要矛盾论述比较粗略,文字表述不够准确科学。会后毛泽东对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持否定、怀疑态度并最终改变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由此可见,八大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不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熟一致的看法。

论党的三代领导对党的执政规律的探索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进一步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执政党与革命党的建设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过去我们对革命党的建设规律认识比较清楚,所以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被敌人分割包围的、偏僻落后的农村根据地,把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份的党建设成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对执政党的建设规律我们也进行了有益地探索,但总的说来认识还不够清晰。只有深刻认识与准确把握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党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远保持自己的先进性。

党的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诠释

党的领导集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内涵的实践诠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深入展开对这一理论体系的研究,无论是对于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还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政策建议,都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文化建设纲领及其建构特征

本文比较全面而深入地阐明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纲领的体系建构和建构特征 ,并指出这一文化建设纲领是对毛泽东的文化建设思想和邓小平的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继承、坚持、丰富和发展。

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主要贡献

本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 ,在创造性的工作实践中 。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人力资源思想特征述略

在知识经济时代,对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优化配置直接制约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因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十分重视人力资源问题,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力资源思想。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人力资源的思想具有时代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创新性的特征,并具有普遍的科学价值。

试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解放思想 ,深入实践 ,从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 ,特别在经济理论方面 ,不仅对邓小平经济理论作了深刻的阐述和创造性的运用 ,还结合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 ,总结实践经验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市场经济理论、所有制理论、公有制实现形式、分配制度。

新一届中央领导亲民政策的渊源和影响

阐述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亲民政策的历史和现实基础,思考这一政策对中国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指出这一政策将成为凝聚和团结中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

中共党组制度的历史逻辑、运作机理及实践要求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作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党组在党的组织架构中具有特殊重要作用,其历史演进过程体现了党对执政规律、治国理政认识的不断深化。通过组织嵌入、成员同构、职权交叉,党组制度促进了党的领导与依法执政的有机统一,成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高党依法执政水平的重要制度形式。在党组制度运行实践中,要把法治要求贯穿于党组工作的始终,完善党组的组织建设,优化党组议事规则、规范决策程序,不断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和科学领导水平。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生产力发展战略之比较

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在不同的经济形态背景下 ,选择了各具特色的生产力发展战略 ,对于我国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不同的作用。通过对三代领导集体的生产力发展战略的比较研究 ,可以得出结论 :只有切合经济形态特点的生产力发展战略 ,才能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浅谈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创立、发展与完善

回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创立党的统一战线并形成成熟完整的理论观点的过程;阐述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形成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科学体系,使党的统一战线更具有时代性、科学性、实践性和战略特征;分析了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统一战线的继承、丰富和完善,突出统战主题和根本任务在于大团结、大联合,争取人心,凝聚力量,为实现党和国家的宏伟目标而团结奋斗。

以德治国: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治国思想的新探索

“以德治国”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 ,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 ,有深厚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德治是对法治的补充和对精神文明重要地位的重新认识与把握 ;同时 ,也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承我国优良传统文化和加强“官德”建设的需要。在德治实践中正确处理好“德治”与“人治”、“法治”与“德治”、“治官”与“治民”的关系 ,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德治”在治国安邦中的指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