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篮球俱乐部“独家签约权”条款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进路——基于劳动法视角的考察分析

职业篮球俱乐部独家签约权条款在保护俱乐部的先期投入、提升俱乐部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与困境,引发了实践中的诸多纠纷。从劳动法的视角出发,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法、规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独家签约权条款的法律性质及其与球员劳动者自由择业权的互动、与服务期条款的对比等事项进行考察,发现当前我国职业篮球俱乐部独家签约权条款存在缺乏法律依据和法律约束力、与高位阶“服务期”条款相冲突、以严格的约束条件过度限制球员劳动者的自由择业权等问题。为保障球员劳动者的自由择业权并提升俱乐部的可持续竞争力,从加强立法、推进集体协商、放宽约束条件以及适用服务期条款等方面提出了我国职业篮球俱乐部独家签约权条款的完善进路。

程序选择权及其法经济学思考

程序选择权是程序关系人的一项宪法性基本权利,本质上是一种诉权。在追求司法效率最大化的前提下,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探讨程序选择权的法理,对于重新审思、检视、设计和评价整个民事程序法律制度以及相关的实务运作,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消法》新增之“消费者后悔权”的性质及适用

最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增加的“消费者后悔权”制度,其法律性质宜界定为形成权中的一种具有无因性的特定解除权,可称“特定无因解除权”.消费者后悔权行使有严格的货物或服务范围及时间期限,且消费金额以不低于100～200元为宜.消费者后悔权的实际运行还依赖于强大的行业保障、协会保障、行政保障及有效的司法机制.

单方仲裁选择权条款效力探析

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规定某一方有权提起仲裁,而没有相应赋予另外一方提起仲裁的权利,法院在判断这种仲裁条款的效力时,往往以显失公平为理由认定其无效,学界也有学者持这种主张,然而,这种理由表面肤浅,显失公平何以体现,司法实践和理论都没有深入充分的阐述。从民法的角度分析,这种条款应该是有效的。

环境法学方法论的问题划分与实践运用——以“环境权入宪”为例

环境法学方法论研究应避免抽象的争论,从实践出发,提出具可操作性的研究路径,为环境法学研究提供交流与争辩的基础性平台。在研究的逻辑过程中,问题属性的明确是最为重要的一环。"环境权入宪"是一个规范选择问题,而非事实判断问题或价值判断问题。我国宪法中应采取何种规范模式,应立基于环境保护及宪法实践的具体情况。

船舶优先权的法律适用规则

受英国海商制度的影响,我国《海商法》第272条规定:“船舶优先权适用受理案件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拟议中的《民法典》(草案)也承袭了这一规定。该项规定虽然简洁、明确,但却过于强调本国法的适用,容易造成不公平的审判结果。实际上,尽管各国船舶优先权制度的法律冲突严重,法律适用规则也相互歧异,但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船舶优先权的法律适用应当尽量摈弃本地法主义,用更为周密、完整的条文保护船舶优先权人的既得权。

论我国涉外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适用及其完善

在消费者合同关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及谈判能力的差别,消费者相较于经营者处于弱势地位。在冲突法层面上为涉外消费者合同中的弱势消费者提供保护是当代国际私法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关于涉外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规定独创性地赋予了消费者单方面的法律选择权,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保护消费者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在消费者没有选择法律时,由于缺乏以保护消费者为结果导向的规则的运用,可能导致所适用的法律不利于消费者,从而背离消费者保护的初衷。

论最密切联系原则及其在我国的运用

"最密切联系原则"是确认准据法的重要冲突法规则,最早运用该学说确定涉外合同之债和涉外侵权行为之债准据法的,均为美国纽约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富德(Fuld)。在冲突法立法方面,我国从一开始就接受了最密切联系原则。但是,我国现行冲突法有关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立法系统性不够,整体水平尚有待提高。从现实需要考虑,我国应完善相关立法。

中国周边争议海域共同开发基础问题研究

中国与周边海上邻国大多存在海洋划界争议,为此我们一向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共同开发不是依靠善意能够实现的,考虑到我国周边海域争议的复杂性,要实现共同开发需要首先厘清和解决一些基础性问题:根据《海洋法公约》第83条,共同开发属于临时安排性质,不应影响最终划界,但在实际效果上,共同开发仍会对划界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共同开发的法律基础是当事国的条约约定,当事国的意志是共同开发效力的唯一来源;共同开发的实现必须考虑当事国已经授予开发实体的特许权利,这种既存权构成了相关国家的既得利益;大陆架油气储藏的单一地质构造要求适用利益分享原则,这限制了相关国家的单方开发权利,必须考虑对方国家的合理要求;单方的或排斥争议第三方的永久性开发行为不符合《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具有非法性,但作为对抗措施的单方行为例外。

转型期我国法律家长主义适用的界限——以“超”法律家长主义的防范为视角

法律家长主义在保障个体权利充分实现的同时,又限制了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如果适用不当,还极易产生侵犯个体权利和自由等负面影响。因此,需对法律家长主义的适用采取谨慎态度,为其适应范围设定"底线",区分"公域"和"私域",并限制它对"私域"的介入。同时,应充分保障当事人适度的自主选择权和个体选择权,权衡具体适用的社会整体效果。在我国社会转型和法治化建设进程中,必须对"超"法律家长主义加以防范,以充分发挥法律家长主义对于个体权利的积极保障功能。

论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对国际私法立法的影响

物权变动有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形式主义、债权形式主义三种立法模式。与此相适应,国际私法关于物权变动的法律适用有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适用物之所在地法两种立法模式。中国国际私法应根据中国物权法关于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的选择确定物权的法律适用规则。

