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医药产业的专利、贸易政策与国际贸易关系研究

本研究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分析框架下,以高度依赖专利保护的医药产业为例,在分析我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运用计量模型对专利、贸易政策和国际贸易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1)相对单位劳动力成本与医药出口贸易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这种比较优势对医药出口贸易增长影响并不显著;(2)国内发明专利授权和出口退税政策是我国医药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因素,中药出口贸易的增加主要依赖出口退税政策的支持;(3)相对原料药而言,专利对成品药的进出口贸易影响更为显著;(4)我国专利保护强度的改善对促进成品药和医疗器械的进口贸易有积极作用,原料药进口贸易的发展主要源于我国人均医疗支出的增加;(5)从三个"五年规划"期间看,我国工业品简单平均适用税率的降低反而带来化学制剂和生物生化制品进口贸易增长率的降低。

广东省高校专利运营能力情报分析——以专利运营能力前10所高校为例

从专利情报分析的角度,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分析广东省高校专利运营能力较强的前10所高校运营情况,包括专利运营总体趋势、专利转让时间特征和地域分布、技术热点分布和被引频次等。研究结果表明,该10所高校的专利运营能力已经走在全国高校前列,但仍需进一步完善专利运用体制建设、培育高价值专利、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在广东省乃至全国高校的专利运营中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基因序列的可专利性研究

从基因序列的发明发现之争、基因序列的创造性和实用性分析、基因序列专利保护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三个方面出发,对基因序列的专利保护问题进行了深入具体的分析探讨,最终发现:从理论上讲,没有足够充分的理由阻止基因序列的专利保护,但是各国对基因序列的专利保护应当根据本国基因资源拥有、生物科技的发展等具体情况而定。

计算机软件的可专利性探析

如何对计算机软件提供充分而不过度的保护,这是各国立法选择和司法保护上的一个难题,也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通过对计算机软件可专利性理论和实践的分析,可知计算机软件兼有专利权和著作权客体双重属性,并且软件专利保护优于著作权保护。本文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计算机软件法律保护的发展进程及其不同阶段的分析,提出了我国计算机软件专利保护的对策。

职务发明奖酬义务主体研究

职务发明奖酬制度的设置对专利创造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直接调整着企业研发与雇员发明创造的积极性。目前职务发明奖酬制度规定的支付义务主体备受诟病,因此很有必要在立法上对"职务发明奖酬制度"进行重新构造,将职务发明奖酬支付义务主体固定为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所属单位。应当在立法条款上明确"发明人所属单位"与"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不一致的情形,从根本上杜绝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给发明人权利带来的损害,确保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与其所属单位之间权利义务的动态平衡,推进我国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

专利权有效性推定规则的概念论证及其展开——论专利权的证明方法

专利权是推定有效的。虽然专利法没有总括性条款明确规定可专利性的授权要件,但第45条规定的宣告专利权无效的要件明确了授予专利权的必要要件,其基本的证明方法是在法律上进行有效性推定。该规则起源于普通法中的推定概念并被纳入了成文法规范。美国专利法实践中,将有效性推定规则与司法确权程序中的专利权效力证明标准紧密关联,构建了专利行政确权与司法确权程序之间的衔接机制。专利有效性推定规则是专利授权确权的基本证明方法,解决了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当属于可辩驳的推定,是法律上的权利推定规范,其功能在于降低专利审查部门的证明难度,法律效果体现为证明责任转移。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FDI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FDI之间的关系,发现强知识产权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更多FDI的流入。同时从行业层面出发,利用国际专利标准分类的各宏观行业专利授权量,研究不同行业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FDI的相关性。结果显示,FDI对那些技术含量高且容易被模仿的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比较敏感;而那些低技术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FDI的影响则比较小。文章最后提出了选择合适知识产权保护的建议。

中国专利增长之“谜”——来自地方政府政策激励视角的微观经验证据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的快速增长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一个重要发现就是,中国专利快速增长并不是由知识产权保护加强或专利保护法律体系完善所导致的,而是由政府政策激励所导致的。若运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法(ZINB)全面分析中国各省份地区的政府专利资助、补贴和奖励政策对微观企业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以及外观设计专利这三种类型专利数量增长的影响效应,就能揭开和解释中国专利爆炸式增长之"谜"及其形成机制。尽管中国各省份地区的政府专利资助、补贴和奖励政策,是推动中国企业三种类型专利申请数量增长的核心因素,但是中国各省份地区的政府专利资助、补贴和奖励政策,对中国企业三种类型专利授权数量增长存在差异性的影响,其中,政府全额资助、补贴和奖励政策更倾向于激励企业对低质量专利的申请。

从法律思维的角度看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

本文从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出发,结合专利实审过程中修改超范围的问题,阐述了运用法律思维去解决修改是否超范围问题的方法,并体现出在没有明确的尺度和规则去判断超范围的情况下,在面对问题时,从多个角度寻找有力的证据和理由,形成完整的逻辑并得出结论正是运用法律思维解决问题的具体步骤。

高校知识产权管理中的政府机制创新--对美国国防部专利政策的研究

美国政府干预知识产权的政策适用于政府各部门,尤以国防部最为典型。由于遇到的知识产权问题最多,利害关系最密切,美国国防部对这些知识产权政策执行得也最早、最积极、最深入。以知识产权政策中的专利政策为线索进行梳理总结,发现美国在知识产权管理中有三方面的政府机制创新:为政府目的使用专利技术的规则、对涉密专利申请保密和解密的程序、对政府资助所产生的发明的管理。

浅析穿戴式机器人领域中的不授权客体问题

穿戴式机器人既能够为运动功能障碍患者提供康复治疗又能够为正常人增强负重和运动能力,即其兼具治疗性质和非治疗性质。随着目前穿戴式机器人专利申请量逐渐增大,在发明专利申请中,对于穿戴式机器人的方法类权利要求是否属于专利法第25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则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治疗性质和非治疗性质进行分析,辅以案例说明,简要分析了穿戴式机器人领域中的不授权客体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判断方法,以便为穿戴式机器人领域审查员和申请人开展专利审查以及撰写方面的参考。

浅析图像处理领域中的客体问题

发明专利申请中,对于图像处理技术的客体问题,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专利法第25条第3项规定的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二是专利法第2条第2款规定的是否属于技术方案。本文简要分析了上述两个方面涉及的客体判断方法,并结合实际案例进行说明,希望为图像处理技术方向的专利从业人员提供借鉴,以及帮助相关领域申请人理解和重视上述问题。

美国专利再审查制度评析

我国现行专利法在专利权无效判断问题上采取的是专利行政机关享有宣告专利权无效的权限,法院在侵权诉讼中不应就专利权的效力问题进行判断的做法。由于认识到这种绝对行政单轨制的种种问题,具有代表性的改革意见均体现出了崇尚美国专利权无效判断的司法主导制度的倾向。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通过历次专利法修改,逐渐改变了原有司法主导的单轨制,加强了行政机关在专利权无效判断的权重。显然这一变化与我国学界对于美国专利权无效判断制度的理解大相径庭。特别是2011年美国专利法的修改又进一步确认了加强行政机关专利权无效判断再审查的趋势,值得深省。有必要从制度论上探寻上述发展趋势的来龙去脉,进而对建立与我国专利权有效性判断规范功能相适应的制度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