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点远程执业模式对医师注意义务认定的挑战及其回应

多点远程执业模式以医师为主体,通过互联网技术为注册医师多点、线上执业提供了可能,但也对医师注意义务的认定带来挑战。在多点远程执业模式下,法律关系由简单变得复杂,诊疗场景由单一转向多变,主观医疗过错的判定由相对容易变得较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医患关系的成立节点、医师在不同情境下的具体诊疗义务以及各主体之间的责任分配规则等问题需要重新思考。医患关系是否存在之认定应以是否接受诊疗为关键判断因素,远程诊疗下应扩张解释医师的亲自诊查义务。各主体之间的责任分配以合同作为主要判断依据,如果不存在合同,则需要根据民法典中相关规定进行确定。

医疗知情同意书的医疗告知现状调查及评价

目的了解目前医院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知情同意书的医疗告知现状,评价其合法性与合理性,并提出改进建议。方法以《侵权责任法》第55条为依据,采用美国医学会建议的医疗告知标准制订评价指标,对2012年2～5月广西区人民医院的270份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疗知情同意书汇编》中的331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知情同意书的医疗告知内容、知情同意书格式特征进行调查分析。结果广西区医院及北大医院的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知情同意书均存在医疗告知内容不完整和缺项现象;两院对替代医疗方案的告知率均较低,分别为18.52%、4.83%;两院均未告知替代医疗方案的风险、效益以及不接受医疗建议的效益;两院均有部分知情同意书没有告知患者疾病的诊断及拟定医疗方案的性质、目的;在拟定医疗方案的效益告知率两院均不足30%;广西区医院对不接受医疗建议的风险的告知率仅为12.22%,北大医院为48.94%,广西区医院有4.44%没有告知拟定医疗方案的风险。北大医院知情同意书的5项格式特征的合格率均高于广西区医院(P均<0.05)。结论我国现行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知情同意书普遍存在告知内容不完整及缺项现象,与当前法律规定及医学伦理原则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正确理解《侵权责任法》之医疗损害责任

作者根据最近出台的《侵权责任法》的内容,阐述了应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侵权责任法》,提示《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医疗诊疗行为适用过错责任、规定了特殊情况下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规定了医疗机构免于承担责任的条件、规定了医疗机构告知义务的对象内容和范围、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行为进行了规范、同时,对患者的行为也进行了规范。指出:《侵权责任法》的实施,将最大程度地维护医患双方利益,同时促进医学发展,促进医患和谐和社会稳定。

医疗责任保险与医疗侵权责任的互动——关于医疗责任保险可行性分析的新视角

医疗责任保险与医疗侵权责任有着密切的联系 ,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医疗责任保险有利于减轻医院的损害赔偿责任和强化医疗侵权责任的赔偿功能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侵权责任在解决医疗纠纷中的局限性。同时 ,医疗责任保险也可能弱化医疗侵权责任制度的事故预防功能 ,因而有必要正确认识医疗责任保险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弊端。

摒除利益保护藩篱,回归法律公正本位——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职能的反思与重构

医学会属于医疗行业协会,其职责是促进医学科学发展、维护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利益,而医疗损害鉴定具有司法性质,应保障鉴定的中立和公正。医学会从事医疗损害鉴定的法律依据不足,中立性无法保证,医疗损害鉴定与医疗事故鉴定法律属性各异,且医疗损害鉴定的目的与医学会之宗旨相冲突。因此,医学会从事医疗损害鉴定只是权宜之计,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应放弃医疗损害鉴定职能,回归本职,以新的方式在医疗损害鉴定体系中发挥作用。

