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司之后:宋代州级法官责任分等制度流变探析

唐代形成了中国古代法官责任追究制度的典型形态,四等官(主典、判官、通判、长官)制度是中华法系中法官责任制度的代表。宋代继承了前代的法官责任追究制度,并在州级审判中实行鞫、谳、判分司制度,使四等官责任制度中又蕴含了审讯、检法、判决的权力制衡因素。宋代州级法官责任追究制度从等级制演变为环节等级制,问责路径从自下而上变为自前而后,分司式法官责任追究制度创造了更为完善的样式与形态。明、清王朝取消了鞫谳分司制度,恢复了唐代四等官法官责任制度,宋代因而成为中国古代法官责任追究制度的历史高峰。

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裁判原则

在继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的重要时间节点,证据裁判原则应该随着《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而确立。为了防止法官在认定犯罪事实中的恣意与滥权,欧陆启蒙立法中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该原则之确立以纠问诉讼中已经形成的法官独立性为前提,以检察官制的引入为突破口,以启蒙思想及其对应的证据理念为支撑。我国传统诉讼中缺乏证据裁判原则的生成基因,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刑事司法的引领,司法的“去行政化”改革等的成效,为《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乃至证据裁判原则的确立提供了助力。为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刑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为了实现公正司法,需要法官公正审判,法官公正审判的关键在于遵循证据裁判原则。在《刑事诉讼法典》中确立证据裁判原则,需要在一审普通程序中贯彻审判中心主义,需要在审前公诉程序中克服侦查中心主义,需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同步完善。

“以审判为中心”的新型侦诉审模式的构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这为当前法治发展提供了较强的针对性、实用性的引领。在这轮司法改革中,我们必须在尊重司法规律的前提下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有正确的解读,并对现行法律规定的诉讼模式中侦、诉、审三者关系进行分析,找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存在问题之原因,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庭审建构、事实认定、证据裁判、司法责任侦诉审三机关的新型关系。

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深度透析

司法责任制被认为是本轮司法改革的"牛鼻子",在司法责任制的引领下推行员额制改革,倡导法官职业化、精英化理念,理顺并明确审判辅助人员的定位,是本轮司法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显然,本次司法改革的重点仍然在于"人事"。令人遗憾的是,本次司法改革关于入额法官的定位、法官助理的定位并不清晰,这也影响着本次司法改革的有效推进。从司法运行的规律角度而言,入额法官除了应具有审判权外,还应具有案件管理和人员调配的权利。法官助理的定位应当是辅助人员,但应依据不同情况划分不同的工作范围,同时也应承担相应的司法责任,实现"权、责、利"相统一。而在现实的司法改革语境下,应当在审判组合的人员配置上实现动态化的管理,以期缓解激增的案件数量与人员客观减损的压力。江阴市人民法院"1+N+N"审判组合模式的探索符合这种人员调控规律,值得推广和借鉴。

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的现实困扰与治理——基于基层法庭视角的考察

实行法庭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是确保"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有益探索,有助于解决司法行政化、司法责任的承担和办案质效低的问题。目前基层法庭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试点还存在办案机制亟待进一步细化和规范、主审法官独任案件范围亟待明确、办案责任的内部监督和惩戒存在缺失、办案责任的保障机制有待健全等现实困扰,亟待在主审法官办案机制、裁判案件范围、内部监督和保障制度上多管齐下,辩证施治。

谁审谁判:案件审批制度的改革路径

案件审批制度既是阻碍法院内部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要因素,也是法院"去行政化"改革过程中难以根除的痼疾。究其原因,是法院内部审判事务管理权与审判指导监督权的异合存在以及权力主体的角色混同,造成了审判管理权与审判权关系的错位,从而导致了法院内部管理带有浓重的行政化色彩。改变这一现状的基本途径是重新设计法院内部权力结构:由法官、审判组织独立行使审判权,庭长、审判管理办公室行使审判事务管理权,主审法官主要行使审判指导监督权;同时,重构裁判文书签发制度,以保证法院内部依法独立自主行使审判权。

