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用”“贯通”的揭示

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并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勘定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品格”。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沃土,也必然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重要对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认识之“体”、传承发展之“用”和新时代具体实践上的“贯通”进行了明确揭示。在理论认识之“体”上,习近平文化思想明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周涵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外延,确证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农耕属性,辨明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征,凝练了中华文明的特质。在传承发展之“用”上,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根脉地位,指明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基本原则,提出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具体目标任务,阐明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路径。在新时代实践的“贯通”上,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中华文脉”“两个结合”“历史传统”“中华文明”四个核心范畴和命题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贯通。

得体乎?未得乎?——宋明理学对邵雍“老子得易之体”一语的讨论与争辩

伴随着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尊儒教、辟异端(主要指释老之学)成为理学家的重要任务.对于老子其人其学,北宋邵雍有一句评语曰“老子知易之体”,此语后被朱熹转述为“老子得易之体”.邵雍的体用论自成一系,与程朱所秉持的“体用一源”的体用论并不相同.“老子知易之体”表达的是老子得易之虚体而未得易之神用.在未深究邵雍体用论的前提下,后世儒者将该语带入“体用一源”的框架内进行理解,将邵雍之意理解为扬老抑儒.朱熹、胡居仁、湛若水、纪大奎等人对此语严加攻驳,而王畿、田艺蘅等人则各辟蹊径,对邵雍之说加以肯定.老子究竟得“易之体”与否?其人其学究竟是体用兼该还是有体无用?这些问题在理学家群体中所引发的持久争辩,反映的是学者对易学主旨、儒道优劣、皇王正道与权谋智术之关系等问题的不同理解.

儒家体用观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构建

2023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其中,“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被勘定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品格”。数千年来儒家体用观因时而变,但“经世致用”一直是其核心精神,“明体达用”也逐渐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特征。作为对儒家体用观的继承和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崭新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内涵、特征之“体”,阐述了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原则、目标、路径之“用”,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体用贯通”。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关联,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的创新、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推进具有深厚的价值意蕴。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探析

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必须深刻把握其理论特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底色,它深刻回答了宣传思想文化事业为什么人的问题,彰显了党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突出的理论特色,反映的是体用的一致性、统一性、贯通性,亦即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统一性、贯通性;坚持守正创新、牢固树立大历史观是习近平文化思想鲜明的理论亮色,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有一些理论创新,展现出一种大历史观的广阔的理论气象和宏大的理论格局。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必将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推进而继续向前发展,更加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进程,更好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体”与“用”、“工具”与“价值”、“文本”与“现实”——三对基本概念思辨与中国设计艺术学术体系建构的逻辑和结构

建构中国设计艺术学术体系,就是采用科学的方法所生产的关于人如何通过创造性的思维解决中国现实矛盾及特定问题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相对完整的知识和理论”。在当下的学术生态下,这种知识和理论的生产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中与西、古与今、理论与现实三大基本关系的交织。而对这三大基本关系的梳理与辨析,可以说是目前建构中国设计艺术学术体系所亟需进行的前提性工作。本文通过对“体”与“用”、“工具”与“价值”、“文本”与“现实”三对概念的思辨,尝试从宏大叙事的角度理清中国设计艺术学术体系建构的逻辑和结构。

论营卫与气血关系

历代医家皆认为营卫与气血关系密切,二者是体用关系,但其具体原因并未明确表述而引发争议。本文以中医传统思维"气一元论"为主要思维方法,通过对《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中相关经文分析,发现营卫气血应用之别、互指之用,得出营卫与气血是在一气分阴阳下的体用关系,即一气因用不同而分营卫、气血两个系统,营卫多论其行,气血常言多少。卫之体以气论,营之体以血概言,气血之循行即为营卫。并以此为理论依据,认为"清者为营,浊者为卫"中的"清""浊"是从体的角度描述,边界多清晰可见者即血,为营气;混沌弥散边界多不清者即气,为卫气,此为以水谷所化之气的两种状态来论"清""浊"。

