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下数据资产的价值评估与治理问题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国家大力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与发展,数据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与各个领域深度融合。部分数据的特性符合会计对资产的确认前提,因此具有了资产属性。由此,数据资产作为企业的核心资源,数据资产价值的准确评估对于企业提高经营绩效、实现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但是,面对庞大的数据量,企业如何充分利用好数据将其转化为重要战略资源亟待解决,数据治理逐渐成为重要的数据创新管理手段。因此,需要对数据价值及数据治理等相关问题予以充分关注。文章首先回顾了数据资产、数据治理的相关概念,再分析数据资产价值评估的方法,进而引出研究价值评估与治理的互动关系,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期提升数据治理能力更好地挖掘数据资产价值,推动数据资产价值评估及治理的相关研究。

概念变迁视角下的网络空间国际治理

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借概念成为历史。概念是理论构建的基础,也是对实践的高度抽象和概括;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发展进程可以从概念变迁的视角透视其发展的逻辑和趋势。从互联网治理到网络空间治理再到数字治理,网络空间治理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其背后体现出三类治理目标和两种治理逻辑。展望未来,整体上看网络空间治理的概念还将进一步细化和分化;就某个概念而言,其当下的生命力取决于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从概念史的角度,其价值和生命力永存。

从多元主义到多维主义:数字时代公共治理的模式变革

治理系统的多维化是数字时代公共治理的新特征。在数字时代,公共治理的数字化不仅提升了治理效能,更形成一种在数字空间中运作、以数据与算法为驱动的新治理形态,而数字空间中治理信号传递方式的差异则塑造新的治理运作模式。具体而言,数字技术从空间、主体、资源三个层面重构了公共治理系统的基本组成,推动“物理-社会-数字”三元空间、“个体-组织-算法”多维主体以及“数据-算法-算力”资源体系的形成。治理系统的多维化将引致治理模式变革,治理过程呈现出跨事务、跨时间、跨地域的立体化转型,并进一步带动治理职能体系的分层与组织结构的动态化变革。公共治理的多维化发展不仅仅是一种可观察的已有现象,它更展现了未来公共治理的潜在形态。

数字时代文化产业治理新特点与繁荣文化产业新思路

数字时代我国文化产业治理环境日趋繁复,不确定性明显增多。文化产业治理呈现出治理对象模糊、治理内容具有嵌合性、治理过程动态化和治理主体网络化等新特点。为适应数字时代的变化,文化管理部门在治理机制、政策制定等方面进行了调适,但与数字时代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仍十分突出,迫切需要完善文化产业治理体系。推动数字时代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需秉持适应性治理理念,做到敏捷治理、包容治理、数据治理、开放治理、协同治理、综合治理。

我国科学数据共享现存问题溯源与治理路径探寻——基于数字治理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制定了一系列科技发展战略决策,开启了我国科学数据共享建设的历史进程。检视我国科学数据共享现状,现阶段最为突出的制约科学数据共享建设与发展的现实问题,就是科学数据资源的分散化和“碎片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发展不平衡。运用数字治理理论及其研究方法,通过构建“价值理念-组织机构-机制体制-数字技术”的四维分析框架,对我国科学数据共享进行研究,探讨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相应的治理路径。

公务员数字素养:概念特征、结构测度及提升路径

如何培育和提升公务员数字素养,既是当前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实践的重要现实问题,也是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热点问题。在全面回溯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厘清公务员数字素养的概念内涵与特征;系统梳理公务员数字素养的概念框架,剖析这些概念框架在结构维度上的共性和深层次联系。基于情境学习理论,构建“公务员——数字政府——数字社会”联动的公务员数字素养提升路径与策略整合模型,从公务员数字思维和认知、数字知识和技能、数字行政技能、数字治理能力的综合提升,以及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保障支撑作用这五个层面提出优化路径与推进策略。

网格化管理:中国基层治理的基础设施

网格化管理是一种源自地方实践的政策工具,历经多年扩散创新,成为了中国基层治理的基础设施。其要义在于借助信息技术,对基层公共事务进行网格式划分,高位推动打破部门壁垒、实现层级贯通和治理重心下移,并通过考核与问责落实责任,以独特的运行机制更好地实现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目标。网格化管理的出现,显著影响了科层制和网络化治理等公共事务治理的基本治理形式,也为一些中国特色的治理方式注入了新的元素,从而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产生了直接作用。由于网格化管理本质上是层级制升级和改造的产物,它可能存在着责任落实和问责的不合理、挤出部分人群的权利、压缩社会空间等弊端。不过,经进一步创新和发展,网格化管理可能积极推动数字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政府角色变革:逻辑与进路——一个双联互动的分析框架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具有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需要“有效市场”,还需要“有为政府”,要求各级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公共服务供给、市场经济干预和市场秩序维护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推动政府治理体系、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工具的优化与革新。相比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及其对应的“全能型政府”形态,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有为政府”要求各级政府以更加科学系统的公共政策制定、更加全面优质的公共服务供给、更加及时有效的市场干预和更加稳定透明的市场秩序为目标推动政府角色变革,不断解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智能化时代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创新路径探索

