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遐思”与“旧梦”——一个被遮蔽的钱谦益

《柳如是别传》以柳氏命名,流布近六十载。陈寅恪在书中不止一次故作抑扬之词,称钱谦益不是本书主角,以掩饰钱谦益作为核心章节“复明运动”真正主角的事实,实有待发覆。陈寅恪自认为与钱谦益之间有着特别的因缘,对其也存有强烈的身世类同感与学术、文化认同感。他自言于昆明得钱氏故园红豆之后“重读钱集”,“借以温旧梦、寄遐思”,即是明确指向了钱氏本人。此外,《陈寅恪集》中三次出现的“夏五”一词至为关键,却很少引起学界注意;有的学者已经认识到《柳如是别传》中“红豆”意象的重要性——它不仅牵引全书结构、寄托情感,且《咏红豆并序》与《题〈有学集〉并序》一并构成全书的著述之眼,但“红豆”意象却须与“夏五”合观,才足以挖掘出它对于“陈寅恪—钱谦益”心史对应性的核心内涵。“夏五”一词实为陈寅恪有意留下的破译其撰写《柳如是别传》真实意图的暗码。

《帝师热巴传》史料价值探析

新近发现的《帝师热巴传》,全称《众生主上师宝帝师热巴传》,系帝师热巴口述,由其弟子热巴噶布记录书写而成,可视为帝师热巴师徒二人共同完成的自传。该传也是目前与帝师热巴相关的诸多传记中,成书时间最早、记载内容最详细的一部传记。传记中记载了帝师热巴在西夏居住31年期间所亲历的西夏政教诸事,这不仅弥补了《红史》《贤者喜宴》等传统藏文史籍中西夏历史载述不足的缺陷,也为相关汉文史料及西夏文史资料提供佐证。文章从《帝师热巴传》中选取与西夏史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四则内容,即其时西夏藏传佛教僧人情况及佛教寺院史、有关末代西夏帝王的名号及史事、西夏历任帝师及相关问题、西夏与蒙古之间的战争史等内容,并通过与其他相关史料的对比分析,探讨了《帝师热巴传》在西夏史研究方面所具有的重要史料价值。认为,《帝师热巴传》是西夏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藏文参考资料与佐证史料,对进一步深入西夏史研究有重要史料价值,对阐释以帝师热巴为代表的西藏著名宗教人物在我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近代中国的汉武帝评价问题

汉武帝统治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不但对西汉朝局走向影响极大,而且很大程度上形塑着之后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格局。在近代变局下,人们也常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评价。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之际,时人不仅从政治治理的实际效果来评价汉武帝的得失,还十分在意剖析其种种作为是否仅为了巩固个人统治、满足一己私欲。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人们对于现实当中的为政者的评判标准与期望值。此外,伴随着新思潮的迅速普及,社会主义成为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思考历史与现实问题时的重要凭借,在此背景下,人们很容易基于当代立场把汉武帝时期的社会经济政策视为近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古代的某种先声。当然,这种跨越古今的遥想,并不能替代对于汉武帝所作所为的具体分析。对于汉武帝的评价,堪称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汉“貌宫”名考

陕西澄城县良周秦汉宫殿遗址的“貌宫”之名与汉武帝庙的营建有重要关联。根据遗址周边与汉相关的地理环境及标志性建筑,以及“庙”“貌”的古义关联,再结合对方志文献、碑文与其他实地走访信息综合推断,“貌宫”之名始于汉宣帝诏令各郡国建立武帝庙后,其名称来源于汉武帝庙与该离宫的相对位置,最初的汉武帝庙可能与该宫殿邻近或与之同为一个宫苑空间整体。

唐肃宗对武则天佛教思想的继承

安史之乱后唐肃宗面对的是统治的合法性与唐王朝的正朔问题。通过对唐玄宗与唐肃宗的佛教政策的考察,可以发现,作为和武则天同一母族的肃宗,一改玄宗时期的抑佛政策而大力崇佛,显示出对武则天佛教思想的继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转轮王思想;二是举行佛事活动来维护统治;三是发挥高僧的作用。唐肃宗的崇佛政策有利于在思想上快速凝聚人心,体现了其正法理国的佛教思想。

商末黄河中游气候环境的变化与社会变迁

新石器时代到商代黄河流域的气候属于温暖湿润期；商代后期气候出现了干旱化，导致了古公父迁岐，文王迁程迁丰，帝乙帝辛时不断向南方发展；而商末的旱灾和饥荒是周武王克商的直接导火索，导致商周之际的改朝换代。商末气候环境的变迁对其时社会政治的影响极大。