综合创新论与“马魂、中体、西用”——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探讨

李毅、寇清杰认为,方克立长期关注中国新文化的体用问题,20多年来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20世纪80年代,张岱年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综合创新的文化观,方克立是其最有力的支持者、阐释者和发挥者之一。"马魂、中体、西用"一方面是对近代中国体用之争进行历史反思的新成果,另一方面是运用张岱年综合创新论考察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实际的新收获。张允熠认为,"马魂、中体、西用"论是直接对张岱年运用体用观念阐述"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或文化价值论的一种细化和发展,也是对张岱年"文化的综合创新"论在时代高度上的一次重新解读和提升,"综合创新"系综合命题,"马魂、中体、西用"论为分析命题。但这种表述方法也有需进一步推敲和完善其论证之处。刘仲林认为,中国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厘定马、中、西的价值定位,还要关注哲学创新所需具备的要素。张岱年也将文化的综合创新称之为"文化创造主义",并阐明了融会中西、激励精神、创发原则、应用科学四要素,这四要素皆可归结于创造精神。陈卫平认为,"马魂、中体、西用"是受到张岱年"综合创新"论的启发,是对其"对理法"的发挥结果。"马魂、中体、西用"作为对"综合创新"论的继承和发展,深得"对理法"真髓,不仅指出了三者在当代中国新文化建设中各自的价值定位,也有见于三者既有长短又能互补的辩证关系。

论先秦时期尚中思想

尚中即强调处世行事一定要符合中的标准。五帝时期已经形成了执中思想,"允执其中"被奉为最高行为准则。春秋时期,人们仍然崇尚中。孔子非常崇尚中,将执中思想发展为中庸思想。先秦时期尚中思想虽然对秦汉以后中国社会仍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中不再是唯一的行为准则。秦汉以后,人们不仅崇尚中,而且崇尚对立统一。

理一分殊:中国文化本体论与方法论的体用模式——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普世价值问题

"理一分殊"迄今仍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文化之谜。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用"思想上破解了这一文化之谜,认为程朱派是从"体用"思想上提出了"理一分殊",以"理一"为体,以"分殊"为用,"理一分殊"即"体一用殊"。正是这种体用统一的"理一分殊"的本体论,决定了理学"分殊体认"的方法论与"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同西方唯心论的形而上学不同,"理一分殊"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本论与即用求体、即物穷理的自然观;以道在自然,理在分殊,不是人为自然立法,而是自然为人立法(道),人只有通过分殊体认,格物穷理识道,才能顺道而行,达到人道合一,这就是东方"理一分殊"思想的普世价值之所在。

民族互嵌型社区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理论分析

从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两个层面来推动各民族相互嵌入,其目标在于从根本上形成一个民族互嵌型社会。民族互嵌型社会是一种与西方平行社会相对立的多民族社会形态,它具有构建有机民族团结的基本功能。在新形势下巩固民族团结的大局,既要注重在宏观层面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型社会结构,也要注重在微观层面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型社区环境。

“器体道用”说的来源及其文体学意义

唐代崔憬的《周易探元》是一部佚著,部分内容保存在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中。这些内容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信息。仅存的内容显示,与传统汉儒“象数”派和魏晋“义理”派相比,崔憬解《易》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其“象数”“义理”并重的特点对后世易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此形成的“器体道用”说完成了对传统“道体器用”观念的反转,成为后世思想主流。文体学观念受其影响所产生的变化值得重视。

朱熹心说再辨析

心是体用之全。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转变,是从性体心用说转到心之体用说。体既是心之虚灵之体,亦是性之实体(非实体论之实体),是虚实合一、心性合一;用是情与知觉作用。不能离体而言用,离性而言知觉。反过来说,性不离知觉,知者从具体事物与活动中体现性,觉者自我觉悟,从整体上实现性的自觉。心与性与知觉可以通说,亦可以分说。通说者心即性即理,浑沦一物;分说者性情有别,性与知觉有别,性是理而知觉是气之精爽。但知觉之展开,有其独立性,易受形气物欲之陷,故要变化气质,进行修养。从现实层面说,人需要正视自己,自我改造,这一点对现代人很有启发。