随着信息技术的兴起和应用,人类进入智能化时代,社会治理数字化开启新纪元。社会治理数字化以数据平台为关键基础设施、以数字技术为重要驱动力、以数字政府为领导核心,帮助解决我国城市治理过程中的问题、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并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赋能。当前,社会治理数字化创新面临多元主体自觉性不足,协同不充分、治理体系建设不完善,发挥作用一般、人才培养机制滞后,数字人才短缺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监管难度较大等现实困境。为此,应采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监管力度、完善数字化治理体系,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以及积极参与全球数字化治理,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等创新路径。

诉源治理背景下数字化纠纷解决的新模式:“网上枫桥经验”

诉源治理的核心价值追求是从逐步实现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有效化解,到最终实现“法治、德治、自治”相融合的“天下无讼”的目标。基于技术支撑的智治系统、预警监测的网格体系、敏捷有效的政府回应和数字赋能纠纷解决的“网上枫桥经验”是数字时代基层社会矛盾源头预防、有效解决和实现诉源治理的关键。相较于传统的多元解纷机制,“网上枫桥经验”通过充分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治理优势,塑造党建引领、多部门协同的“整体智治+流程优化+风险预警”新型数字化基层治理体系。对传统纠纷解决模式进行系统化重塑,突破在制度设计、程序技术、资源配套等方面存在的瓶颈和短板,实现矛盾不上交、就地及时解决,缓解司法资源的供需矛盾,达到诉源治理和构建“无讼”社会的目标。

数字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的拓扑模式

数字时代催生了市域社会治理的拓扑模式。数字的拓扑性和不断走向拓扑化,塑造了一个崭新的拓扑性市域社会,在尝试探索市域社会的善治时,注定不能忽视与拓扑性市域社会现实情境相符的拓扑模式。在拓扑模式下,拓扑既为数字的特性,又为治理的工具,同时亦将数字看作治理本体并视之为人性化的有机生命体。拓扑模式的治理逻辑线由“数字的拓扑性”、由此衍生的“拓扑性市域社会”以及二者关联之下的“拓扑的物理性质和作为治理工具(理念)”共同生成。拓扑模式治理以数字本体为切入点和突破口,遵从数字本体的本质特性变化而及时调整,旨在从根本上克服治理模式经常滞后于社会变化的结构性矛盾,建构与数字化市域社会形态高度匹配的变迁式社会治理共同体。

检察机关深化保障社会治理的路径探究——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视角

检察机关是社会治理体系的法治保障主体,其功能在于以“服务中心大局”为理念引领,以法律监督职能为立足点,在职能的拓展中探索保障社会治理的路径,从而更好引领社会的法治意识。据此,在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视域中,检察机关拓展职能时应当以人民立场为治理导向、法治福利增量为权威彰显、多元主体共建为成效目标,有效探索保障社会治理的路径。结合检察工作现代化的内在需求和保障社会治理的目标,检察机关应将保障基层治理为主要实现机制,结合区域差异特色开展检察工作,推动实现城乡调和。在核心内容上,推进溯源治理,全流程、多层次建立起“溯源共治—矛盾检调—监督保障”的溯源治理模式,并可以将“枫桥式检察室”作为手段依托,延伸职能触角,全方位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现代化进程中数字化不可缺席,检察机关还应将数字检察作为保障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以数字思维、数字自信、数字产品同步推进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数字化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构序变革

在数字化时代的浪潮中,国家治理正经历着一场划时代的变革。数字技术的兴起不仅彻底重构了国家治理架构,更孕育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新逻辑体系。面对数字化与国家治理深度融合所带来的治理结构质的飞跃,需要超越表层的复杂性,洞察国家治理深层的运作机制,确立其本质的秩序。在此过程中,首先要明确数字化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本质上何以成为一种原生性创新。因此,需要深入剖析数字化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建构性关系。从生成论的视角出发,引入“逻辑构序”的概念有助于探究技术与治理之间的相互建构机制、发展过程以及运行和发展的秩序框架。由此,能够在整体上提升对数字化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结构关系的解释力,有效构建一个清晰的全方位新秩序。深刻理解技术与治理的互构关系,有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深入分析数字化背景下的治理实践,能够揭示技术与治理的互构性,阐明“理念—工具—对象”的构序维度在数字治理中的关键作用。为了实现治理的有序性、稳定性和灵活性,数字化时代的国家治理需要在构建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解决治理问题等方面实现真正的现代化构序,持续优化技术与治理的交互作用,充分发挥数字治理的优势。

