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晚期朱子学的自我拯救及其学术史意义--以李元春为中心的探讨

清代中晚期是朱子学趋于势微、日渐羸弱的时期,以李元春为代表的朱子学者以道自担,奋力自救,力图从卫朱子之道、辨心学之偏和斥考据学之僻三个维度展开对朱子学的拯救,呈现尊朱而不佞朱、谴取心学和考据学的学术取向,并仰赖其在中晚清朱子学营垒中的学术地位,相应地涵具了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提振了朱子学的地位,推动学术思潮由汉学独大向汉宋(朱子学)兼采转进;二是促使关中地区成为中晚清朱子学研究的重镇;三是力促关学的学术形态由崇尚阳明学向尊奉朱子学转进。以李元春这一典范学者为切入口,不仅可以具体而微地呈现清代中晚期朱子学的学术样态,更可以弥缝以往学界研究的缺漏之处,进一步完善清代朱子学演进、发展的学术图谱,从而呼应和落实“明清朱子学将是宋明理学研究的新增长点”的学术主张。

季本的《大学私存》与中晚明的“朱、王之争”

不同于阳明其他弟子主要以讲学形式介入“朱、王之争”,有“王门的经学者”之称的季本则从“朱、王之争”的肯綮《大学》入手,倾力撰写《大学私存》,从文本和义理两个层面展开深入辨析。在《大学》文本上,季本在双谴双取朱子、阳明的基础上,构建颇有特色的“季氏改本《大学》”;在《大学》义理上,他大体沿袭阳明的思想主张,而与朱子相差甚远,开显出“立足经学、宗本阳明、兼摄朱子”的解决“朱、王之争”的学术方案。他的方案一方面折射出阳明心学内部绝非已有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皆是陵夷经典式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早期的“朱、王之争”中,朱子学始终是“在场的”,以参照物的形式影响着阳明学的演进。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早期“朱、王之争”的学术样态,也有益于理解经典诠释与学术思潮之间的双向互动。

论朱熹、王阳明“新民”“亲民”之辨——基于人性论的立场

《大学》的“亲民”与“新民”之争以朱、王两家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朱熹基于理气二元的思想,演化出人性二元论,主张“自新—新人—新民”的“新民”说。“新”的三个层面次第展开,呈现为以教化手段复归“明德”之“明”。但在人性二元论中,善恶被赋予先天性,导致个体涤除身心染污的能力存在差距,最终造成主体难以自为地进行道德实践的理论困境。王阳明基于“万物一体之仁”,以人性即“至善”的天命之性,主张“亲亲—仁民—爱物”的“亲民”说。阳明消解了朱熹理论中善恶皆有先天来源的问题,将朱熹收摄于先觉者的道德自觉返还给常人,使得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自律成为可能,“明德”之明的复归则落实在“反求诸己”、去除私欲的简易方法上。

宋明理学的性说

北宋王安石承继唐代韩愈彰显孟子、肯定孟子的性善说,与程颢、程颐开创的道学派学者具有共同的性论基础。与王安石、程颢强调伦理意义上的善恶只是已发阶段的概念不同,南宋朱熹依据张载的心统性情与程颐的性即理,建立性情二层构架。同时,《大学》“身有所忿懥”的身、心理解反映了道学家不同的思想特色。有关性本善与无善无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争论,反映了理学家不同的思想重点。尤其是尊德性与道问学对立的思想史叙事不断地再生产,直至今天仍保持着生命力。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可为代表,这样的叙事非常稳妥,但也因此需要保持警惕。一方面这样的叙事容易忽略不同学者思想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即使强调“朱陆和会”的学者也不可避免地局限在朱陆对立的理论前提。

