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路录像方式下庭审录制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近年来,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发展迅速,法院采用先进和成熟的计算机信息技术、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智能控制技术、图形图像处理技术以及通信与自动化控制技术以满足庭审过程公开、公正、高效、真实、透明的要求,最大程度规范法庭审判的相关活动,提高法庭审判效率,为法官、诉讼当事人、广大群众提供便捷的服务,保障法庭审判活动公开、高效进行。文章结合某中级人民法院庭审录制系统项目展开叙述,先后研究了系统功能需求、双路录像方式特点,并分析了系统关键技术,而后重点探讨了双路录像方式下庭审录制系统的设计要点,最终系统顺利通过测试,满足了实际设计要求。

我国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的发展方向

四级两审制的法院体系设计契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实现了公正与效率的适度融合,有效地推进了诉讼分流与资源配置的合理展开。然而,平行式的柱形结构存在未能妥当实现法院职能分层的制度性缺陷。有必要汲取现代国家的法院审级制度建构原理,重新定位四级法院的审级职能,构筑金字塔型的四级法院审级结构。在推行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的过程中,应当坚持实现四级法院职能分层、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和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基本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应当转换角色,督促落实下放第一审民事行政案件管辖权、完善提级管辖制度、改变当事人申请再审原则、强化最高人民法院的统一适用法律功能等多项内容,推动改革的深度发展。

我国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的规范与技术进路

2020年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开展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其中"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属于新提法,是法院审级与法院职能的组合,大体上包括初审管辖权配置、几审终审制、事实审与法律审等方面。应当在科学界定各级法院职能的基础上,综合考量当事人权利救济、诉讼机制社会效用、司法效益最优配置等因素,针对各层级法院各审级的案件分布不合理状况,对审级制度以及案件审理机制进行改革。具体可分为规范进路和技术进路两种方式,前者是通过修改基本法律规范来推进和巩固改革成果,后者则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基本法律框架内进行技术性调整,基于法律规范的相对稳定性,适宜采取"技术——规范"的改革进路,实现四级法院职能在理论应然、法律规范、司法实践这三个维度上的高度统一。

法院司法信息公开渠道的合理选择——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30年之嬗变为考察对象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三十年的成长变迁折射出我国审判工作的发展轨迹。作为一种司法技术手段与社会治理工具,《公报》承载着指导审判权良性运作、提升司法权威、展示司法成就、公开审判信息等多元功能。在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之背景中,《公报》的主要功能定位在于推进审判信息公开,受众应以公众为主,而非法官或其他法律职业人。在传统媒介与新媒体多元并存的格局下,《公报》应以其文献与信息保藏、法制文化传承、服务科学研究等价值,立足于自身的"特色"定位,实现结构体系之转型。应以其权威性、真实性、信息可回溯性等优势,将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年度报告、任免信息、地方法院信息、典型案例等信息作为重点刊登对象,并适时实现《公报》所承载的各类审判信息公开渠道的法定化。

金融司法监管化:动因、困境与调适

随着金融司法适用行政规章的常态化、制度化,以及穿透式审判在金融司法中的全面推行,金融司法呈现出监管化趋向。金融司法监管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法院过于公共政策化,在人民司法的理念下,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金融司法的主要目标,从而扮演监管追随者的角色。由于制度角色和制度功能不同,金融司法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作用有限,金融司法监管化会严重降低司法可预期性,损害契约自由,抑制金融创新。建议按照“相对独立、互相尊重、加强沟通”的原则构建二者关系,发挥金融司法对金融监管或补强或纠偏的作用,重点关注公序良俗原则及合同效力制度的规范适用,及时发布指导性案例,加强裁判文书说理,发挥好金融司法作为规范交易行为最后一道防线的制度功能。

对最高人民法院职能定位调整的思考

根据国家立法机关的授权,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开始组织开展我国四级法院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但作为法院体系中的顶层,最高人民法院自身的职能定位尤为重要。从试点改革目标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在审判指导的职能定位方面,将进一步强化抽象指导,如通过强化司法解释规范的制定,实现抽象的审判指导。而这种做法将弱化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削弱其示范性指导功能。作为司法裁判的最高机构,最高人民法院应当以审判职能为中心,并通过具体的司法行为发挥其审判指导作用。在现阶段,虽然司法解释规范的制定依然十分重要,但要注意把握司法与立法的边界,理论研究与理论转换、适用的界分。最高人民法院通过自身具体的审判示范,可以更为生动、具体地诠释正确适用法律的思路和方法,对审判实践中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最高人民法院不仅是法学研究理论成果最重要的转化者,也是对各级法院审判实践中理论运用的最高验证者。

审判责任制的宪法基础与改革逻辑

审判责任制被视为法院体制改革的"牛鼻子"。由于改革任务落实的次序性和阶段性考量,其在法院体制改革整体部署中的定位被淡化,乃至陷入单兵突进的境地,只能依托行政化的方式推进,从而影响了审判权宪法功能的实现。回归"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法规范元点,审判权宪法功能的实现须遵循"独立—专业—责任"的改革逻辑。在此逻辑链条中,审判责任制居于责任一环,通过责任划分推进审判权职责清晰化,以责任追究祛除对审判权运行的干扰,实现"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之目标设定。并将这一宪法定位具体化为责任标准,据此构造程序主义的责任观,由此形成对审判过程实质化、强化裁判结果与审判过程关联等审判权功能实现机制的责任约束。在此基础上,将审判责任制与宪法体制下审判权监督体系对接,走出导致改革内卷化的"法院(法官)—公众"对立结构,以体制性关联克服局限于法院内部追责所产生的制度繁冗和逻辑错乱。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职权的“刚性”与“弹性”配置