“第三波浪潮”里中国数字治理的世界影响与时代价值

数字时代治理已经呈现从“第二波浪潮”向“第三波浪潮”演进的态势,对身处这一环境中的亚非拉诸多国家而言,西方数字治理模式吸引力逐渐下降,中国数字治理模式吸引力则稳步上升。中国数字治理的世界影响与时代价值主要是:中国为亚非拉国家提供数字治理指导理论、数字治理模式的全新选项。从前景来看,中国数字治理的世界影响与时代价值将进一步增强,其中的启示是:数字治理过程中必须以本国国情为主、经验借鉴为辅,构建与本国国情相符的数字治理模式;在执政党领导下遵照总路线一以贯之地推进数字治理进程;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双重驱动下实现因需制宜;有效借助非均衡政策将不平衡程度控制在适度范围内。

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关系的三维探讨

纵观人类社会工业革命的历史,每一次重大的技术变革都伴随着劳动关系的改变,以人工智能为显著特征的数字经济亦对劳动关系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关系的要素呈现出身份从属性弱化、主体资格性异化和报酬有偿性凸显的变化,具有非典型化、碎片化、模糊化和分层化的特征,并且面临着人机关系不明晰、社会保障不完善和职业结构不平衡等现实困境。因此,应从坚持明确劳动者主体地位、积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着力培育新型职业体系和统筹实现多方协同治理入手,引导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关系的健康发展。

“智能+”时代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逻辑架构、要素协同及数字治理

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等方法,探究“智能+”时代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架构、要素协同及数字治理。研究认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架构是发展目标多向度、基本结构集成化和运行逻辑智能化;要素协同表现为科技创新要素、数据资源要素、产品创新要素、体育人才要素和渠道创新要素的协同共促;数字治理路径包括数字治理主体双向触达、数字治理能力精准配置、数字治理制度精准供给和数字治理结构靶向施策。

政务数字人的发展研究

随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数字人产业焕发生机,在多领域开始应用并逐步融入政务服务领域。政务数字人的发展从初级交互迈入智能交互阶段,其类人超人与无限智能的特征,使其成为政务新媒体后政务服务优化的新入口,助力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但其目前在领域特性、技术突破、治理责任、数据安全等方面存在发展困境,未来需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建立优质特色的发展生态,深化数字技术的融合创新,健全监管反馈的长效机制,以“数字人+政务服务”赋能数字政府深化发展,开创数智政务新局面。

数智时代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逻辑向度与实践进路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也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人类社会已由信息时代步入数智时代,时代的变革为高等教育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是适应数智时代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基于此,为推动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需进一步厘清数智时代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分析其在价值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双重逻辑,探讨其在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技术、治理空间的四重向度,聚焦其在制度、主体、技术、伦理层面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并据此提出四个方面的实践进路:完善法治建设,推进制度供给;提升技术素养,明确身份认识;保障设施建设,促进技术合作;强化人的主体性,优化算法与技术治理。

数字中国背景下数据治理的时代内涵、价值意蕴与实现路径

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数据治理进入崭新发展阶段。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础工程,数据治理不仅关乎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更是国家数据安全的重要保障。然而,当前数据治理面临框架不统一、权责不明、技术创新不足等挑战。为进一步提升数据治理水平,从数字治理的层次和内容出发,提出数字治理应该坚持战略思维、法治思维、创新思维和系统思维的构建原则,通过统一治理框架、明晰权责界限、加强技术创新、优化治理生态,推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数据治理体系。

数智时代我国网络文化治理的现实境遇及其优化路径

伴随社会信息化的高速发展,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元宇宙等为代表的数智技术迭代升级,其嵌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不断提升,逐渐推动人类社会迈入“万物皆数、智能互联”的数智时代。当前,数智技术已然成为影响我国网络文化治理效能的重要变量,数智时代逐渐成为形塑我国网络文化治理的崭新境遇。一方面,数智时代为更新我国网络文化治理思维、丰富治理手段、提升治理效能、改善治理水平等方面提供新机遇。另一方面,数智时代我国网络文化治理还面临技术制霸侵蚀治理理念、资本逻辑加剧治理难度、数智陷阱削弱平等属性、数智极化阻碍有效传播等新挑战。这就需要通过坚持基本原则、提高主体能力、优化内容供给、引导技术善用等探寻数智时代提升我国网络文化治理效能的优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