违反告知义务医疗损害鉴定55例分析

目的探讨违反告知义务相关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案例的特点,区分知情告知与知情同意。方法回顾55例存在违反告知义务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鉴定案例,划分医院级别和科室,对未尽告知义务过错的形式和告知方式等进行分类和统计分析。结果知情告知纠纷案例大多发生在三级医院与二级医院,共占比90.9%;违反告知义务主要发生在妇产科和创伤骨科;认定违反告知义务过错共计67处,其中未告知42处,告知不充分21处,延迟告知2处,错误告知与告知但未同意各1处;推定未尽告知义务过错参与损害后果的共16处,15处原因力为轻微原因,1处原因力为主要原因,51处过错被推定不参与损害后果。结论知情同意纠纷的医疗损害司法鉴定中,要按《侵权责任法》及有关法规、部门规章以及临床诊疗常规等,围绕诊疗中的告知内容及方式,考察医疗机构有无告知、告知是否充分、是否错误告知或者延误告知等,分析医务人员有无尽到告知义务并承担医疗损害责任。

医疗伦理损害责任背景下的伦理困境与法律对策

《侵权责任法》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医疗伦理损害责任,在此背景下,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具体履行医疗告知义务、患者(特定情况下其近亲属)知情不同意以及面临具体法律局限性时,常常陷于对患者的知情权、生命健康权、自主决定权乃至自身的法律责任风险进行个人抉择的伦理困境。尽管导致伦理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法律视角来看,制定明确、规范的医疗伦理行为指南,建立解决医疗伦理困境的常设机构,建立健全医疗社会保障和医疗伦理督察制度,应是现实可行的应对之策。

对我国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审视与反思——以王宝洺案为视角

介绍了我国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历史,并以王宝洺案为视角,审视了我国现行医疗损害鉴定制度在鉴定模式、鉴定资料真伪性、运用鉴定意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最后从一元化的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构建、鉴定资料真伪性决定权的归属、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引入等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对策。

论医疗干涉权与知情同意权的冲突

在医疗实践中,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和医生的医疗干涉权往往会发生冲突。医学伦理学论证了医疗干涉权存在的正当性;《侵权责任法》从立法层面规定了医疗干涉权。通过对两个权利在不同情况下的冲突的分析,来界定医疗干涉权的行使范围。提出通过建立"非本人意见审查机制"以弥补知情同意制度所存在的不足,进而完善医疗干涉权制度。

现行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对医疗损害鉴定采用何种模式,理论界分歧甚大,上海、江苏等地方高院与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也存在差异。从实证分析看,鉴定结论的轻重、当事人的选择倾向、判决的采纳与否都并非鉴定是否可信的决定因素。可信鉴定模式的自在要素在于科学性与公正性,其中科学性来自鉴定人的专业性,公正性来自程序的正当性。在鉴定体制重构选择上应该:新建全国统一的鉴定专家库成本过高;司法鉴定模式科学性先天不足,制度改建困难;医学会鉴定模式能保障鉴定主体的适任,其在程序上的缺陷可借鉴上海等地的做法通过规定有限异地鉴定、鉴定人出庭等进行修正。

《侵权责任法》第54条解释论之基础

我国民法学者多使用替代责任原理解释《侵权责任法》第54条,其目的是为了缓解受害人的举证压力,并为其举证提供便利,但是这种方法无法合理说明本应承担替代责任的医疗机构为何需要具备过错的要件要求,也无法妥当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现代以来,为了更好地保护遭受企业活动侵害的受害人,组织过错原理应运而生。以组织过错原理解释医疗损害责任,既可实现对受害人的有效保护,也可对医疗机构和有轻过失的医务人员提供法律上的激励措施。《侵权责任法》第54条的解释论基础并非替代责任原理而应为组织过错原理,唯有如此,方能妥善回应其可能面临的若干法律问题。

简论医疗侵权责任的立法

医疗纠纷主要是医疗侵权责任纠纷。在侵权责任法中应统一规定各种医疗侵权责任,而不依医疗事故侵权与非医疗事故侵权区分医疗侵权的民事责任。医疗侵权责任在类型化上应归入专家责任中的一种,医疗侵权责任不宜实行无过错责任,而应坚持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应设立合理的医疗过错的认定标准,对于医疗过错实行过错客观化和过错推定。同时应建立权威的医疗损害鉴定制度,以保证鉴定结论的真实性、科学性、客观性和公正性。