从“三武灭佛”到“康熙禁教”

发生在我国历史上的“三武灭佛”和“康熙禁教”,对我国宗教及历代统治者的宗教政策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导致这些事件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同时也反映了宗教发展与适应社会的必然过程。它告诉我们如何对待宗教,也启示着宗教界人士如何适应社会。

吴晗先生和他的朱元璋传记

吴晗先生是我国卓越的明史专家,《朱元璋传》是其代表作之一。有关朱元璋传记的四个版本是吴晗先生个人学术思想发展轨迹的体现,也是当时社会现实与学术研究现状的反映。他的多版朱元璋传记反映了随着时代的变迁他对朱元璋的认识历程,展示了他勇于探索、敢于自我批评和追求真知的学术精神。

《魏书·广平王元怀传》补疑

广平王元怀是北魏宣武皇帝的同母弟弟,他见证了洛阳政局的演变和宗室政策的转轨。这般重要的历史人物,《魏书》其本传却极简略,现今仅存一残句。校勘者历来认为此传魏收原文早已亡佚,今文乃后人增补。然若细致考查元怀与宣武帝的关系,就会发现事情绝非如此简单。元怀是孝文帝太和末年夺嫡之争的见证人和皇位潜在的有力竞争者,兄弟二人反目成仇,演绎出人间悲剧。北魏史官慑于"国史狱",对元怀事迹中涉及宫闱隐秘者加以删改讳饰,魏收修史承袭其弊,才会产生这个问题。只有联缀相关史料及出土碑志,方能粗略勾画出元怀独特的人生轨迹,并解答元怀传记严重残阙的原因。

汉武帝时期的体育活动与军事训练

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盛世军事活动频繁的时代。一方面,为了满足征战的需要,体育活动成为军事训练的重要手段,如射箭、蹴鞠、武术、田径、举重、摔跤等;另一方面,此时期的军事训练也带来了体育活动的发展。这一时期,体育活动与军事训练在相互融合中得到了共同发展。

汉武帝太子据施行巫蛊事述说

在西汉时期所谓巫蛊之祸这一事变当中,汉武帝太子刘据,因巫蛊事发而不得不发兵反叛,最终兵败自杀。后世学者,论及此事,多谓此事纯粹出于江充陷害,太子据并未行用巫蛊。前此我撰著《制造汉武帝》,提到太子据应是确实施行了这一巫术,很多读者以为拙说不能成立。本文就是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详细阐述我对这一问题的思索,以供认真关心这一事件的学者或历史爱好者参考。文章首先指出,在西汉时期,只要不以天子为祝诅对象,巫蛊并不违法;《汉书》客观记载了从太子据宫中掘得桐木偶人这一基本事实;所谓江充之奸,不过充分利用了汉武帝因求长生而无法容忍他人对其施行巫蛊的心理,从而达到清除太子据的目的,而汉武帝后来对这一事件的"感悟",不过是意识到他自己流露出来的更换太子的意图,是促成巫蛊之变的重要原因。然而,不仅汉武帝,甚至直至汉宣帝时期的西汉朝廷,一直认定太子据犯有对天子行用巫蛊的罪过。

“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与辛德勇先生商榷

辛德勇先生新近撰文指出,司马光采录王俭的《汉武故事》刻意建构了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武帝形象,《资治通鉴》对武帝末年史事的记载并不可信,田余庆等前辈学者因盲从《通鉴》得出了汉武帝晚年存在政治转向的错误结论。辛先生文中存在不少史料误读现象,其结论不能成立:一是武帝末年的政治转向体现在悔过、劝农、休兵等一系列见诸《盐铁论》《汉书》的实际行动里,《通鉴》叙事与上述原始史料高度吻合,不存在重构现象;二是遍检《通鉴》全书,叙事绝不采《汉武故事》,温公仅将其作为史料异文和批判对象列入《考异》,原书俱在,不容置疑;三是历史阐释不等于历史重构,《通鉴》之叙事、议论仅是对公认史实不同视角的历史观察,司马光没有也不可能重构历史;四是《汉武故事》作者、年代迄无定论,辛文以刘宋比附西汉系悬拟之辞。

汉武帝与汉代体育的变迁

运用文献资料法,从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外交政策、个人喜好、追求升仙延寿几方面探讨了汉武帝对汉代体育发展的影响。认为汉代体育在汉武帝时期成型,形成娱乐体育、军事体育、养生体育三种形式发展的格局,娱乐体育成为有汉一代主要的体育形式。汉代体育展现了大汉气象,体现了积极为政治服务的功能。