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选择

在高新技术成果开发的不同阶段,高新技术企业面临知识产权保护法律选择时,应慎重考虑相应法律选择的依据及其优先顺序,因为各阶段的成果属性不同,受到保护的可能性差别很大,对保护的要求也不尽相同。高新技术企业应针对自己开发的产品的不同形式和阶段,寻求适当的保护模式,综合运用知识产权法,实施阶段保护战略,针对技术开发的不同阶段,采取正确的保护措施。这无疑是提高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保持竞争力和提高创新能力的关键。

论跨国公司的国际关联对法律冲突的影响

跨国公司的国际关联使那些与跨国公司有关 ,尤其是与跨国公司内部交易有关的法律冲突 ,呈现内部化、公法化、多层次化、立法管辖冲突与裁判管辖冲突结合化的新特点 ,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跨国公司对传统冲突法提出了挑战。传统冲突法的许多制度将使法律选择和管辖权确立无法实现公平、公正的价值取向 。

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职能和直接职能

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为基本职能和直接职能。直接职能是指政府矫正或弥补“市场失灵”的职能。人的自由选择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 ,政府是制度的最大供给者 ,因此 ,政府的基本职能是供给以保证人的自由选择为目标的制度。当前 ,中国更应该强调政府供给有效的法律制度。

保护弱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原则在涉外家庭立法中的适当性评析——以涉外监护立法为视角

在涉外家庭关系中,当事人的地位往往处于不平等的状态,如何保护弱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将"保护弱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原则"融入到涉外民事关系立法当中符合法律的"公平、正义"这一理念,同时也是国际私法中的适当论在涉外家庭领域的具体化和最新体现。

物权行为理论有关问题探讨

文章明确了物权变动的三大主义与两大区分原则 ,指出可以用“物权行为”指称一些物权法上特有的行为 ,坚持我国民法不采纳物权行为理论的立法选择 ,但也肯定对物权行为理论的研究有一定价值。

建立“绿色发展”的法律机制:长江大保护的“中医”方案

《长江保护法》已列入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并已启动了立法工作。但各方面对《长江保护法》的性质定位、价值取向、制度架构等一些关键问题还缺乏基本共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长江经济带建设需要“中医”方案的理念,《长江保护法》的制定也需要通过对涉及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各项法律制度进行“体检”,发现各种“风寒”症状、找到“经脉”淤堵点、研究“脏腑”调理方,确保出台一部以中医整体观为指引、以“治未病”为价值取向的高质量法律,为实现长江经济带建设的“良法善治”提供基础。本文认为:①已有涉及长江经济带建设的立法涉及多层级、多机关、多法律关系,各种规范的出台背景、价值取向、核心内容、制度体系缺乏协同性,所导致的权利冲突是造成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恶化的制度原因,必须妥善解决。②解决现存的权利冲突,需要为长江保护专门立法,而为长江立良法的前提是确定长江保护法的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目标,应通过法律语言的转换,具体化流域安全、流域公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立法价值取向。③长江保护立法是在一定价值取向指引下对权利义务、权力责任等立法资源的配置过程,从立法技术和方法上,应注重优化立法资源,厘清长江保护法的基本概念,合理借鉴国外经验,明确立法技术路径;按照发展与环境综合决策原则,合理配置政府事权,建立实现“绿色发展”决策体制;建立以实现绿色发展为目标的多元共治机制,广泛鼓励公众参与。

从概念到规则:网络虚拟财产权利的解释选择

尽管网络虚拟财产权利已被《民法总则》列为民事权利,但其权利性质仍不清晰。学界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见解,很大程度上是选择何种路径对其加以解释、描述和表达的分歧。对此,讨论的重点不应停留在"网络虚拟财产是否属于物"这一纯粹的概念性问题上,而应转向具体的规则适用层面,并将后者的结论作为前者的讨论前提。从规则适用的角度考察:在网络虚拟财产权利的取得、行使和消灭上,债权说与物权说的解释力不相伯仲;在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救济上,债权说也仅比物权说略逊一筹;而在网络虚拟财产权利的变动上,尤其在无权处分及多重让与的场合,物权说的解释力则明显强于债权说。因此,从规则适用的逻辑融贯与简练上考虑,应将网络虚拟财产作为特殊的物权加以解释。

个人信息保护中告知同意规则的规范构造

告知同意规则在个人信息保护中处于重要地位,但是告知同意规则在适用中存在诸多问题。引入激励机制能够促进信息处理者积极履行告知义务以及信息主体提供更高质量的“同意”。在对信息处理者激励的层面上,赋予告知同意规则以排除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功能,并限制信息主体单方变更权的行使范围。在对信息主体激励的层面上,赋予信息主体可选择“同意”的空间,设置“一键同意+可以商讨”的选择结构。引入激励机制的告知同意规则能够在不偏离原有制度框架的基础上,有效促进个人信息保护与个人信息流通的平衡。

中国法制建设的观念障碍

培育法制观念相对于整个法制工程而言是先导性和基础性的工作。西方法治思想源远流长,而中国人治思想极为丰富。当前中国官方和民间存在着法制观念的诸多障碍:官方视法律为管制民众的工具,持片面的"秩序观",对法制采取"机会主义"和"便利"态度,盛行官场"潜规则";民间"情"重于"法",迷信"关系",缺乏权利观念和争讼意识。官方和民间的观念障碍又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培育法制观念既是渐进的,又是紧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