席书心学思想刍论

席书的心学思想呈现于其学、思、行之中,具有心学实学的理论特质和实践特性。席书心学是对时代学风和朱子官学反思的产物,并直接受到阳明心学的触发,其以心为体,持守心学的学术和学派立场,一方面高扬了心的本体—主体的心学特性,另一方面以心释朱,阐发心学功夫论。在实践层面,席书立心致用,以心观物,以“礼本人情”通达政行,充分揭示了心学的实学特征。对席书心学思想的全面研究,既有利于从学术供给的角度消解学界对其心学思想的质疑,也有利于拓展阳明学研究的新领域。

以“大人之学”分判朱王之学

朱子、阳明注解《大学》虽由“大人之学”而起,但二者却存在分歧。从“大人”的内涵看,朱子认为是“正己而物正者”;阳明认为是“天地万物一体者”。从“大学之教”看,朱子强调“格物穷理”,教以学者“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阳明强调“致良知”,期以人人自识“一体之仁”达到“万物一体”。从“大学之道”看,朱子以“次第”工夫追求“国家化民成俗,学者修己治人”;阳明以“立根”工夫追求“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事实上,朱子、阳明的“大人之学”存在共通:两者是以儒家心性之学为基本立场,顺着“大人”—“大学之教”—“大学之道”这一治学路线而发挥。

船山于朱子、阳明“知行之辩”互斥模式之解构

在价值层面,朱子、阳明都企图达到知行统一之目标。在学理的架构上,朱子、阳明因时立言,其"知行"在先后上,呈互斥模式:朱子主张知先行后,偏重于求知;阳明企图扭转此局面,而倡"知行同时发动"之说,更强调"行"。船山也有知行统一之宏愿,在同情了解之后,指出朱子、阳明二人均重知而轻行,随后赋予知行之"先后"以"缓急"的内蕴。在理论架构上,船山主张"知缓行急",将行作为知的目的与归宿,无分先后,解构了朱王二人的知行观,化解了其互斥模式,力争使得知行统一在学理上成为可能,亦试图求得圣人原意,使得己说不止于因时立言,而赋予其"千万年语"之意涵。

新“鹅湖之会”高端会讲--朱子学与阳明学的现代交锋

公元1175年6月,在吕祖谦的周旋下,理学代表朱熹与心学代表陆九渊齐聚江西铅山鹅湖寺举行会讲,希望消除朱子理学与象山心学之间的隔阂与差异,求得一致,以共振圣人之学。然而,由于陆氏兄弟的自负,此次"会讲"非但没有调和朱陆矛盾,反而加剧了二者的矛盾。自此以后,理学与心学的异同便成了中国儒学史上经久不衰的话题。直至当代,关于程朱理学的研究成就仍然引人瞩目,陆王心学的研究则是如火如荼,乍看似乎并驾齐驱、平分秋色,但就广度与热度而言,心学研究有时将理学研究囊括,成为儒学研究中最为亮眼的显学。正因为此,理学与心学之间的异同似乎显得更加醒目,二者的关系似乎更加需有妥贴的安放,理学与心学的内蕴似乎更需要我们去探寻。有感于此,南京大学李承贵教授邀请四川师范大学蔡方鹿教授、湖南大学朱汉民教授、浙江大学董平教授、复旦大学吴震教授等四位著名教授举办了会讲活动,由蔡方鹿教授、朱汉民教授主讲理学,由董平教授、吴震教授主讲心学,四位就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的意蕴(主要观点和主张),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的异同,如何评价外国学者对理学与心学的研究,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所蕴含的价值,研究理学与心学应注意的问题,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的未来前景等展开论辩。四个小时的论辩,形式新颖,内容丰厚,思想深邃,兹将会讲内容原样陈述,希望能分享其中的乐趣与智慧,并对当下理学、心学研究产生某种积极效用。

张履祥由王返朱的心路历程及其对王学的批判

清初理学家张履祥的治学,经历了一个"由王返朱"的心路历程,这正好体现了明清之际学术转变第一阶段的"尊朱辟王"趋向。张履祥对王学有深刻的批判,指出王学有骄吝诳人、阐扬异教、直捷径省等弊病,认为陆王之学在学术史上可谓"霸道之学"。作为清初辟王学的第一人,他的思想影响了吕留良、陆陇其等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尊朱辟王"思潮的发展。