审级职能是各级法院在审级架构、诉讼制度、审判业务中承上启下的职责和功能。审判职权则是不同层级法院审理案件的范围。审级职能的定位,决定了审级程序设置和审判职权配置。以选择案件的自主权为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职权可以分为“刚性”与“弹性”两类。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调整了民事、行政再审审查“上提一级”的法律规定,限缩了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案件范围,适度扩大了最高审判机关的“弹性”审判职权,初步实现了再审领域的“择案而审”。只有在四级两审制框架下选准“择案而审”的切入点,厘清再审之诉的价值取向,完善当事人权益的配套保障,科学配置好最高人民法院的“刚性”和“弹性”职权,才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其监督指导全国审判工作、确保法律正确统一适用的审级职能。

庭审实质化视角下民事庭审话语叙事研究

庭审实质化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其本质是要保证庭审在民事审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庭审实质化的背景下民事庭审话语叙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首先是庭审话语叙事方式有所转变,表现为:避免重复性表达、多以开放性问话为主、对证据进行局部即时评价、对案件整体进行即时评价、庭审语言遵循"简明语言"规则且更具亲和力。其次是庭审话语叙事功能的转变,法官、法官助理以及诉讼参与人在民事庭审叙事活动中,其身份建构功能呈现出与庭审实质化功能相对应的特点,这些特征均体现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之时代特色。

庭前会议的功能定位与实践反思--以B市40个刑事案件为样本

按照刑事诉讼法和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设定,刑事庭前会议主要解决程序性争议,基本功能是归纳控辩争议焦点,确定法庭调查范围;拓展功能衍生为推动案件繁简分流,规范撤回起诉程序,协商确定审判方式。通过对B市40个刑事案件的实证分析发现,庭前会议解决程序性争议的功能有限,庭前会议与庭审程序的关系不明,"大庭前会议、小庭审程序"现象值得警惕,制度设计与实践操作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未来要谨防庭前会议替代、削弱正式庭审,避免辩护权弱化、庭审虚化等不良倾向,回归庭前会议功能,推动庭审实质化。

乾清宫空间功能的转换与制度变迁(下)

乾清宫是明清皇宫中位于内廷的宫殿,在明代是皇帝的寝宫,清康熙八年,皇帝居住场所从保和殿迁入乾清宫,这座明代皇帝寝宫遂被改造成清帝的理政中心。随着乾清宫空间功能的改变,清代一些重要的制度也随之出现,如乾清门御门听政、乾清宫召对臣工、懋勤殿秋谳勾到等。而且乾清宫功能的转变,直接影响了外臣进入内廷的行为方式。本文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论证了乾清宫空间功能转变的原因、过程及相应制度的产生。

从庭审有声特质看特指问句的语用功能

本文运用"田野调查"和Praat软件对庭审会话特指问句语调及其语用功能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庭审特指问句是多种功能的结合体,其语用功能的主次划分和理解必须结合庭审语境。聚焦表意框架内,特指问句语用功能由调核与疑问焦点是否一致触发,用以表示对比、强调,确认、求证,提醒、暗示,追问以及移情顺应等。传情表态框架内,特指问句语用功能是音域、音阶、语速、调核、疑问焦点等综合作用的结果,用于表达责训和否定。

“事实查明”模式与“权利保障”模式的融合——论证人出庭制度的功能定位

证人出庭率低是我国刑事审判实践中的一项顽疾,也是近年来庭审实质化所力图改变的现象。不过,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历经数次变革,却依然属于一种"事实查明"模式,即证人出庭的功能为增强法庭事实查明的能力,而不关注证人出庭的对质权保障功能。在上述功能导向下,法官任意决定证人不出庭以及庭前证言缺乏法律限制等问题就无法得到根本解决。要想真正地改变证人不出庭的现状,应当调整证人出庭的功能定位,在事实查明这一功能之外,强调其对质权保障功能,以实现"事实查明"模式与"权利保障"模式的融合。

结构与功能: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研究

2021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启动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明确四级法院审级定位和分工。总体来看,本次改革内容较为庞杂,但通过“结构与功能”视角可以清晰窥见:表面上改革关注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分工问题,实则改革注重于对“纠纷解决”与“规则治理”司法功能如何实现的问题。上述两项司法功能需依赖司法结构得以实现——“熟人社会”关系中的四级法院结构和“先后顺位”天然特征中的两审终审结构。经过对四级法院改革所欲实现的功能和所依托的结构进行匹配,发现目前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分工略差平衡。对此未来应从以下方面进行改革:一是改良提级管辖规则,去除上级法院对提级管辖的绝对决定权,使其更具有操作性和合理性;二是改良最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规则,使最高人民法院“接地气”。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审级制度评析

2018年6月,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最高人民法院本着专业性、国际性、多元性、高效性、包容性和便利性的原则,分别在深圳市和西安市设立第一、第二国际商事法庭。作为“一带一路”法治化国际公共产品的中国国际商事法庭,肩负着解决沿线国际商事纠纷,促进“一带一路”贸易往来的重大责任。法庭基于功利主义采用的一审终审制度,虽然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节约了司法资源,但无疑忽略了当事人关注的程序保障,模糊了国际商事诉讼与国际商事仲裁的界限。加之其功能定位与国内其它的一审终审制度不同,其审级实践与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商事法庭差异较大,不利于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这些都是其不能照搬国内其他一审终审制度的理由,其审级制度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