医疗产品损害责任归责原则及相关问题刍议

医疗产品损害责任的性质与一般的产品责任相似,医疗机构的地位也相当于一般销售者,其归责原则也应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对医疗产品缺陷的认定应从设计制造缺陷扩大到警示、跟踪观察缺陷。医疗产品损害责任应实行举证责任缓和,并对缺陷与损害的因果关系实行不完全推定。《侵权责任法》需要在明确生产者与医疗机构的内部责任、明确销售者的责任主体地位等方面作出改进,另外,可借鉴美国的制度进一步完善医疗产品安全监测和报告制度。

中美医疗损害责任制度改革之比较研究

医疗损害责任已成为现代社会普遍的医疗法律问题。中美两国医疗损害责任制度改革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诉讼机制在美国医疗损害责任中的作用由强变弱,医疗诉讼起诉由易变难,医疗损害赔偿由不限制到相对限制,行政管理式的医疗过错责任制度由无到逐渐提议。我国医疗损害责任制度改革恰恰相反,即诉讼制度的作用由弱变强、医疗损害起诉由难到易,医疗损害赔偿由相对限制到不限制、行政管理式的医疗过错责任制度从有到无。我国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的改革趋势值得反思。建议借鉴美国医疗损害责任制度改革的经验。

医疗损害鉴定制度发展观察——以最高院、四地高院的五份通知为对象

为探寻医疗损害鉴定制度发展轨迹,对最高院及浙、苏、京、沪四地高院的五份相关通知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制度模式选择尚未有定论。最高院通知行文倾向于由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医疗损害鉴定;而四地高院为医学会继续进行医疗损害鉴定提供了明确依据,同时对医学会从事鉴定在形式合理性方面存在的瑕疵进行了修正。

论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改造

随着《侵权责任法》实施后法律适用的统一,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缺陷成为解决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主要障碍。从对各制度改造路径的分析可知:颠覆原有鉴定体制,新建统一鉴定专家库等方案制度成本过高;司法鉴定模式就专业性而言存在先天不足,制度改造困难;医学会鉴定模式能保障鉴定的科学性,而中立性需要提升。各地对具体鉴定运行规则的完善,显现了在原有医疗损害鉴定制度基础上改造的可行性,尤其医学会鉴定模式在修正了程序公正性方面的不足后,可作为制度发展的方向。

论医疗损害抗辩事由的应用

《侵权责任法》中的医疗损害抗辩事由对于划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责任界限具有重要意义。考察医疗损害抗辩事由的内涵、配置类型与应用法则是探究医疗损害抗辩事由具体应用的前提,而紧急医疗救治、自愿承受风险、患方过错和并发症是其中应用比较广泛的四种典型路径。合法有效地应用医疗损害抗辩事由,需要医疗法务界的学者不断深入研究和探讨有关法则,法律对各个医疗损害抗辩事由的应用作出精细化的规定,以及司法机构也应作出公正裁判。

《侵权责任法》医疗损害责任若干问题的探讨

医疗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医疗损害的鉴定及医疗损害的赔偿一直是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最具争议性3个核心问题。文章从卫生法理论与医疗诉讼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上述3个问题的相关法律规定及其医疗诉讼领域的适用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论我国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的完善

毋庸置疑,《侵权责任法》对我国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的改革值得肯定,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深入研究医疗纠纷鉴定模式、医疗病历管理制度、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等重要问题,进一步完善我国医疗损害责任制度,对于实现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意义重大而深远。

医疗伦理损害责任相关伦理问题与对策探究

医疗伦理损害责任旨在要求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履行告知义务,尊重患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及隐私权。本文以《侵权责任法》中涉及的医疗伦理损害规定为视角,分析了医疗伦理损害中的告知义务、知情同意、保密义务以及责任因果关系等伦理问题,同时针对这些伦理问题,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医疗伦理规范,完善医疗保障制度以及加强医学伦理委员会功能,应是可行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