从对“致知在格物”的不同诠释看新儒学的问题意识:从朱熹和王阳明到熊十力

"致知在格物"是中国儒家古代经典《大学》中的名句。宋明时期,朱熹和王阳明对于这句话中"致知"、"格物"及其关系的含义做了不同的诠释,反映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间的重大差异。到了现代,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讲解《大学》时主张把王阳明对"致知"的诠释与朱熹对"格物"的诠释结合起来,表现出他所意识到的宋明理学与心学中各自的问题,以及他所发觉的以"良知"为基础的道德和以"认知"为基础的科学之间的张力。熊十力的这种综合工作标志中国现代新儒家从致良知的内圣中开出科学民主的外王努力。

陆陇其的《四书》学与清初的“由王返朱”思潮

陆陇其是清初程朱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一生的治学主要围绕《四书》而展开,治《四书》的历程及其著作都与"由王返朱"的理学思潮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陆陇其著有《增订四书大全》《四书讲义困勉录》《松阳讲义》等《四书》学著作,其《四书》诠释的学术主旨即"尊朱辟王",在对朱子学加以发挥的同时,对阳明学的流弊作了多方面的批判,从而在"由王返朱"思潮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卫道"之功。

从慎独的诠释看儒学的当代困境——以《五行》和《大学》为中心

慎独与儒家的时代命运有某种微妙的关系,因此可以通过对慎独思想的分析来窥探儒学当代困境的原因。慎独的诠释史告诉人们,儒学思想的当代困境有其思想被误读的原因,但丢失了原始儒学丰富的文化基因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朱子、阳明圣人观比较

朱熹道(理)学和王阳明心学之所以被统称为理学,二者在理论实质上有相通之处,但在具体问题上又不乏诸多歧见,其圣人观亦是如此。对朱子、阳明的圣人观进行分析、厘定、考辨,既有利于朱子学与阴阳学的比较研究,也有益于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

论宋明理学中的王道公共性意涵及其当代价值--兼从中西哲学比较的视域看

公共性是人类社会政治共同体得以存在的重要特质,中西皆然。但它们所凸显公共性之具体进路,则因应各自文化习性的差异而表现不同。西方现代公共性言说主要建基于权利哲学之上;而宋明理学家之王道公共性思想型塑则诉诸宇宙本体论之上的德性论述与责任伦理意识。宋明理学虽偏于理气心性之形上思辨建构,但却隐藏着独特的公共性关切--重塑儒家王道公共性。本文以朱熹、王阳明与黄道周等宋明理学家为例,在他们诸多理学命题中,可发见王道公共性意涵所蕴含的三个不同维度:一、外在“天理”作为一种王道公共性之存在;二、内在“良知”作为建构社会政治秩序之公共性指向;三、“回归经学”作为统合内外,重建王道公共性之进路。而如上公共性意涵皆在中国独特的“天人合一”思维中得以呈现。此外,重构宋明理学中的王道公共性意涵亦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一、承继儒家致力于王道政治理想之经世精神,重思宋明理学“由内圣开外王”之逻辑进路的合理性;二、弘扬儒家基于德性观念而来的责任伦理意识;三、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的偏狭性,重建儒家对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性存在所具有的普遍性关怀。

扬弃朱熹理学的阳明心学

王阳明尽管有着不同于朱熹理学的心学架构,但其思维模式、问题意识乃至立论都深受朱熹的影响。阳明心学对朱熹理学的扬弃主要体现在:扬弃朱熹的理本论和心性论,建立良知(心)本体论;摒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先后提出诚意格物论和致知格物论;去除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提倡知行合一论;借鉴朱熹的立志、静坐、存养和省察的工夫论。