《史记·五帝本纪》与西汉文化的建构

《五帝本纪》是《史记》最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它是司马迁站在汉代历史的制高点上,以高尚的人格情操、深广渊博的才识,对上古三千年历史的总结,也是史公为人类社会所构建的理想国。《五帝本纪》所包含的"大一统"、仁德与祥瑞、天下为公与禅让等观念是历史性、当下性、未来性的结合,对西汉文化的建构有着深刻的影响。

汉武帝“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及实践

汉武帝"大一统"思想在建元六年(前135年)第二次出兵调节百越之间矛盾时已经形成,其核心内容即是"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其后,汉武帝将其用于指导构建"大一统"王朝的实践,先后对匈奴、南越、卫氏朝鲜、西域、西南夷等展开了一系列的统一行动,值得关注的是行动的借口多是汉武帝主动制造的,反映着汉武帝构建"大一统"王朝的行动是有计划的。汉武帝构建的"大一统"王朝,不仅为其后昭、宣二帝进一步拓展有效管辖区域、完善西汉王朝的"大一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由汉武帝构建起来的"大一统"王朝疆域的规模,也成为后代各朝显示"大一统"的比照对象。因此可以说,汉武帝构建"大一统"王朝的实践不仅奠定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形成的基础,也积极推动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发展和最终形成。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

《五柳先生传》在中国文学史上大多被人们看成为陶渊明的自传,并影响了后人对陶渊明的认识,但实际上,《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的“自况文”,是其综合历代贤人而创造出来的一个理想人物。认清这一问题有助于更真实地把握陶渊明的形象特性。

晋武帝立嗣及其斗争考论——以齐王攸夺嫡为中心

西晋之治乱存亡 ,与武帝立嗣及由此引发的统治集团的斗争密切相关。在此过程中 ,齐王攸夺嫡问题尤为关键。武帝当政前 ,其继嗣位曾受到其弟攸的威胁 ,故其称帝后即以子衷为太子 ,以断绝攸进位之望。然衷弱智 ,无法理政 ,朝臣屡议废之 ,并提议以齐王为嗣。这触怒了武帝 ,在杨皇后及贾充党与的操纵下 ,武帝不仅确定以惠帝为嗣 ,而且逼迫齐王攸就国 ,致使其愤恨而死 ,同时对拥戴齐王的“清议派”士大夫进行严厉打击 ,激化了统治集团内的斗争 。

尹湾汉简《神乌傅(赋)》考论

《神乌傅》第20简上的双行小字,并非作者或传写者的题款,它只不过是赠物者的一个签名。《神乌傅》的主题,仅就神乌故事本身立论是不够的,应该充分重视作者自己的意见,即《传》中所宣扬的弃利避害、全身远祸。结合当时的思想背景来看,这一主题的形成与武、昭之际文学、贤良上仁义、疾权利的思想行为不无关系。神乌所负载的文化含义,论者多以仁、孝求之,然而赋的主要故事情节是乌与它鸟相斗而致死。乌与它鸟相斗致死这一现象,在汉代人的观念中却不是视为吉祥,而是视为黑祥,统治者及五行家出于强烈的政治目的往往把它与当时所发生的重大的反叛事件牵合在一起,因此,此赋所具有的政治倾向性是不言而喻的。至于《神乌傅》的形式,不能简单地因其写了一个乌的故事就把它看作民间俗赋或民间故事赋,从该赋在各个方面显现的特征来看,它还是属于汉代典型的文人赋的形式。可以初步判定《神乌傅》的具体写作时间当在汉昭帝元凤元年稍后。

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

汉武帝元封五年设立的刺史制度，传统中的观点大多认为按“州”或“州部”派遣刺史，以致出现了许多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其实，“州”、“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武帝是将全国除京畿以外的所有郡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做“部”，武帝应是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包括有朔方刺史部，但不存在所谓“朔方州”。

《五帝本纪》新解——基于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视角

对《五帝本纪》的研究有多种版本,但鲜有从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视角进行解读。《五帝本纪》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八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源总体状况;二是组织岗位设置状况;三是对人力资源的教育培训开发;四是人员招聘与选拔任用;五是绩效考评与奖惩;六是品级俸禄与福利状况;七是人事监察与监督;八是社会保障状况。因此,《五帝本纪》蕴含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思想,通过追寻我们的祖先在人类早期留下的关于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经验,对拓宽《五帝本纪》的研究思路、反思当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行为和实践、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竞争优势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