证明责任:徘徊在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之间——以民事诉讼为视角

证明责任历经了从行为责任到结果责任的变迁。真伪不明被承认、民法典的制定及陪审制的确立是结果责任产生的原因。证明责任的性质受制于法庭组成、民法渊源形式以及诉讼模式,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证明责任分别是当事人一元化和法官-当事人二元化"责任",英美说服责任具有浓厚的行为责任色彩,而大陆客观责任的本质是法官的裁判方法论。行为责任是证明责任的通常实践表现形态,其缘由有证明责任的实现机制、实践继受阶段的特点以及法律语言的修辞三方面。近来诸非结果责任说在大陆法系兴起,它们对结果责任说有补充或反思意义,但还不足以代替之。我国并未真正确立结果责任,今后应当首重证明责任的裁判方法论内涵,同时也要重视行为责任。

论庭审语言的特征

庭审语言是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具有固定的程序性特征,讲究有根有据,是将事实、证据、法律进行语言加工后形成的一个有机系统。庭审中,法官语言具有威严性;律师语言的总特征是辩论性、针对性;当事人的语言或委屈、或愤怒,富有攻击性。国外庭审语言比较灵动、活泼,国内庭审的语言主要体现为庄重美,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这主要是由不同的庭审模式造成的。

论刑事庭审中心主义视野中的直接言词原则

庭审中心主义改革是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目的是实现庭审实质化,为推进审判中心主义改革奠定基础。确立和落实直接言词原则是庭审中心主义改革的必然路径,同时也有助于提升审判阶段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直接言词原则在中国立法上有间接体现,但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与直接言词原则相违背以及不完全吻合之处。因此,应调整案卷笔录的诉讼地位,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坚持和完善主审法官责任制,明确集中、连续审理原则,以使直接言词原则在中国尽快确立并得到贯彻。

略论宋代法官审判活动之法律责任

法官责任制度是我国古代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立和完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史中的重要特征之一。其中,审判活动中的法律责任是整个法官责任制度中的核心内容。

法官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探究——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宏观思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法官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制度,用来解决我国冤假错案问题。从宏观视角上看,要实现预期目标,还需要进一步的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该制度的运行发展受到民众和媒体的关注,人们期待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一起供良好的运行条件。

重新认识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

检察机关是我国权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前法律文件对检察机关权力性质的表述不够清晰,这使得检察机关权力的现实运作陷入尴尬局面。检察机关权力虽然庞杂,但根本上仍属于法律监督权的范畴,其监督涵盖了立法、守法、执法、司法4个层面。这4个层面的监督权,由检察机关整体享有,但需要通过内部机构的合理设置进行权力分配,避免定位不清、责任不清。在实施法律监督权时,要适应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并准确认定司法责任,做到法律适用者和法律监督者两重身份的平衡。

综合配套改革背景下法官司法责任问题研究

司法责任制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应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为重心,以责任制落实的薄弱环节及其配套机制建设着手,增强改革的共生、联动效应。经过前期改革,我国已经基本搭建起法官司法责任制度的体系框架,司法责任制度及其配套制度的具体落实取得了显著成效,法官独立地位和办案责任心显著增强,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得以提升。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改革还存在不少短板,需要进一步补齐。一是权责不平衡。法官责任整体加重但独立履职仍面临一定制约,不利于法官工作积极性的提高和审判队伍的持续优化;二是权责不明确。各地责任清单较为混乱、违法审判责任构成要件抽象、各项责任界限不清,容易造成责任追究的误用、滥用;三是责任追究不到位。如公开追责少、追责片面化、终身追责落于形式,导致难以对司法人员形成实质的制约监督,损害制度生命力。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背景下,应当在坚持司法责任制改革基本方向的基础上,注意把握四组关系:第一,坚持权力与责任均衡,既要确保有序放权、科学配权,规范有序行权,还要防止追责的片面偏激。第二,把握独立与受制的矛盾统一,做到放权不放任、监督到位不越位。第三,统筹协调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在坚持法院整体本位的前提下,突出法官个体的责任地位,注意防范责任分散效应。第四,实现内部制约与外部监督的配合、协作,合理利用行政性监督措施。具体举措上,首先,在统一权责清单,明确办案人员职责和权限的基础上,有效发挥专业法官会议在辅助案件决策、统一法律适用、强化制约监督的作用,同时加强和改善院庭长的审判监督管理,促进法官依法履职保障。其次,要严格解释责任要件、注意把握各类责任的差异和边界、健全法官责任豁免机制,细化完善审判责任制度。最后,还要注重从六个方面完善法官配套职业保障机制,其中薪酬制度对法官群体具有直接利益和激励关系,应当尤为关注并适当调整完善。