美德伦理学:从宋明儒的观点看

与从美德伦理学的角度看宋明儒学,从而试图将后者看作是一种美德伦理学不同,从宋明儒的观点去看美德伦理学主要是看美德伦理学还存在什么缺陷、局限和问题,而宋明儒特别是二程、朱熹和王阳明,在克服这些缺陷、超越这些局限和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是否能够有所作为。虽然这样的研究在广义上也算是一种比较哲学,但它不是在比较已经完成了的美德伦理学体系,而是在比较中促进美德伦理学自身的发展,而这种美德伦理学并不是西方历史上(事实上也不是中国历史上)某些伦理学形态的专利。在这个意义上,从宋明儒的观点看美德伦理学并不是用宋明儒的材料去解决西方美德伦理学的问题,因为这种说法隐含了这些问题不是宋明儒、儒家甚至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宋明儒能够解决西方哲学家没有甚至不能解决的这些美德伦理学的问题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它们也是宋明儒、儒学甚至整个中国哲学本身的问题。

熙宁庙议与朱熹的宗庙思想

朱熹不仅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而且有着丰富的礼学思想,并且参与了宁宗朝初年关于僖祖祧庙的礼学实践。所谓僖祖祧庙问题,实源于宋初以来太祖于宗庙祫享时正东向位的争论。到了神宗熙宁间,王安石当国,推行追崇僖祖为始祖的礼学举措,从而推翻了汉晋以来“祖有功”与“亲尽祧迁”的主流意见。即便与当时的主流意见相左,王安石的意见和举措依然得到了程颐、朱熹等理学家们的支持。详考这种主张的理论依据,可上溯至《孝经》“严父莫大于配天”之说,这种说法又进而影响到后来明世宗尊崇本生父为帝乃至称宗祔庙等一系列礼学举措。通过探析这些礼学实践背后的理学依据,足见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分享了共同的理论前提。

阳明论朱陆异同——从现代朱子学研究的角度看

王阳明对朱陆异同多有研究。他认为,朱陆异同不在于陆九渊"专以尊德性为主"、朱熹"专以道问学为事"。他推崇陆九渊的"心学",并认为朱熹的格致说是"析心与理为二",与陆九渊的"心学"相对立;同时又认为,朱熹的格致说为"中年未定之说",而朱熹晚年转向陆九渊"心学"。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现代学者展开朱陆异同的研究,并形成不同的观点,推动学术的发展。

王阳明“乐是心之本体”与朱熹“唯仁故能乐”之比较

王阳明讲“乐是心之本体”,是继二程讨论“孔颜之乐”以及朱熹讲“唯仁故能乐”而来,并且都把“孔颜之乐”解读为心性本体之“自乐”。虽然他们对于心性本体有不同的说法,因而王阳明“乐是心之本体”与朱熹“唯仁故能乐”二者有所差异,但就“孔颜之乐”而言,朱、王都讲乐来自心性本体,而且在工夫上,都强调去除人欲,朱熹讲“私欲克尽故乐”,把“孔颜之乐”与“克己复礼为仁”联系起来,要求“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则讲“去人欲,存天理”而回复“吾性本体之乐”。阳明后学泰州学派也讲“乐是心之本体”,并与百姓日用结合起来,讲百姓之乐,重视社会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进一步发挥了王阳明对于“孔颜之乐”的解读。

竺可桢教育思想中的“阳明情结”

王阳明与竺可桢,皆为浙江绍兴人,一位是明朝大儒,一位是浙大校长。阳明先生是“立德立功立言”的圣贤,竺可桢以阳明先生“致知力学”的治学精神、“内省力行”的道德修养、生于忧患的“公忠报国”精神和协助地方改良社会的服务精神,鼓舞浙大学子修身治学、服务社会。竺可桢教育思想兼具西方教育理念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若西方教育制度是其思想的骨架,阳明思想则是其血肉,滋养竺可桢形成其独特、丰满的教育思想,支撑竺可桢在抗战时带领浙大师生蹑阳明先生的遗踪西迁,服务地方社会,创造出“东方剑桥”的办学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