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恩德文化的范畴体系

中国文化是恩德文化,就是以施恩-报恩法则规定人际关系,其中社会的管理者是施恩者,被管理者是受恩者、报恩者。恩德文化在不同的领域建立了不同的伦理范畴。在家庭领域形成了以孝悌为中心的伦理范畴,建构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德妻贤的伦理规范。在社会领域形成了以友敬为中心的伦理范畴,建构了尊上恤下、敬老爱幼、朋友互信的伦理规范。在政治领域形成了以忠顺为中心的伦理范畴,建构了君明臣忠、官良民顺的伦理规范。这些范畴都体现了恩德观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化体系。

马祖常墓志铭创作中的儒家思想认同

马祖常的墓志铭创作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墓志铭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观念、礼贤观念和民本观念,反映出马祖常对儒家思想的深刻认同,对于鼓励个人的自我完善以及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试论“中国魂”的基本内涵、历史演进与教育价值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文明赓续、强盛不衰,得益于强大的精神引领与灵魂支撑。家国情怀、忠孝观念、抗争精神、通变意识和天人境界构成“中国魂”的基本内涵。它是一种能充分体现中华民族共同生活方式、传递共同价值观念、反映民族集体人格的感情、思想与精神,是国家和民族文化认同、历史认同和政治认同的核心表达,是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兴旺的强大精神力量。身处复杂多变的时代,追溯“中国魂”的源头,研究“中国魂”的历史演进,分析“中国魂”的核心要义,强化“中国魂”的教育功能,推动以“中国魂”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利于每个学生筑牢中国根基、坚守中国信念、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中国价值、维护中国利益、永续中国血脉。

晚清林译小说中的儒学传统与“新民”视野

林译小说蕴含着丰富的儒学传统,这是它在当时即能获得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之一。林译小说中的儒学传统大致表现出三种面向:其一,将儒学之“忠”运用在男女之间的情爱上面,表现为女性对另一方的感情之忠;其二,将儒学之“孝”运用在晚辈对长辈的尊敬上面,分别体现为晚辈对长辈的尊重之情、关心之情和照顾之情;其三,将儒学之“礼”运用于人际交往的德行上面,既展示人与人之间交往时的诸种礼仪,也记述人们对诸种礼仪的遵守行为。林译小说并非只是对儒学传统的简单使用,而是以此为媒介,寄寓了对开启民智这一时代主旨的深层考虑。

包拯孝行精神的地方性传承——以文成县珊溪镇街头村为例

包拯谥号“孝肃”,原本有“孝”与“肃”两个维度。传统社会几乎只是单向发展了“肃”的维度,包公成了清官的代表。在当下新的社会语境下,孝维度的价值愈发突出,浙江温州文成县珊溪镇街头村所提倡的孝文化是对包公文化的地域性创用,可谓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实践,促进了代际和谐。此外,包氏后裔包学冠还设立“再婚奖”,鼓励老年人再婚,通过婚前财产互不干涉、百年之后遗体与原配合葬等协议,解决各方的后顾之忧。街头村老年人再婚,其基本定位是孝行的延伸,其基本模式是分别丧偶的老人的组合,而非代际婚姻,其“通过婚姻的养老”是一种来自子女与社区的合力,对当下老龄化社会越来越多的孤寡老人问题作出了有建设性意义的回答。

寓“颂世之音”于“乡邑之思”——《洪崖山房图》卷诗跋新解

《洪崖山房图》与王绂《湖山书屋图》在图式上具有关联,翰林官员所作同题诗文以“图诗卷”的形式表达明代官员的乡邑之思与颂世之音。明代早期政治文化语境中,官员定制思乡山水图体现了“忠孝一体”观念。将“洪崖山”置于“豫章十景”中,是胡俨作为中央文官精英对家乡风景的重新构建,通过将豫章的景观纳入“八景诗”的书写模式中,从而建立家乡与京城的关联。在对家乡与京城山水的观看中,明代早期官员的仕宦生涯与归隐生活都被纳入王朝权力场域之中。

