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字时代的《刑事诉讼法》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已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在本次修改中应当回应数字时代的需求,关注在刑事诉讼中运用新型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新问题。在基础理念层面,应当协调数字时代刑事诉讼中技术运用和人权保障的关系,兼顾法律修改的前瞻性与稳妥性,平衡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冲突。在基本原则层面,应当确立合法原则,要求目的、程序与手段的合法性;通过确认比例原则,协调目的、手段与后果之间的关系;依据区分处理原则对对象、场景、行为方式与监管方式加以区分处理。在制度规范层面,应强化对数字侦查取证的控制,推动数字检察法律监督工作,规范智慧审判,确保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数字化改革符合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从这三个层面出发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能使刑事诉讼的数字化转型在法治轨道内得以实现。

《海牙规则》之回顾与启示

《海牙规则》是船货双方利益妥协的产物,以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则为宗旨,具有调整内容的限定性、法律规范的强制性和规则内容的明确性之特点,其实施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基本实现了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国际化,且对当前这一领域的国际化仍然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汉堡规则》和《鹿特丹规则》采用的承运人责任规则超出海上贸易实际需求,以及在上述特点方面存在不足,是其未能发挥实现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国际化作用的主要原因。在正确认识海上货物运输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立法的共性和差异基础上,中国在对参加《鹿特丹规则》持谨慎态度的同时,应当在《海商法》修改时积极借鉴或吸收该规则中合理和成熟的内容,优化《海商法》第四章采用的“混合制度”。

“其他重大不良影响”型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行为研究——评《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22条第(三)项

2023年1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了《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其中第22条首次将商标恶意注册申请作为一个单独条款加以规定,彰显出修订草案对商标恶意注册申请的消极评价。但是修订草案中第22条第(三)项的规定与第15条“禁用标志”条款因“不良影响”而交织在一起。厘清修订草案第22条第(三)项与第15条“禁用标志”规定之边界尤为重要。通过对修订草案进行体系分析,将两个条文中的“不良影响”进行含义释明,提出对第22条第(三)项情形的规制路径,是有意义的。且厘清二者之间的关联,有助于进一步释明第22条第(三)项认定为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行为的条件。第22条第(三)项“其他重大不良影响”型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行为还应当具有相应的法律规制后果,以加强该规定的约束力。

论“混淆可能性”——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改草稿》(征求意见稿)

作为商标法中的基本范畴,"混淆可能性"既是侵权认定的主要标准,又是商标审查的重要尺度。实际上,对于大多数商标来说,其权利边界都取决于"混淆可能性";即便是驰名商标,要确定其保护范围也离不开这一基本范畴。尽管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主要条款却避开了"混淆"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混淆可能性"的基准性地位,误导商标执法司法。《商标法》第三次修订在即,我国立法机关应遵循商标法制的运行机理,以"混淆可能性"为基准重构商标侵权规范和审查(评审)规则。

《商标法》第三次修改回顾与总结

《商标法》第三次修改完成后,通过对这次修改的背景、主要内容以及修改特点进行回顾、分析,全面总结我国商标制度发展过程,提出商标法的制定及其第一次修改为我国商标制度的初创时期;第二次修改为国际化、现代化时期;第三次修改为本土化时期。

商标法修改若干问题探析

商标法的第三次修改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这次修改应强化商标权的私权属性,完善商标确权机制,加强注册商标的使用规范和驰名商标的保护,完善未注册商标制度和特殊商标保护,使我国的商标法更能适应经济国际化发展的要求,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全面依法治体与以德治体相融合的中华体育精神弘扬研究

2022年6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总则第一条中突出强调“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中华体育文化”,开启了全面依法治体和以德治体相互融合促进的新篇章。研究发现,中华体育精神弘扬面临基础和支撑不足、条件和保障不均、载体发展不充分、后备人才不充足和纪律规范不健全等困境,据此提出了扩大体育群众基础、保障体育资源平等、促进体育均衡协调发展、增强体育后备力量和遏制不正之风等中华体育精神弘扬推进策略。

诚实信用原则之于商标法

通过对商标法实施近30年历史的总结,论证了诚实信用原则在商标法中的基本原则地位和作用,检讨了现行法和"修订送审稿"、"征求意见稿"在贯彻诚实信用原则方面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改进的思路。认为应提高对抢注、恶意异议等不正当行为和侵权行为危害性的认识,强化对商标权的保护;关于确权程序的规定应当增加责任条款,并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

论我国著作权法修订中“合理使用”的立法技术

"合理使用"的立法技术是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中有争议的问题。"合理使用"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种:开放式、半开放式和封闭式。这三种模式各有其哲学和历史的背景,其实际的运行效果并不仅仅取决于立法本身,更取决于立法与司法的互动。在总体趋势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于增加"合理使用"的立法弹性。基于我国的司法现状,著作权法应当改变现有的完全封闭式立法技术,但要谨慎地设计立法的表述,平衡立法的可预见性与灵活性。

论《民法总则》对《海商法》修改之影响

民法与海商法之间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以及法制统一原则,要求修改后的《海商法》与《民法总则》相协调。《民法总则》要求修改后的《海商法》体现维护航运经济秩序和适应中国航运经济发展要求的立法目的;《民法总则》规定的绿色原则将推动修改后的《海商法》海洋环境保护价值的演进;《民法总则》规定习惯作为补充性法源能够弥补因《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港口货物作业规则》被废止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制度的缺失,并且要求修改后的《海商法》规定航运习惯的适用不再限于具有涉外因素的情形;《民法总则》将对海事诉讼时效制度的完善产生直接影响。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商标法治

