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南后稷文化建构研究

晋南后稷文化遗存丰富,在历史延续中通过口头叙事、地方风物、庙宇、庙会与地方社会产生深远的联系,后稷因此成为兼具农神、祖先神双重神格的形象。从历史发展看,官方与民间社会对后稷形象的建构都偏重后稷的“自然属性”,即农业神的符号特征。后稷文化的建构,是对民众形成的社会知识、身份认同和集体记忆的反映,同时也揭示了我国农耕文化最深刻最真实以及最独特的部分。深入探讨晋南后稷文化的建构,对于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与发展研究

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发展于“五帝”到清末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华儿女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客观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同源共祖”于黄帝,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史上,有过战争与割据,有过和平与统一,各民族之间或因战争而导致的大迁徙加速各族交往交流与融合,或因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而逐渐自然交融。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都以统一中国为目标,形成了各民族间的强大凝聚力,从而强化了文化认同,情感纽带,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正是在这样的民族融合中形成与发展,并奠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强大基石。我们通过把握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的形成发展史,得到以下启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整体向好;中华儿女追求国家统一是历史趋势;顺应历史大势,全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将在谋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道路上开创新局。

意解万古丹经王,开启新道学篇章——兼论如何从比较哲学视角推动道家哲学研究

《周易参同契》作为“万古丹经王”,融摄“道”与“术”,对于道家道教乃至中国哲学意义重大,虽前人研究成果累累可观,然依旧存在诸多问题。面对这一困境,温海明《新古本周易参同契明意》从比较哲学角度建构新道学,提出以“通神之意”为核心的意丹学,对《周易参同契》进行版本再造和现代哲学诠释,深化了胡孚琛提出的新道学理论体系。

山、鸟与祖先:三星堆玉璋图案祭祖祈年仪式探究

本文立足于三星堆2号坑出土文物,并结合商代及史前鸟信仰背景研究后发现,祭祀图其实是三星堆人春季在山上举行的祭祖祈年仪式。在三星堆,鸟曾被奉为祖神(图腾),并兼为农神。同时,山被视为祖先生殖力象征。仪式中沟通神灵的主祭者代表鸟祖象征性播种后,和助祭者一起祈年。象牙、牙璋等均是祈年灵物。三星堆鸟信仰与史前及商代鸟祖信仰的承袭交流,充分体现了中华早期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此外,与辛店文化女性“发芽”理念相比,三星堆文化更强调男性在“播种-发芽”中的生殖作用,并将山岳崇拜纳入三星堆祭祀体系。

芒市傣族祭寨神仪式呈现的历史记忆——基于M寨的田野调查

中国史学界用“历史记忆”观察族群认同、族群关系。芒市傣族地区寨神祭祀活动不仅是傣族宇宙观载体,更是傣族人民祖先崇拜、灵魂信仰的具体体现,傣族后辈在祭祀仪式中接受长辈的社会教育,在祭祀寨神仪式中了解本寨历史。该文通过对芒市轩岗乡M寨祭祀寨神仪式的描述与分析,探讨祭祀寨神仪式中蕴含的傣族村寨历史记忆。该文认为:从寨神位置中可以探知村寨历史;寨神崇拜是芒市傣族民间信仰的核心;双重信仰融合形成当地傣族功德观。该文从历史记忆的角度研究某一族群,有利于探索历史记忆在该族群繁衍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论语》新诂

“哀公问社”之“社”，指社主，但不是俗解所谓置于宗庙中的木牌——宗庙主，而是指杜树、树主。“君子怀刑”之“刑”，不是“型”的假借，其字本作“井”，后作“”，油为“”、“刑”，本义即刑法义；引申为刑罚；《论语》此句之“刑”例当为法度义，指远古的法度，即原始社会的习惯法。

卜辞“帝”观念的转变与商末政治理性的进步

从时代性上考察殷墟卜辞,可以发现作为天神的"帝"类卜辞主要出现于卜辞时代早期,后期则锐减,"帝"不是商代的至上神。而与此同时,有关宗庙建筑的"宗"类卜辞则渐增。上述现象与晚商以来天神"帝"崇拜的日渐消亡和对祖先神开始称"帝"相吻合,宗教观念上的"帝祖合一"则使祖先神地位上升,祖先祭祀的增加又促使晚商的祭祀制度发生变革,周祭制度产生并获得发展。借助于周祭,商王实现了对宗族和社会秩序的整合,并通过主导天命神示的话语权加强了王权的神圣,重申了商王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晚商王权获得空前加强,逐渐构建了以商王为中心的新型人神关系。伴随周祭的发展和"王道"政治秩序的形成,商王对政治生活的控制加强,人神关系中"人"的主体意识日渐觉醒,宗教祭祀成为商王有目的的宣扬政治信仰的手段,商末政治理性获得进步。

中国信仰文化体系的新探索:与杨庆堃和华琛的对话

中国信仰文化体系历来是中外学者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杨庆堃提出的"分散性宗教"与"制度性宗教"理论,以及华琛提出的神明"标准化"概念。基于此,本文认为,杨庆堃和华琛都只看到了中国信仰文化体系的一个侧面,中国信仰文化体系并非只有神灵信仰,而是由神灵信仰与祖先崇拜两部分所构成的;神灵信仰为崇神,祖先崇拜为敬祖,两者彼此共存;多元神灵和祖先祭祀在官方和民间都具有巨大的力量,促进了中央政府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沟通。这种信仰文化体系源自古代、留存至今,并且仍旧可以与当代时代变迁相协调,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发挥当代新功能。

