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扶贫模式沿革的进路、动力及价值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承载着在中华大地上消除绝对贫困、实现人民幸福的使命任务。在扶贫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目光聚焦农村、农民,历经“救济式—开发式—精准扶贫”等扶贫模式渐进发展,最终建构起以党的领导、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多方支援为主要特征的扶贫路径。扶贫模式的沿革,是党基于扶贫思维变革、治理主体多元和脱贫路径拓新的三重逻辑展开的贫困治理路径的内生性演化。新时代新征程上,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扶贫模式沿革的内在价值与实践意蕴,不仅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也是系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遵循。

渐进主义视角下脱贫攻坚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政策演进逻辑

脱贫攻坚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是由脱贫攻坚期政策框架向乡村振兴政策框架过渡的过程。运用渐进主义的理论视角,通过对33项有效衔接具体政策与脱贫攻坚期相应政策进行比较,解析了有效衔接渐进调整存在相对增量、绝对增量和新加增量三种政策调整方式,同时脱贫攻坚政策框架向乡村振兴政策框架的跃迁是在政治目标、话语危机、替代话语等因素的介入下实现的,以此描绘了脱贫攻坚的具体政策逐步向一般性社会保障政策和以共同富裕为核心的乡村振兴政策演变渐进过程。在演进逻辑上,有效衔接的政策渐进调整既是政治理性主导的过程,也是一个技术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行为过程上表现为整体性渐进而非碎片化渐进,外在表现为新旧政策话语之间的转换。

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的现代化社会动员:特征、挑战与策略

社会动员是有效推进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是实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工作方法。民族地区的基层社会动员在动员政策、动员效能、动员融入度、动员接点以及动员目标等方面有其自身特殊性。基层社会动员掣肘于民族动员政策衔接机制不健全、民族自治区域基层社会动员组织结构脱嵌、民族地区社会动员工具选择单一,以及动员治理场域环境排斥等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亟需建立以提高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社会动员效能为目标导向的优化机制。首先,通过深入跟进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的社会动员实践对接机制,及时防范边缘性、规模性返贫,建立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动员举措相匹配的精准有效衔接机制;其次,强化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社会动员主体权威性,积极提高巩固脱贫成果社会动员客体主体性,构建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的社会动员生态关系格局;再次,坚持巩固脱贫成果社会动员方式的灵活性与动员载体的多样性,提升民族地区现代化基层社会动员能力;最后,坚持民族地区以人民为中心的巩固脱贫成果理念,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特征的巩固脱贫成果社会动员规模效应。

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贡献

消除贫困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不仅引领中国减贫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也为推动人类减贫事业的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道路的成功提振了人类减贫信心,丰富了人类减贫的实践样态,拓展了人类减贫思路,不断推动人类减贫目标的实现,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注入了中国力量、树立了中国典范、贡献了中国智慧,开辟了美好前景。

从中西比较视域看中国扶贫道路

扶贫问题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从中西比较视域对扶贫工作进行审视,中国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扶贫理念和“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实行长期性、整体性的精准扶贫模式;西方国家则坚持以“唯利论”为主的扶贫理念,实行短暂性、局部性的福利政策机制。中国的扶贫制度具有“两个创新”和“三大优势”的特点,“中国样本”在扶贫领域具有明确目标、统筹规划、凝聚民心、务实求真的特色,实践导向鲜明,颇具学习借鉴意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脱贫攻坚道路的多维解读

新时代以来,中国的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脱贫攻坚道路。中国的脱贫攻坚是以农村扶贫开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减贫行动的阶段性任务,新时代中国特色脱贫攻坚道路的科学内涵凝结了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内涵和要求。脱贫攻坚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体现了人民至高无上的价值取向。新时代中国特色脱贫攻坚道路的基本制度包括开发式扶贫制度和救助式扶贫制度。中国共产党在推进脱贫攻坚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创新脱贫攻坚模式来培育扶贫对象脱贫致富和贫困地区振兴发展的内生力,逐步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脱贫攻坚道路的实践模式和创新机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道路的特征与展望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致力于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探索与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带领全国人民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选择上从“四步走”转化为“五步走”战略,我国的扶贫道路也经历了从救济性到小康性,再到共富性扶贫的转变,并在思想来源等六方面上保持了鲜明的中国特色。2020年在消除绝对贫困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事业将进入以解决相对贫困为目标的共富性反贫困阶段,从制度、激励、组织和能力四方面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将成为未来反贫困的重点。

