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瓶在两晋之交的衰落与消亡

魂瓶源于堆塑五联罐,是流行在我国吴晋时期东南地区的陶瓷明器,主要产自以上虞为中心的早期越窑,依托于葬俗中的神仙信仰存在。受永嘉南渡等因素冲击,以魂瓶随葬的习俗在两晋之交迅速衰落。这一时期,东南地区税赋、劳役负担沉重,通货紧缩,经济陷入长期萧条。豪门大族隐匿人口、侵夺山泽,商税苛重,早期越窑等民间手工业全面衰退。晋制葬俗等中原文化的传入改变了东南地区的社会文化风气,吴姓士族被侨姓大族压制和削弱,地方习俗难以维持,魂瓶等专用明器用量锐减。大约在咸康年间,随着侨姓大族深入会稽,魂瓶彻底消亡。

东汉时期罗马和贵霜对西域归属汉朝的认知

有汉一代,西域被正式纳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格局之中,与此同时“西域与中原地区是一个整体”的观念也开始形成。这一观念不仅体现在中央政权对西域管辖权的宣示和西域各民族对中央政权的认同,也体现在域外国家对西域归属中国的认知。东汉时期,不论是罗马帝国的马其顿商团,还是迫使部分西域地方政权纳质的贵霜统治者,均将西域视作汉朝的一部分。这不仅与汉朝中央、西域地方政权对西域属于汉朝的认知形成呼应和对证,而且开辟了日后亚欧大陆诸多民族对西域与中原地区一体性认知的先例,进而从思想史的层面和世界史的视野佐证这一事实,即汉代以后历代中央政权经略西域的实质,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对在汉代已属一体的中原地区与西域的不断整合,而非西方帝国历史经验中的“征服”。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审视近代以来部分国外学者在新疆历史认知上的局限,以及长期流行的“中原地区—内亚”二元对立视角,重新看待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态的特殊性和延续性。

东西方文化交融视域下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新范式研究

探讨汉代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在博物馆文创产品中的设计实践。以东西方文化融合为核心,从文化表现、文化意象、文化内涵三个层面进行东西方文化融合分析,并提取符号、形制、寓意及精神内核几方面内容,为文创产品设计提供新的设计思路,最后在文创产品中应用。通过深度挖掘汉代文化与西方文化,并精准解构文化,实现创新设计,满足现代消费者对多元文化的需求,将汉代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有机结合,为文创产品注入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活力,促进文创产业朝着更加开放、创新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最终创造出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创产品,为文化传承与创新注入了新的动力,为文化交流与共享搭建了更广阔的平台。

《孝经》与两汉的孝行

两汉时代,《孝经》思想社会化,孝道成为家庭伦理的核心、社会道德规范,深刻影响了人们的行为,尊敬、赡养父母,安葬、祭祀父母,蔚然成风,两汉成为孝子辈出、孝行兴盛的时代。

两汉时期黄河水患与中游土地利用之关系

对史料重新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解读,结合现代水文、地貌、土壤侵蚀的观测研究成果,就两汉黄河下游水患和中游土地利用方式的环境后果,提出了新的观点:(1)《后汉书》有关水患的记载简单笼统,但对伊洛河洪灾记载相对详细。当时伊洛河曾多次发生大水,甚至发生淹及洛阳城门和皇家园林的特大洪水,这些洪水涌入黄河干流同样可能导致下游水患;(2)自AD11河决魏郡后,一直到AD69王景治河的58年间,下游既未堵塞决口也未大规模治理,洪水来时任由泛滥。显然《后汉书》中没有具体记载是有意或无意漏记;(3)对史籍中东汉大水、水出等记载逐年逐次排查,发现东汉水患频率高于西汉,灾情也更为严重。王景新河仅使下游安定了36年而非过去认为的800年或83年;(4)东汉时期中游农耕人口比西汉减少近3/4,而河口镇至龙门间农耕人口减少九成以上,同时迁入大量游牧民族。原始游牧对天然植被破坏极大,是造成东汉黄河下游水患加剧的主要原因。