清代四川坛神信仰源流考

坛神信仰盛行于清代的四川地区,直至今天坛神信仰还广泛存在于四川地区的土家族聚居区以及汉族的广大地区。四川地区的坛神信仰并非土家族祖先崇拜的遗留,而是在中原古老巫文化背景下荆楚巫傩信仰在巴蜀大地的变异和区域化。坛神信仰在与四川接壤的鄂西地区也广泛存在,四川地区的坛神信仰是川楚文化交流的结果。四川地区的坛神不是祖先神,也不仅仅是傩神,而是具有巫傩色彩的家庭保护神。

中国早期宗教祭祀及其乐舞对于戏曲形成的影响

中国戏曲的形成与原始鬼神崇拜之间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 ,远古时代图腾礼仪及傩祭中的拟兽类歌舞就蕴含着鲜明的戏剧美因素 ,与拟兽扮饰表演不同的拟神扮饰表演 ,包括蜡祭、雩祭、社祭等以及“葛天氏之乐”也带有丰富的音乐舞蹈、装扮表演等戏剧因素。巫觋在此类宗教活动中的地位和行为颇似今天戏剧舞台上的演员 ,为孕育中的中国戏曲提供了虚拟的装扮性和心理的观赏性这两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远古时代宗教祭祀仪式中孕育出的戏曲萌芽 ,由于先秦礼仪文化理性精神的发展 ,并未能进一步演进 ,虽然荆楚歌舞中戏剧萌芽保存下来 ,但只能转化为理性文化改造的宫廷祭曲 。

民初崞县乡村家庭的宗教信仰

民初崞县乡村家庭的宗教信仰及行为非常普遍,主要表现为对祖先的崇拜和对神祗的敬奉。所以出现这些现象,极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是其经济根源;万物有灵论和灵魂轮回说是其认识论根源,宗教信仰本身所具有的实用性则是其内在根源。

徽州歙县瞻淇的王祖祭

根据清末与民国期间歙县瞻淇祭祀王祖汪华的一些簿册文书,实录了正月庙祀的日程安排,重点介绍了十八朝祭,庙内铺设,演出剧目,神前三十六碗,祭祀经费来源,还实录了二月标祀过程和三月十六族标祀的轮管与礼仪,并与张许二帝祭作了对照,表明王祖祭极为隆重,反映了汪华在徽州享有无比崇高的地位。这与汪华生前保境、降唐与死后“显灵”,也与当地百姓祈求安定和谐有着密切的关系。

元杂剧的鬼魂戏和元代的祭祀习俗

文章探讨元杂剧的鬼魂戏和元代的祭祀习俗。认为元杂剧的鬼魂戏主要分为祭奠神明剧、祭奠亡人剧、祭奠冤魂剧三种。元代鬼魂戏反映了元人的祭祀习俗,并体现了元人的偶象崇拜、鬼魂崇拜及儒、道、佛的思想在元人祭祀礼仪上的影响。

浅析苗族氏族文化的艺术性

苗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苗族的历史可上溯到上古黄帝时代,苗族文化充满了历史的烙印,其氏族文化象征在苗族今日的生活、建筑中依然清晰可见,构成一种独特的民族美与艺术美。

稻作农耕与日本民俗的形成

日本水稻种植在绳纹晚期从中国江南越海传至,此后稻作农耕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结合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日本民俗。日本稻荷神社数量很多,对狐狸的崇拜、樱花的喜爱、过年祭祀时注连绳的装饰以及相扑运动的起源等,最初可能都源于稻作农耕。日本一年四季有各种各样的祭,追根溯源不难发现,大部分都与水稻的播种、萌芽、生长、收获相关联,是人们对丰收的一种渴望,带有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稻米还被认为是力量的源泉,由此产生了从米中寻找力量的习俗,稻米及制成品还常用于节日祭祀。时至今日,日本人的日常饮食习俗中,依然还带有稻作农耕的烙印,稻作文化是日本文化之魂。

夏人的形成及其神话论略

夏人源于黄帝一族,兴盛于中原一带。夏人通过联姻、治水、战争、迁徙等方式,不断融合其他部族邦国,凌驾于"天下万国"之上,夏国家空前强大,夏族民族意识觉醒,促进了华夏族的发展。夏人是一个崇龙的民族,是一个崇拜祖先的民族,他们把祖先视为社神,认为王权神授。这是夏朝或夏人的神话,它直接为夏王朝贵族专政服务,其在夏朝兴盛与夏人壮大过程中,起到了思想统一、精神引领、人心凝聚的作用。

试论干戚之舞

干、戚作为礼器,由实用兵器演变分化而成。干戚之舞源远流长,文化内蕴深厚。干戚之舞滥觞于龙山文化时期,形成发展于夏商时代,规范定型于西周。干戚之舞初为军事巫舞,后演绎成为重大祭礼必备武舞,具有严格的乐舞程序和礼教功能。晚周后干戚之舞衰落。

墨子教化思想探析

墨子的教化思想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化过程中墨子倡导的教化内容、遵循的道德评价标准、运用的教化手段、组建的教育团体都有鲜明的特色。就一定程度而言 ,这既铸就墨家的一世辉煌 。

林美容教授在民间信仰研究中的开拓与创新

林美容教授继承前人对祭礼圈的研究成果，并结合自己在革屯镇的调查案例，成功地把祭礼圈和地方组织结合起来考察，把对祭礼圈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与此同时，她还对当地彰化妈祖信仰组织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开创性地提出了信仰圈理论。在此基础之上，进而对台湾汉人的文化心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

神义的衍化与神的产生

远古人心目中没有神，只有对生殖和祖先的崇拜。商人敬祖，认为祖先死后，灵魂还在掌握着生前的权力，这就产生了祖先神。先秦的物怪不是神，但秦汉以后，方士将仙人、物怪、祖先神融为一体，这才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