机遇·挑战·对策:传统孝德转型的三维探赜

在当今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社会环境下,对传统孝德转型的时代机遇进行必要的梳理分析,在厘清传统孝德现实挑战的基础上提出应对之策,是推动传统孝德理性回归的现实需要。如今,滋养传统孝德的条件正在恢复,家庭道德建设对传统孝德转型的内在需求迫在眉睫。然而,传统孝德在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着文化缺失、情感缺乏和行为失范的现实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教育力度不大、社会影响不强、生活方式改变、自我要求不到位等内外因素所致。因此,要从教育、思想和社会风气三方面探索与构建传统孝德转型的实现路径,推动传统孝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乾隆朝忠孝诗教及其困境--以“兕觥归赵”事件为例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在江西学政翁方纲的协助下,明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夺情事件中赵用贤受赠的兕觥最终回归赵氏后人。这一桩关涉明清鼎革历史与忠孝大义的事件,经由翁方纲传扬,受众多文人雅士歌咏,成为推广清高宗所倡忠孝诗教的典型。但此桩南北共唱的盛事并未对乾嘉诗坛产生深层次影响,其所宣扬的忠孝诗教亦行之未远,这实乃受政治语境之限制、传统诗教之异化与朝野诗学之分化等因素的影响。“兕觥归赵”事件的诗歌唱和活动及其宣扬的忠孝诗教之困境,反映了清代文化政策在推行过程中未必能够得到彻底的贯彻,因此其对诗家观念和诗学风气的影响亦须辩证地看待。

中国孝文化在日本的传承与认同构建

该文探究孝文化在日本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不同表现形式,指出孝文化在日本所表现出的特点及当代所面临的困境。该文首先梳理了日本孝文化的起源及在贵族时代、武士时代、平民时代各时代的传承及认同构建过程。在贵族时代“孝”是一种道德规范;武士时代,“孝”的表现形式更倾向于凝聚民族意识的“忠”,集中体现为“移孝为忠”;而平民时代,“孝”曾演变为“效忠天皇”的思想,一度被统治阶级所恶用。现代日本社会由于家庭结构的变化,孝文化的本质内容发生变化,但仍旧在家庭养老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中国孝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不仅实现了孝文化“走出去”,而且真正实现了“走进去”,目前已成为日本独特文化的一部分。

中华孝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孝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纽带,是中华儿女的立身之本、齐家之宝、治国之道,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提升个人修养、维护家庭和睦、促进社会和谐、助推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在新时代继承和弘扬孝文化的必由之路。在系统梳理孝文化演变历程、发展脉络基础上,理解孝文化的时代局限性,推导出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实现孝文化“两创”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依托数字化手段,更新孝文化观念,强化孝文化教育,发展孝文化产业,推动孝文化传播,使孝文化真正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从传统到现代——积极老龄化视域下养老文化的思考

伴随着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深刻社会转型,养老模式亦经历着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与融合。笔者立足于养老文化,研究传统养老文化遭遇的困境,深入挖掘养老文化嬗变中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文化伦理等因素,尝试以积极老龄化的视角建构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养老文化,为养老政策提供建设性的思考。

中日两国忠孝观的比较

考察中日两国的忠孝观,会发现在看似相近的表象下隐藏着各自不同的伦理要素。这一对道德观念反映了两国不同的伦理体系及社会形态。忠、孝道德观念在两国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反映出中日两国传统意识间的差异,以及社会形态的变化,对于正确认识中日两国意识形态的差异,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儒家孝论的发生及其变异

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 ,一种文本一经问世 ,文本作者就已丧失对它的阐释权。注重自然亲情、追求人格独立与平等的原生儒家孝论 ,自秦汉以降便走向了它自身的反面。愚忠与愚孝一同诞生 ,强调子女对父母尊长绝对无条件的顺从是秦汉之后孝论最大的特点。愚孝风气的产生 ,与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因此 ,如何创造性地回归原生儒家孝论将是关系到儒家孝文化能否真正走向世界的关键所在。