两汉黄河水患与河口龙门间土地利用之关系

作者对史料重新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解读 ,就两汉黄河下游水患及中游河口———龙门间土地利用方式的环境后果提出了新的观点 :东汉水患频率高于西汉 ,灾情也更为严重 ;东汉时期河口镇至龙门间的农耕人口减少了九成以上 ,该区与整个黄河中游一样 ,迁入了大量游牧民族 ,原始的游牧对天然植被破坏性极大 ,是造成东汉黄河下游水患频繁的主要原因。

周秦两汉时期农业灾害时空分布研究

周秦两汉时期农业灾害发生频繁 ,种类多样。灾害史料的灾度等级处理和统计结果表明 :西周时期发生重大农业灾害 8次 ,春秋战国时期发生重大农业灾害 88次 ,秦汉时期发生重大农业灾害 2 91次。农业灾害在时间分布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 :①农业灾害在年内季节分布中存在不平衡性 ;②农业灾害在年际分布中出现多个集中频发的时间区间。而且 ,愈到后来农业灾害集中发生的现象愈为明显。在空间分布方面 ,山东、山西地区是周秦两汉时期的农业重灾区。

论两汉时期趋向连动式向动趋式的发展

动趋式是趋向连动式经历了漫长而缓慢的发展变化而来的。《左传》中趋向连动式已经以趋向动词位于动词之后占优势。西汉时期的变化是动词和后面的趋向动词之间的插入成分大大减少,使二者的结合更为紧密;同时,后带宾语的情况也大大增加,东汉时期“动词+趋向动词+施事宾语”这种全新的语法形式标志着动趋式的真正出现。

试论两汉之际关于隗嚣割据西北的散文创作

两汉之际,割据西北的隗嚣集团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好文之士,他们针对其时天下形势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散文。从这些文章中,我们感受最多的是这些文士们权衡形势,分析厉害之睿智,以及昂扬向上、气势磅礴之文风。笔锋锐利、激扬畅快之作,与战国策士文风无异,显示了乱世文学文风的一致性。此时期散文文风与西汉后期雍容典雅之文风大相迥异,又与东汉中期沉稳从容之文风相去甚远,显示了其时文风的独特性。

试论中国北方龙山时代至两汉的小麦栽培

本文梳理了中国北方发现的龙山时代至两汉小麦及其相关遗存,并结合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将小麦的栽培历程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而各阶段时空特点的形成,应是人们在不断进行经验总结和技术革新的基础上,由自然环境、种植技术、加工技术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

两汉时期的治羌政策

羌族是两汉时期北方重要的游牧民族,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王朝对羌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西汉采取了“隔绝羌胡”、恩威并施等政策,其核心是围绕“隔绝羌胡”展开的;东汉采取了强制内徙、以夷治夷、武力征伐等政策,其核心是以武力征伐为主。正是由于西汉实施了正确的治羌政策,才使得西汉的西北边疆政策得以顺利实施,集中力量解决西汉最大的边患———匈奴;也正是由于东汉实施了错误的治羌政策,才出现了贯穿于整个东汉始末的“羌祸”,并最终使“羌祸”成为东汉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关雎》的阐释史看先秦两汉诗学

上博简《诗论》用“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一诗 ,揭示了一个因情制礼的主题。其所运用的引申譬喻、联想感悟的阐释方式 ,体现了自由独立的文化创造精神 ,是对西周王官之学的突破。西汉三家诗派鉴于西汉初期后妃干政的史实 ,以说诗干预时政 ,释《关雎》为刺诗 ,他们对《关雎》的阐释是对《诗论》的不断引申发挥 ,逐渐将其意义确定在帝王后妃上 ,同时还显露出历史化的阐释倾向。毛诗学派不采用刺诗说而用历史化的方式解诗。《毛诗序》理论和资料来源广泛 ,但其阐释观点与学术精神却与先秦儒家越来越远。《毛诗序》应是东汉的作品。

两汉丝绸之路的开辟及其对经济、文化的影响

两汉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发展对中古中亚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是我国西北边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文章通过对张骞首通西域、丝绸之路的起源研究以及东汉班超再通西域、丝绸之路的发展演进的考察,指出诚信、"和为贵"儒家文化以及和平基础上的大国、强国背景是两汉丝绸之路开辟与发展中的关键要素。21世纪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应以史为鉴,在世界和平中推动沿路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的交融与发展。

