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土司写史:近年来元代土司史研究述论

土司制度是土司研究中的核心,其在维护多民族大一统国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土司制度创立于元朝,不过关于元代土司,大多史书上的记载显得模糊和简略。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学界关于元代土司的研究,趋势是开始反思以往研究的不足,回归原始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学者对于元代土司的研究,聚焦于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元代土司的个案研究、“土司学”以及元代土司制度的指导思想和治理思想等方面。

关于元朝的国号、年代与疆域问题

蒙古原是金朝属部,成吉思汗受金官封"属部统领",乘金朝衰败,称帝建国,接着出兵攻金,逐鹿中原。其继承者先后灭金、灭南宋,实现了对全国的统治。其国号本为"大蒙古国"(在中原汉地称"大朝"),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建新国号"大元"以示承继中原历朝统绪,同时保留原国号,遂称"大元大蒙古国"。元人以太祖成吉思皇帝为本朝开国君主,明初所修《元史》同此。所以元朝起始年代应为成吉思汗建国的1206年。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征服了直到小亚、东欧的西域许多国家,实行皇族领地分封,形成西北四个汗国,称"宗藩之国"。元朝皇帝是大蒙古国大汗,各宗藩奉为宗主,名义上统有包括各宗藩国的辽阔版图,实际上各宗藩国均自主统治本国;被宗藩称为"大汗之国"的元朝廷直接管辖之地为中书省和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湖广、江浙、江西十行省,以及吐蕃三道(算一个行省),这就是元朝的疆域。

关于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的作年

关于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的写作年代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是景元四年十月，二是甘露三年，三是景元二年。其中第一种说法影响最大，几为定论。经考证，阮籍此笺作于甘露五年四月。

许衡与元初蒙古、色目生员之培养

许衡是元代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政治家,他一生政治上的作为并不是很大,大部分时间是在教书育人中度过的。他对元初蒙古、色目生员严格要求,向他们灌输程朱理学思想,促进了这些生员的“汉化”。许衡培养蒙古、色目生员的出发点在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为元朝造就了大批人才。

论北魏末年的邢杲暴动

邢杲暴动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青齐豪强与河北流民之间的"主客矛盾",而是北魏朝廷没有按照政治实力大小在南渡青齐的河北大族中施行"皆置命属郡县,选豪右为守令以抚镇之"的政策。因此,邢杲暴动虽然带有流民暴动色彩,但其性质却是邢杲利用河北流民武装来维护和争取自身政治利益的政治斗争。同时,邢杲暴动又是导致依靠梁朝少量武装支持的北魏宗室元颢轻易占领洛阳,进而引发北魏末年政局一系列巨变的重要因素。

从马致远作品看元代大都文人的隐逸文化

为了研究马致远的隐逸思想,针对其杂剧散曲进行研究,深入分析其中表现出的隐逸思想,探讨马致远隐逸思想形成的原因,分析这种思想对元代大都文人群体的影响。在研究马致远作品的基础上,提出其隐逸思想的矛盾性和大都文人群体中普遍存在此种矛盾的观点。

宝祐四年贡举与宋元之际文章学的嬗变

宝祐四年贡举是宋元之际文章学史上的标志性事件。首先,吉州、庆元府等地士人群体应试活动兴盛,创造了地域举业的佳绩,它推广了时文技艺,扩大了科举学的社会基础,促进了文章学的体系化和理论化。其次,士人阶层向上流动、寻求晋升的现实需求促进词科学的成熟,宝祐四年的词科取士推动了词学体系的完备,为骈体公文树立了写作范式。第三,宋元易代促使进士群体反思科举体制,突出了文人的价值担当,丰富了文章学的精神意蕴。

元杂剧作家史樟生卒年考

元杂剧作家史樟,其生卒年冯沅君先生定为1240?―1288年,本文提出冯先生有关史樟卒年的论断不能成立。史樟生年在1234―1245年之间,有关史樟事迹的记载最晚确切年份是1280年。

论“《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说之不成立——就教于石昌渝先生

石昌渝近年来发表系列考据文章论证“《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一些学者撰文提出质疑和反证。本文从终结这场论争的立场出发,在对石氏立论证据土兵、银子、子母炮及腰刀逐一证伪的基础上,从学术思维和文学史脉的双重背景上,论证即使以学术假说视之,石氏是说亦不能成立,进而提出了“《水浒传》成书于元代中叶”这一虽未经证实、但却有较大合理性的学术假说。

《文心雕龙·諧讔》诙谐文学理论文献考

通过对元至正十五年本《文心雕龙·諧讔》的汇校,对比、辨析异文,并经过考据,梳理出文论观点:"隐"与"讔":"言"的形式因素对于"讔"具有极端重要性;"内怨为诽"与"内怨为俳":怨怒心理以诙谐的形式外现;"有足观者""有定称者""有足称者":"意在微讽"之"諧"值得欣赏与肯定;"本体不雅"与"本体不■":"諧"的主旨与形式的反差矛盾造成流弊;"君子嘲隐"与"君子隐(讔)":"谬辞诋戏"之"讔"属于与"君子隐(隐)"对立的"小人讔"。

马致远散曲艺术别论

马致远是元代散曲重要的代表作家,综观近年对来其散曲方面的研究,论者多局限于“诗情”、“画意”、“意境”等艺术特征的分析,本文从“就近取物的设境”、“方位切换的视角”、“重趣的场景追求”这三个被人忽略的细微艺术特征切入,再次探讨马致远的散曲艺术,感受其散曲无限的魅力。