商标法治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保障,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篇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建立了统一商标注册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践了商标全面注册,积累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实行商标制度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从速恢复统一商标注册制度以活跃经济基础,颁布统一商标法以引领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不断修正商标法,以法治手段引领中国式经济现代化。进入新时代,为保障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我国凸显市场地位,强调商标产权属性,主动完善商标法治,极大地激发出了商标的活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进一步释放商标法治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驱动力,还需不断增进对商标本质以及商标制度构成等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

恶意注册商标强制移转制度研究——评《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相关条款

为有效规制商标恶意注册,我国新一轮《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新增恶意注册商标强制移转制度,就适用范围、程序规范和审查条件作出全面规定。据此,针对他人恶意注册的商标,在先权利人除提出无效宣告申请外,还可请求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将该注册商标移转至自己名下。构建强制移转制度既可有效遏制恶意注册、又能及时维护在先权利,并有助于我国参与和融入商标恶意注册国际治理体系。在适用范围上,应有效涵盖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驰名商标的恶意注册,有信义关系的当事人恶意注册和侵害他人在先权利(益)的恶意注册;在审查条件上,现有规范设计合理,但需做适用顺位上的细化研究;在程序安排上,则宜更进一步,将强制移转制度引入注册审查阶段;在后续修法程序中,对相关条款设计可做相应优化和调整。

中国公司法立法与实施的经验、问题及完善途径

回顾中国公司法颁布和实施以来的情况。肯定立法的改革精神和进步性 ,指出其存在的过渡性和时代局限性 ,提出了公司法修订意见。分析了妨碍法的实施和影响公司规范运作的各种因素 ,包括体制、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法治意识等方面的问题。随着国家各项改革不断深入和法治进程不断推进 。

我国驰名商标制度及其完善研究——以第三次修改后《商标法》为主考察对象

驰名商标制度从在我国《商标法》中诞生之日起就被畸形化利用,其在畸形化的发展中,误导了消费者的消费观念,给市场造成了极大的困扰。驰名商标制度多年来为学界所诟病,为驰名商标正名的呼声终于在《商标法》第三次修改中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但是这次《商标法》对驰名商标制度的修改还不够彻底,驰名商标制度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进步中的中国《商标法》

第三次《商标法》修改历经多年酝酿,经人大常委会反复修改,三度审议,终于高票表决通过。修改后的《商标法》,一方面,因应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立法机构尽其所能,尽量广泛征求各方的需求、意见和建议,反复推敲,仔细斟酌,力求设计出一部符合国情、契合现实、服务建设的法律。相比2001年版的"入世"商标法,已作出较大幅度的修改,进步是明显的,但其完善的程度是相对的。针对此次商标法的修改从积极的角度给予正面评价,同时对法律修改中的遗留问题提出建议。

论我国商标注册审查制度的优化——兼评《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定

随着商标申请量逐年大幅上涨,我国现行商标审查制度已无法满足改革需求,优化商标审查制度势在必行。尽管国家知识产权局新公布的《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涉及多项实体与程序性规则的改变,以优化商标确权程序,实现商标审查的提质增效,但仍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德国和日本的商标法修订后,其审查制度有可供借鉴之处。为完善我国商标审查制度,针对现存问题,建议《商标法》第五次修改作出相应调整:取消相对事由审查、实行商标异议后置、增设异议纠纷的自我和解机制、增设以商标使用为标准的快速审查渠道、提高商标审查费用。

新版《中图法》与《杜威法》法律类的比较

从六个方面对《中图法》第四版法律类的第二分类体系和《杜威法》第二十一版的法律类作了比较 ,找出它们的差别和各自的优劣 ,并着重对该第二分类体系的修订提出初步意见 ,还希望《杜威法》

商标异议制度改革研究--以《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为视角

商标异议制度作为我国商标法历次修改的重点,其实体规范与程序机制应当如何构建,向来众说纷纭。2023年1月13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对异议制度的修改,虽然符合流程简化、效率优先的修法趋势,但依然存在恶意异议、程序冗长、司法审查程序当事人并非真正有争议的对抗双方、循环诉讼等问题。在明确权利救济功能是商标异议制度的唯一功能后,建议在实体规范方面将异议主体限定为在先权利人和利害关系人,将异议理由限定为不予注册的相对理由;在程序设置方面从异议前置转向异议后置,将我国商标异议程序改革为“行政一审与民事诉讼模式”,使异议制度与无效制度各司其职。

试析《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五条中的两个问题

《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五条第三项的规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仅规定了商标与企业名称的混淆问题,即类型单一,这将造成商标与他种商业标识关系性质的割裂;二是认定条件的不当降低,这将产生商标权在该法中的"霸权主义"。建议扩大他种商业标识的范围,并提升认定混淆的前提条件。

民法视野下海运承运人无单放货责任之法理变迁

海运承运人无单放货行为作为航运业务的常态是产生众多法律纠纷的根源所在,这种“合理但不合法”现象可归结为于业内对其法理内涵的认识不清以及海商法相关制度存在缺失。站在民法的视角梳理无单放货责任的法理变迁,就归责原则而言,该行为在经历了多个阶段之后被认定属于“违约性侵权”;在免责事由方面,该行为在司法实践、航运实务与相关法律规定中均无法脱离民法基础,如意思自治原则、善意第三人与中途停运权制度等。无单放货的频繁发生也加剧了关于提单存废的争议,对传统提单的质疑推动了提单电子化进程,促使电子提单与合同电子数据制度逐步趋同。我国《海商法》的修改也应当遵循这种历史流变与法理变迁,考虑航运业的特殊性,在借鉴民法制度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提升海上运输的效率性与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