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自由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宗教信仰自由是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它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个人思想信仰绝对自由,二是表现在实践层面上的宗教活动相对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正是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完整体系。

经济法行为性质论

法行为的本质属性是不同行为的权利(权力)义务(职责)关系的组合,不存在某法部门专有的法行为,任何法行为都同时由各法部门进行调整。经济法所调整的行为关系与相关法部门调整的行为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最终结果来看,它们是在各自价值目标基础上的一种不同法行为关系之间的边际均衡。

法治视野中的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平衡关系

文章诠释了警察权和公民权的内涵。分析了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对立统一关系,从警察权源于公民权、保障公民权、服从公民权需要、接受公民权监督等多个方面,归纳了二者统一的实质;从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秩序价值与自由价值、自由裁量与权益评判、执法权威与消极对抗等矛盾,归纳了二者对立的表征。提出了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平衡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对策,包括树立执法为民思想和人权保障理念、提高法律意识和完善法律规制、以程序公正原则提升警察权的正当性和公信力、切实维护警察执法权威和执法权益等。

跨文化际人权保障的法文化取向与营造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的法律文化构成了跨文化际法律制度并存的现象。法文化形成和运行所体现出的观念与制度矛盾,普遍主义与地域特性的对立,个体与群体利益的冲突,国家与国际的价值差异,使法文化充满了对立统一的特征。具体说来:与其他门类的文化不同,法文化的实用性、适用性在因文化差异导致冲突时,虽然会表现出即时性和刚性特征,但也正因为如此,将更有效地协调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冲突问题,从而使各国的法文化变得相互更容易沟通,在司法改革方面更加接近。这同时表明,法文化之间既有冲突的一面,又有文化熏染、消弭对立的一面。要善于应用文化的力量、文化的手段,营造现代性、先进性、国际性的法文化,才有利于我国刑事司法的改革和进步,当然也就有利于人权特别是被追诉人权利的保障。如果只看到文化的差异和民族性,而激化与外来法文化的对立和矛盾,拒绝国际法治的共通和共享,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和人权事业,对中国在未来全球竞争格局中掌握法律话语权,将起到消极的作用。跨文化际背景,决定了当代法文化的重塑与适用,要充分考虑国家、地域、民族因素,考虑法律与公众、与经济、与立法司法机关的关系调整,尤其要强化权利意识的公共教育与培养。

侦查效率与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

从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和具体目标上看 ,侦查效率与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是统一的 ,但由于它们分别代表不同的利益和价值取向 ,二者又是对立的。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对侦查办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者的统一性强调了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是有利于而不是有碍于侦查办案 ,因此要求侦查人员改变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的观念 ,将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与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二者的冲突性要求侦查人员树立一种均衡观念 ,根据社会现实情况以及维护法治利益和社会秩序的需要作出适当的选择。

平衡法视野下的分配正义观——以收入分配为例

近代以来,收入分配的公共治理范式经历了两次变革。第一次,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第二次,从权利本位到平衡范式。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是收入分配公共治理的形式变革,由平均、平等走向自由、效率,彰显了权利意识、效率优先和形式正义。而从权利本位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平衡范式则是收入分配公共治理的实质变革,以分配规则的"平衡性"、"公平性"、"正义性"来消解"分配不公",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相统一和收入分配的实质正义。平衡法的价值理念正引领和形塑着收入分配法治观迈向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为表征的分配正义观。

我国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身份转变规定的完善

合伙人身份转变与合伙人数量变更是合伙人变动的两种情形。我国《合伙企业法》虽对合伙人身份转变作出了一些规定,但在内容上存在着很大缺陷。应当加强对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身份转变过程中债权人利益的保护。立法者可以通过付与有限合伙企业告知义务和赋予其债权人异议权,以充分保障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过程中有限合伙企业债权人的利益。

论亲权的私权属性——对权利义务统一说的驳斥

通常认为亲权性质为权利义务的统一体。通说违反了权利和义务范畴的基本关系,直接违背亲权的私权属性。亲权的私权属性是由亲权产生发展的历史和对抗专制政权的现实共同决定。亲权是父母特有的民事权利,客体为父母对后代的自然情感利益。滥用亲权会引起相关公法后果,表现为父母须对国家和社会承担一定责任,责任性质不是民事责任,责任本身也不改变亲权私权属性。

论医师治疗权之权利义务统一性

医师治疗权具有权利义务统一性,一般主要体现权利性属性,特定情况下,义务属性居于优势地位。本文试图寻找赋予医师治疗权权利属性转变为义务属性的法学、伦理学基础,并提出行使治疗权应以不得拒绝行使为原则,可以拒绝行使为例外,并且拒绝行使治疗权应受到严格限制,即法定不得拒诊、唯一可及下的应诊和拒诊后的适当照顾。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法律所规定的医师治疗权的内容及边界进行准确界定,以更好指导医疗实践中医师治疗权的履行。