元至治年间虞集若干事迹考

虞集是元代的著名文人,限于史料记载简略、混乱,虞集在至治年间的事迹较为模糊。虞集于延祐末期被元朝政府任命为翰林院编修官,但旋即返乡丁父忧。虞集丁忧起止时间开始于延祐六年(1319)秋七月至九月之间,结束于至治元年(1321)秋八月至十二月之间。至治二年(1322)虞集结束丁忧,出游吴中,沿途游庐山白鹤观、杭州报国寺和苏州开元寺,并与文人、佛道名士交游唱和,后在苏州省墓并拜访族亲。

忽必烈藩府儒士群体的圣贤气象

蒙古时期,蒙哥汗即位,忽必烈以太弟之尊开府金莲川,广延藩府旧臣与四方文学之士。其中,多是金末山东、山西、陕西、河北等不同地域的儒学、文学等领域的精英,还有一批深受儒学影响有着很高汉文化造诣的非汉族侍卫谋臣。因而,在忽必烈金莲川藩府,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来源广泛,文化渊源和师承各异的儒士群体。他们以其独特的儒者气质与人格追求,展示了儒家所追求的"圣贤气象",既追求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孔颜乐处"的精神超越,同时,在金元易代的特殊历史时期,更加突出了士人品格中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出仕而行"道",推行汉法,以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济民活动为人生追求。

近三十年元代文言小说研究回顾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国内元代文言小说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80年代后期,元代文言小说资料初步得到辑印,为元代文言小说研究提供了一部分基础资料。第二阶段为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二十年间。元代文言小说研究渐入学人研究视野,基础资料进一步被收集整理,对元代文言小说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有所肯定。围绕一些代表作的研究有较为全面深入地探讨,也有对代表作之外作品的探索研究。第三阶段是2010年后至今成为元代文言小说研究的一个小高潮。一批博硕学位论文的选题以元代文言小说为专门研究对象,更多的元代文言小说作品进入学人深入研究论证的范围,有将元代文言小说研究全面铺开并向纵深挖掘的趋势。但相较于其他朝代的文言小说研究来说,元代文言小说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很多基础问题尚未解决,元代文言小说的研究尚有广大空间,应该予以重视。

元和十四年朝廷大事件对白居易忠州诗的影响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三月二十八日白居易到达忠州任刺史,在任期间,他写下了大量诗歌,其主要特点一是记写政事的作品平和简淡,二是以个人生活为主题的作品普遍渗透着乐少愁多的诗情。这种情状的出现除个人仕途际遇的原因之外,也与朝廷发生的大事件有很大关系。正是朝廷的大事件与白居易自身的仕宦遭遇共同作用,塑造了白居易忠州时期的诗歌表达形式及情感方向。

《资治通鉴》元嘉元年“涿郡举崔寔”校证

《后汉纪》记载汉桓帝元嘉元年诏举独行之士,安平崔寔郡举诣公车,称病不对,退而论世事。《资治通鉴》采用了《后汉纪》的记载,又具体为?涿郡举崔寔?。笔者质疑《后汉纪》元嘉元年的时间和《资治通鉴》的?涿郡举崔寔?事件。从探讨具体与笼统的?桓帝初?入手,比较各书记载,认为汉桓帝诏举至孝独行之士的时间当为建和元年四月庚寅。从安平县由隶属于涿郡改为隶属于乐成(安平)国、两汉察举有名额限制、郡国守相举荐的孝廉等人多是具有本郡国籍贯、著籍于本郡国者等方面考察,不可能有?涿郡举崔寔?事件。《资治通鉴》致误的原因,在于未注意行政区划的变更会影响历史人物的籍贯,在于误解了?郡举?的含义,?郡举?并非只指郡太守举荐孝廉等,也包括王国相的举荐。

七百年滇黔驿道考

黔驿道始建于元至元二十八年,非庄蹻、奢香所建。该驿道开通以后即成为中央王朝内陆边防的生命线。贵州建省的主要目的是保此一线以通云南。

《汉宫秋》对传统观念的突破及其艺术魅力

《汉宫秋》是以汉元帝为爱情主人公的末本戏。君王以爱情主人公的面目出现,突破了传统封建道德观念中君王以刑政教化为重的那个严肃、无情形象的禁锢。同时,渴望安定和平、幸福生活的生存意识的彰显以及戏剧中'情'的诗化处理方式都增添了《汉宫秋》的魅力。

论元初南宋遗民词中的隐逸词

元初南宋遗民词人身为最下等的亡国之民 ,有着极其痛苦的心灵体验 ,他们出于民族自尊和对民族歧视的反抗而选择了归隐 ,由此产生了大量的隐逸词。这些词反映了遗民自己对历史、人生的深刻反思和“贵适意”的新的人生价值观 ,赞美了隐居生活方式和环境 ,在表现进取与退隐的文化心理和元代社会思潮方面 ,具有典型性。

杰出的契丹族科学家——耶律楚材

本文着重介绍了杰出的古代少数民族科学家耶律楚材在我国古代天文学和地理学等领域的突出贡献,尤其对他编纂《西征庚午元历》、提出“里差”概念的背景及其产生的影响给予了重点的分析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