汉代“乡三老”身份再探讨

围绕汉代"乡三老"是否为官的争论聚讼纷纭,主要原因是对史料的掌握与理解上存在一些歧异,其实"乡三老"的身份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考之史籍,西汉"乡三老"是官,但未被列入吏员行列。东汉的"乡三老"既是官,可能也被纳入吏的系统。汉代县、郡国三老的职掌及作用与乡三老不同。

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民族政策

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是指两汉时期分布在南方的诸多少数民族。西汉王朝对"西南夷"实行的"厚赂"、武力统一、"故俗治"、徙民实边、打通西南夷通道等民族政策,在客观上有利于西南夷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增进民族融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东汉王朝对"西南夷"实行的加强边郡统治、廉吏政策、"以夷治夷"等民族政策,是以德化为主,这一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东汉王朝所委任的边吏多比较清廉,善于安抚西南夷,这也是东汉西南民族政策成功的保证。

两汉魏晋辞赋中的现实女性题材与性别表达

两汉魏晋时期以描写现实女性为题材的辞赋 ,涉及的对象包括后妃、舞女、寡妇、弃妇、新娘、婢女、思妇等不同阶层、不同遭际的各类女性 ,表现了她们在男权社会中的种种不幸 ,对当时女性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的反映是比较真实而广泛的。这些作品体现了男性作家对女性的关注与同情 ,在表现手法和角度上对传统有所突破 ,尤其是首次将宫怨、弃妇和思妇引入辞赋的表现领域 ,扩大了辞赋乃至整个古代文学的题材范围。

两汉王朝治理西域的经验与教训

文章对两汉三朝在经营西域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做了探讨。认为决定经营成败的首要因素是统治者对西域地位重要性的认识;在具体政策中则因俗而治、屯田、对动乱镇压是否果断、是否拥有一批素质很高的官员队伍等都是值得关注的主要因素;国力强盛是这些政策是否有效实施的基础和可靠保障,而中原地区稳定是国力增强的必要条件,同时由于西域依靠河西走廊和内地联系,今甘青地区的稳定由此也成为影响西域治理大局的基础性因素。

两汉造园要素比较研究

在我国以往的汉代园林史研究中,人们往往重视西汉皇家园林而忽略对东汉园林的研究,或将两汉、秦汉园林混为一谈。笔者从园林史研究的角度出发,对比分析两汉时期的社会背景、审美思想,并将园林创作思想、技法、造园成就等要素进行对比,详细阐述了东汉较之西汉在造园思想和审美的不同之处以及造园技术的进步之处、东汉造园的发展与魏晋士人园林的兴起有着不可忽略的关联,探讨了东汉园林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可能性。

从公天下到“王命论”——论两汉之际儒生政治理念的变迁

儒生阶层在西汉元成以后登上政治舞台,发起了复古改制运动,但空有理想主义的激情,不能解决历史症结。复古改制失败后,儒生们依据公天下政治理念,捧出王莽来改造现实,却又造成了更大的历史劫难。面对惨败,儒生们不能够反思自身的理想主义,反而走向了"王命论",认为天下应为刘氏一家所有。儒生再没有勇气讨论"禅让"等公天下的理念了,此为中国思想史上一大变局。"王命论"在后汉变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导致后汉学术走向平庸。

先秦两汉执手礼及其情感内涵

执手作为一种礼仪,最迟在先秦时期已经形成。不同的历史时期,执手的对象、范围以及所表达的情感有很大变化。先秦时期执手礼的实行已经较为普遍,出现在师生、国卿与大夫、君臣、士兵、国人等关系中。秦汉时期的执手礼较之先秦具有史籍记载多、意向情感丰富、人物关系更加多样、场合环境更加扩大等特点。无论先秦还是两汉,执手礼有一个最根本的共同功能,即表达对他人的与正向价值有关的情感。在人们的观念中,手是美好神奇的,因而人们愿意把美好善良的情感通过执手的方式向对方表达。逾千年而不变的情感和观念,使得执手渐渐地积淀为一种礼俗,而一旦形成礼俗,就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从而不可逆转地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