法官自由裁量权定义及存在基础探析

法官自由裁量权在审判过程中不仅是现实存在而且是客观需要。界定法官自由裁量权,理解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分析法官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必然性,建立适当的法官自由裁量权制度,对审判制度的改革,限制法官权力和保障法官权力行使意义重大。

论法官审判的倾听与回应义务

要保证当事人富有影响地参与审判,倾听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并对之作出回应,必须成为法官的审判义务。法官的倾听与回应义务具有公开性、平等性、亲历性、集中性、及时性等特点,其履行有利于当事人服判息诉、促进司法公正高效、维护司法权威、提高法官职业技能。受职业理念、职业能力、权能保障、职业道德、约束惩戒等因素影响,法官不履行该义务的现象并不鲜见,应通过理念塑造、素质培养、保障权能、监督查纠等措施解决这一问题。

法院司法体制现状及改革前瞻

为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法院司法体制应当改“块块领导”为“条条领导”；解决司法活动行政化的问题，必须改革“集体负责制”、“首长负责制”为“法官负责制”；实现司法公正必须革除“暗箱操作”，强化公开审判，改“纠问式”审判方式为“控（辩）式”审判方式；法官队伍必须走“精英之路”，以高标准、高素质、高品位的法官选任制度为保证，建设一支专家型、复合型的法官队伍。

智能辅助审判技术下法官问责难题的破解路径

在智能辅助审判技术下,算法权力与审判权的冲突是法官问责难题的内在机理。根据司法规律和司法改革的总目标,在充分利用科技提高审判能力的同时,应通过立法赋予法官适用人工智能的选择权和算法解释权,保障法官享有对案件裁判结果的最终决定权,并由法官承担审判责任,以破解智能辅助审判技术下的法官问责难题。法官故意利用人工智能违反法律法规,或因使用人工智能时存在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依法应当承担违法审判责任,但能够证明是算法自身原因的除外。

论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概念厘清、角色责任及规则生成逻辑

"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是当前司法改革的热点议题。在厘清该制度概念内涵的前提下,明确主审法官所扮演的三重制度角色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主审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同时扮演着"展开事实认定的认知主体""执掌法律尺度的司法官员""作为公正模范的道德化身"等三重制度角色。这三重制度角色分别决定了主审法官应当承担不同性质的相应责任,大体而言,即认知行为责任、身份行为责任和道德行为责任。唯有将这三重制度角色与其相应责任归属界定清晰,才能真正把握该制度的结构内核和规则生成逻辑,进而才能建构出科学合理的"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

司法责任制下的法官问责标准:制度、评价与借鉴

法官问责标准是司法责任制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司法责任制改革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考察域外法官的问责标准,无论是美国、德国还是日本,尽管在问责事由的种类和范围上存在一定的差别,但以不当行为作为法官问责标准却是共识。我国法官的问责标准大致经历了错案责任制下的裁判结果标准、违法审判责任制下的违法审判行为标准、司法责任制下的违法审判行为标准的演变过程,作为问责标准的裁判结果,其作用呈现出一种不断弱化的趋势。完善司法责任制下的法官问责标准,法官问责应当以不当行为为标准,建构以违法审判行为为核心的不当行为体系。

“法官后语”的效用分析——以“成本”和“收益”为视角

"法官后语"是司法裁判文书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一些学者认为"法官后语"具有案结事了,实现社会和谐的功能,因此被当作是司法裁判文书创新的典范。但是一系列的收益要考虑成本的增加以及理想中的收益能否转化为现实中的收益。此外,"法官后语"是否符合司法裁判文书改革的方向也值得商榷,笔者重点探讨以上几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