孔子“仁”的重要意义

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内容,仁贯通天人之间的关键词是一个“生”字。就仁与知的关系言,孔子有时是仁知合说,有时是仁知分说;就仁与礼的关系言,仁是质朴的内在情感,礼是人文的外部表现;就仁与孝、忠恕的关系言,孝、忠恕都是以仁心待人,都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就仁与生态的关系言,孔子仁学主张从孝开始,一层一层推出去,推到自然界的一切生命。

辽金人的忠孝观

忠孝是中国古代伦理的重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契丹、女真早期本无忠孝观念。辽金建立后 ,随着社会的发展 ,儒学的传播 ,统治者的倡导 ,民族的融合等 ,忠孝观念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忠孝在辽金及后来元人那里 ,超越了民族、地区和国别的畛域 ,人们对外族、邻国、敌国乃至前朝的忠臣孝子同样表现出尊重和崇敬。 1 0 - 1 3世纪 ,忠孝已成为汉、契丹、女真、蒙古等各民族一致认同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 ,从而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和强大凝聚力。

先秦礼文化凸显的道德生活

先秦礼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制度化的形式存在于先秦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先秦礼俗、礼制、礼学和礼教等主要内容。先秦礼文化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它通过一定的仪式来确立协调天(神)人关系、家庭关系、政治关系以及社会交往等伦理关系的道德规范,以此维护现存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具体而言,包括以敬神为核心的宗教伦理、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主要内容的环境伦理、以孝亲为核心的家庭伦理、以忠君为核心的政治伦理、以尚德尚齿为核心的社会伦理等内容。

儒家“忠孝”伦理及其现实性探微

儒家忠孝伦理以"亲亲"与"尊尊"的宗法血缘为根据,把中国古代社会维系成为组织结构有序、行为进退有度的家国同构模式,并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而伟大的性格。时代剧变,社会环境迥异,儒家"忠孝"伦理精神所指向的对象与所承担的功用应创造性转化,使之由重单一的忠君孝亲向多维度的社会对象开放,由偏重情感无私付出向行为主体多层次的责任与义务意识转化,使之在新时代焕发崭新的光辉。这既是对我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继承与肯定,也是对不完美道德现实的增益。

论“孝”的起源、演变及其当代转化

"孝"是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以"孝"的历史变迁为纵轴,以不同时代的社会结构为横轴,全面分析了"孝"的起源、演变及其当代转化。自殷商的祖宗崇拜产生"孝"为始,经周代为利于宗法统治而将祖先崇拜向人伦秩序转化,到孔子把"孝"与"敬"、"养"、"礼"结合起来,才完成孝道的伦理构建。后经汉代"移孝作忠"的发展,"孝"的含义不断得到扩展,由调整自然亲情的伦理秩序转变为具有政治教化和宗教信仰等多种功能的普遍道德。此后一直到清末民初皆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和民间所认同。历史上发挥巨大作用的"孝",在面对现代社会变迁的冲击之时,也不得不顺应时代变化而发生转化。提出孝道伦理应顺应时代变迁的要求,由原来适应家族主义的传统孝道转变为适应个人主义社会的现代孝道。

《孝经》“移孝为忠”说的困境与超越——以明末大儒黄道周为个案

《孝经》提出"移孝为忠",孝与忠紧密联系,但其间又存在矛盾。以"孝子"、"忠臣"著称的黄道周深受《孝经》影响,但他的孝道观倾向于先秦儒家的孝道派,在孝与忠发生矛盾时主张忠服从于孝,这一点与"夺情"执政的杨嗣昌截然不同。黄道周在完成《孝经》"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的人生设计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事亲与事君、辱亲与忠君的两难抉择,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对"移孝为忠"作了深刻的注解,孝与忠的裂痕也在他身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合;而《孝经》"移孝为忠"说则在明清易代之际得到了一种新的诠释与超越。

忠孝观念与革命困境——《封神演义》中的忠孝与武王伐纣的合法性

本文以"汤武革命"为背景,通过分析哪咤、殷郊兄弟、黄飞虎和武王的叛逆行径中所体现出的孝道与忠君观念,来探讨《封神演义》如何在"天命"之外,建立起武王伐纣的合法性,并进一步揭示忠、孝与儒家政治理想之间的关系,由此深入探讨"革命"一词在中国儒家话语体系中的真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