生态补偿制度的法理基础初探

生态补偿制度是一项新兴的环境法基本制度,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理论内涵。但是作为一个法律概念,生态补偿制度至今仍缺乏一个统一的定义。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对该制度的法理探讨,对其性质理解不够透彻。从公平正义价值、权利义务对立统一原则以及环境领域利益衡平等方面对生态补偿制度进行法理分析,以期更好地促进生态补偿制度的研究和实践。

侦查权与沉默权的对立统一关系

通过对侦查权与沉默权两者含义的阐述 。

对正确处理维稳与维权关系的思考

伴随着公民维权意识的不断提升,各种维权冲突在全国各个地区不断上演,给政府维稳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一方面是政府承担着的维稳职责,另外一方面是公民维权的导致的各种冲突,维权与维稳成为了当今社会广泛存在的对立冲突,并不断的考验着政府工作人员的管理智慧。维权与维稳二者之间的关系显示了当前中国维稳与维权之间存在的现实矛盾,如何实现维权与维稳之间的和谐统一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道德应得”的悖性及其消解

“应得”是分配正义的重要议题,它需要获得道德的辩护也是对“道德应得”的伦理解释。在学界,有的从道德义务论出发解读“道德应得”,有的从功利论角度理解“道德应得”,使得“道德应得”在现实社会的执行中产生了各具其理的相互矛盾的悖性。坚持从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中理解道德应得,保持社会公正平等的张力,是消解“道德应得”悖性的学理的和现实的路径。

新《中国民法典》分则以及《德国民法典》中的动产善意取得——法律比较

随着《中国民法典》在2020年通过,一部规范化的物权法也随之产生,该法与2007年首次在中国被规范化的物权法基本一致,但也包含了一些创新与澄清。与《德国民法典》的物权法规定相比,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物权法——除了没有分离原则和相关的抽象原则外——与德国法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中国民法典》分则中的物权法包含一个对动产物权和不动产物权同样适用的“总则”部分。动产物权与不动产物权如此深远的平等性也体现在从无权处分人处取得的规则上。与德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善意取得法在规则上并未得到明显地区分,而是总体上都包含在《中国民法典》分则第311条这一基本规范中。尽管如此,通过与德国法的法律比较可以看出,中国法上的善意取得法与德国法并无本质区别。

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责任体系不必重构

在人工智能时代,有必要甄别何者才是刑法面临的真正挑战,而不能动辄以新技术、新风险为由建造新的智识系统。人工智能只是人类为自身之目的而研发的高级工具,它无法被赋予“权利义务统一性”,难以改变二者之间的主客体关系。由于法人具有非生命体形象,学界常常借助单位犯罪类比论证人工智能的刑事责任主体地位,但二者存在根本不同的运行原理,肯定论对刑法中的“辨认控制能力”的认识也存在严重的以偏概全。惩罚人工智能不能实现报应、预防等目的,对其设定的刑罚引发了“技术失控-技术可控”“特殊预防无效-特殊预防有效”“刑罚设计-非刑罚性”“AI主体性-AI工具性”“消减风险-加剧风险”等五大悖论。在人工智能侵权案件中,犯罪主体只有自然人或单位,人类中心主义的责任体系具有恒久适应力,不能因应前沿科技而将刑法重构为技术管理法,更不能将之建立在修辞和想象之上。

再论新兴(型)权利的证成标准:对应义务验证说

权利泛化现象对权利观念的可能危害,要求必须尽快构建科学的新兴(型)权利证成标准。根据权利义务统一性命题,新兴(型)权利必然对应有相应义务。以此为基础的“对应义务验证说”认为,一项权利是否成立可能存在不休争论,但若转化为“该权利所对应义务是否应当成立”,就有可能引导论者超越价值情感纠葛对新兴(型)权利主张是否成立形成较为清晰的内心确证。这更有利于论者进一步认识权利的必然义务成本,从而更为理性和审慎地对待新兴(型)权利主张。

人权与主权的对立统一

人权与主权问题,均经历了一个从观念到制度的演进过程,但二者间的关系却呈现出复杂的形态,既存在内在的对立,也存在外在的冲突。这些对立与冲突的存在并不会阻断其沟通与契合、实现统一的可能。人权与主权存在共同的哲学基础,是均服务于人类的终极目标,即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处理好人权与主权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澄清理论中存在的误区,也有利于在实践中形成健康和谐的国内秩序,推动实现世界和平。

法行为的性质

法行为是法所要规范的核心内容,但对法行为的认识在法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特别是在当代混合社会和信息社会条件下,这种争议的条件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时,重新认识法行为的性质,使其摆脱传统法律思想的束缚而面对现实,对当代立法和司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我国正处于一个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时期,这一研究就显得更加重要。法行为实质上是一种权利义务(权力职责)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