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五四运动的发生有其历史文化渊源,是中国传统文化面临道德危机、信仰危机和政治秩序危机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反对儒家中维护封建统治的"三纲"封建伦理,而"全盘西化"只不过是一种策略选择。在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我们要反对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两种倾向,坚持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统一。

准确认识“五四”启蒙运动的伟大意义

“五四”启蒙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之简单比较 ,它所面临的严峻局势 :一方面是民众的远未觉醒 ,如何消除浓厚的奴性主义意识 ,树立人权与公民的观念 ,必须花费巨大的努力。另一方面是它的根本任务 ,在于要建立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现代文明秩序 ,这样就必须批评与消除传统文明中陈旧和过时的东西 ,因此就必然会触犯死命维护它的腐败的权势者 ,受到他们猛烈的反对、攻击和迫害。这样的形势必然会出现激进主义思潮 ,以便更好做到发聋振聩。陈独秀与鲁迅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其实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明的见解 ,也还是具有相当全面的观念。而不同于此种范型的杰出启蒙主义者蔡元培 ,则提出了“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的主张 ,这对于启蒙过程的长期性来说 ,应该是更为适应的。林毓生认为“五四”启蒙运动 ,是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明 ,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则是由它发展而来 ,此种见解并不符合历史进程的实际情况 ,不过他提出了一种很值得加以认真讨论的见解 ,这有利于推动学术研究的向前迈进。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族精神性质之论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先驱者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性质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关于中华民族精神性质的探讨,西化派持否定或批判态度,东方派持肯定或褒扬态度,李大钊则超越西化派与东方派的论争而提出"第三种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方派从肯定或褒扬传统文化的角度弘扬民族精神,而西化派则从否定或批判传统文化的视角重建民族精神,可谓是"殊途同归"。李大钊提出的"第三种文明"即"苏俄文明",预示着中国近代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近代民族精神向现代民族精神的转型。五四先驱者对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性质的探讨,是一次巨大的思想启蒙和对文化现代化的追寻,在唤起中华民族自我觉醒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我们今天探索和认识民族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五·四"运动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其倡导的自由(freedom)、民主(democracy)精神在当今仍然具有时代意义。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五·四"新文化运动盲目推崇(worship)西方文化,贬低(degrade)中国传统文化,将传统(tradition)和现代(modernity)完全割裂开来,造成民族自卑感和崇洋媚外的心里。使得现代中国人失去了根,失去了认同感(identity)。

五四反传统的实绩与难题

反传统是五四启蒙的手段。其实绩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道统的否定，即否定孔子之道在现代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二是学统的解构，即改变传统学术以儒家经学为中心，以史学、子学、文学为附庸的基本架构；三是文统的革命，即结束言文分离的局面，改变文统与封建道统的内在关联。五四反传统并没有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整体断裂，但造成一些历史难题，尤其是民族认同的难题和文化重建的难题。在肯定五四反传统的意义的同时。

基于“代际”视角谈海外华人学者对“传统”与“现代”的两难选择——从“五四”传统说开去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海外思潮在学术界风声涌起,"五四"的历史定位及其现代性等相关问题再次成为华人学者讨论的焦点,在诸如夏氏兄弟、李欧梵、王德威等几代海外学人的共同影响之下,我们对"五四"的认识显然增添了更多域外文化的参考因素。总体来看,无论是基于思想理论层面所谓"抒情传统"、"被压抑的现代性",抑或是实践方法上"同情之批评"、"创造性转化"等等,海外华人学者虽着眼于"五四",但其脉络似乎更强调了"传统"作为精神源泉的"向心力"特征。这种在"远传统"与"近传统"之间来回穿梭的"边缘性话语",恰恰反映了他们在不同历史背景与代际观念下矛盾的个体知识建构与心理文化特征。从资源、身份、师承关系等方面比较这几代学者之间的思想差异,重点探讨他们在"传统"与"现代"的纠缠之中贯穿的一个核心理念,即对"五四"精神内涵的深度挖掘与重建问题,以便更好地把握现代文学海外研究的脉络和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