从贫穷到富裕:建党百年来我国贫困治理的庄严承诺与路径探索

作为马克思主义贫困与反贫困理论的中国化成果,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理论是在中国扶贫实践中形成的,经过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发展与完善,最终成为基于中国扶贫开发实践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成果。文章围绕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按照不同时期的演进特征划分为萌芽、形成、发展和成熟四个时期,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扶贫战略和主要政策,形成七个阶段的贫困治理实践。通过回顾建党百年来中国贫困治理进程中的伟大成就,分析、总结不同历史时期贫困治理的庄严承诺和实践探索,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中国贫困治理战略与政策的演进。

教育扶贫视域下“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的独特属性及其发展路径探析——基于湖南省“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的思考

作为教育扶贫的一个重要举措,湖南电大系统承办的"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经过多年的探索实施在"系统性、实用性、网络性、示范性"等方面日益呈现出了自身的独特属性和优势。同时,围绕助力精准扶贫,面对新形势也急需融合"互联网+"思维,在资源项目结合、经费保障机制、配套激励机制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找到新的发展路径。

协同治理视阈下中医药健康扶贫之路径研究

因病致贫返贫成了脱贫攻坚战最难啃的骨头,呼唤着精准应对,加大健康扶贫力度。新时代需要借助中医药服务特色优势,满足农村贫困群众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的健康需求。在协同治理理论下,本文通过对当前健康扶贫及中医药事业发展现状的分析,提出党政机关高位推动中医药健康扶贫工作,职能部门科学制订相互衔接的配套政策,县域医联体夯实中医药服务能力,贫困患者个人提升中医药健康素养,社会群体积极融入中医药健康扶贫,以此不断优化中医药健康扶贫的路径,推进"健康中国"和"乡村振兴"国家双重战略。

发展哲学视阈下的中国特色减贫道路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看来,消除农民贫困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问题和发展目标。开发式扶贫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鲜明特征,这在理论和实践中超越了发展经济学和启蒙理性,实现了发展客体论和发展主体论的统一。超越抽象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特色减贫实践充分证明了中国走的是一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之路。在脱贫攻坚全面转向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中,应注重经济社会结构分析,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着力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来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IRT框架视域下的中国旅游减贫特征与模式

【目的】旨在通过对中国旅游减贫经验的总结为乡村振兴实践提供指南和理论支撑。【方法】以一体化乡村旅游(IRT)框架对2018—2020年《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案例》中90个中国案例进行内容分析。【结果】(1)IRT框架可修订为由速度、质量、外源性和内源性重构的SQEI框架,并建立起4大类10子类旅游发展模式体系;(2)旅游减贫模式以“企业+就业”的外源质量型模式占比最多、分布最广;(3)东、中、西部减贫模式分别多采用“合作社+就业”的内源质量型、“村企+产业”的内源速度型、“企业+产业”的外源速度型模式;(4)旅游发展模式演化存在垂直和水平两种演化路径。【结论】(1)在IRT框架基础上重构的SQEI框架更加契合中国情境;(2)通过政府调动多方力量参与的中国旅游减贫呈现出政府主导、外源帮扶为主、减贫质量较高三大特征;(3)“企业+农户+合作社”的平衡发展模式是理想的旅游发展型态。推进乡村振兴,各地需要在旅游发展中发挥既有经验优势防止返贫,注重因地制宜振兴乡村,并构建多元主体利益关联的共创机制。

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一般框架与经验借鉴

中国在七十多年的减贫历程中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理论。系统阐释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一般框架并总结中国减贫的一般经验,是对全球减贫理论和话语体系做出中国贡献的必经之路。基于对中国减贫实践的历史考察与特征分析,本文将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一般框架概括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体系、以发展为中心的政策体系、以协同为中心的工作体系和以创新为中心的工具应用体系,并对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所蕴含的特殊性与一般性进行了辩证分析。进而将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一般经验提炼为强化领导、连续规划、动态瞄准、发展导向、多维协作、上下互动,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可能借鉴。

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法治逻辑

脱贫攻坚取胜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必然结果,乡村振兴要继续坚持这条道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具有丰富的法治元素。这一道路是社会主义中国尤为重视的"共同"理念的体现,并以宪法规范作为有效运行的保障框架。减贫旨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以人的尊严为价值指向,需要在个体、社会以及区域三个层维度实现。减贫的主要场域在基层,应当进一步提升基层的法治能力。在消除绝对贫困之后,消除相对贫困仍需以法治方式为之,继续丰富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法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