作为方法的文体批评

作为文体批评的重要方法范式,以体用论风格、以宗经论统绪、以体制论正变构成了传统文体学内在路径知识生产的主体内容,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此一类文体批评,以作品自身为中心,借助批评者的眼力、学养、理想、兴趣,围绕文本性质、特征、功能、风格等方面展开理论探讨,建构了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质的批评传统。

“体用”境迁:中国武术思维方式的哲学思想史考察

“体用”是中国传统哲学与思想史中表达能力最强的一对范畴,其理论架构深刻影响了后世武学。“与道同符”的体用性建构是拳术家阐释拳理的传统思维方式,这一理路很值得深入挖掘。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对武术思维方式——“体用”进行哲学思想史梳理与反思。研究发现:历代拳术家借“体用”这一传统思维方式推寻拳理,阐释武术的内在本质与作用现象,其间经过了由“宇宙生成论”至“功夫即本体”衔接演变的思想历程。研究认为:①“宇宙生成论”为武术体用思想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太极阴阳学说标志着武术体用思想的初步形成;②“功夫即本体”为武术体用思想成熟赋予了理学气质,本体功夫哲学隐含了拳术家对武学心性功夫修炼的推重。武术思想在“体用”境迁中实现了对自身的内在超越,每个阶段的体用思想演进及其内蕴的哲学思维,直接反映了历史的进程,体现着逻辑认知与历史演进的统一。

论冯契的感觉观

冯契认为感觉是感官借助工具变革对象的实践活动,是客观事物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引起的认识活动;对于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这一感觉论的核心问题,他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 范畴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范畴做了富有创新性的肯定回答,感觉既有被动性的特点,又有主动性的特点。

复兴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应对青少年文化认同危机

近年来,我国青少年价值冲突、文化认同危机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从美国及我国港台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相关教育理论和实践看,认同危机与多元化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与我国特殊情况有关。文化的历史属性和教育不能跨越历史的规律,决定了在我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发展中国家,培养青少年健康的现代文化认同,一定要从本民族文化中"复兴"而不是直接学习西方。以墨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具有众多现代科学思想要素。"复兴"古代科学思想可以从情感上和理智上处理好中国传统人文思想与现代人文、科学文化之间的矛盾,这对构建"体用一致"的教育目标,从根本上保证青少年健康发展,积极面对全球化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电影理论的“体用”之学

在电影学界不断倡导中国电影学派建设之时,回到中国古代的“体用之辨”的历史中,尤其是结合清末的洋务派和李泽厚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将“体用”与“中西”结合的思想,中国电影可以通过重提“西体中用”来进行其理论的复兴。冯友兰与李泽厚都强调,理论并非是“体”,而是“用”,故而我们可以西方电影为对象,运用中国理论发现、叙述和阐扬其历史与价值。关于此,张建德和范可乐两位学者有所建树。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传统中的“品级论、溯流别”与“以意逆志”可作为其示范的方法。

皎然“明作用”释解

皎然《诗式》之"作用",引发诸多讨论。本文主要从体用的角度再次论证"作用"的意义和价值,指出明体用是明作用的关键,明主体是明作用的核心。但同时,自然概念才最终是作用的本质意义。

理学的兴起与胡瑗“明体达用”思想新探

为了考察宋明理学开创阶段社会与思想的互动关系,采用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宋初思想家胡瑗"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的分析,认为胡瑗的思想既具有鲜明的经世务实特色,又具有明显的独断主义气质,这些特征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性。

船山易学中的“乾坤并建”思想

"乾坤并建"是船山的创见,是船山易学最重要的解易体例和易理基础,在船山易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船山从《周易外传》到《周易内传》对于"易理"的阐发越来越丰富,从而构建起易学史上最为完整、恢宏的易学体系。船山解易不拘泥于具体的卦爻辞,而是以更加宏大的视野,综合象数和义理,于错综变化中推究人事物理。在整个易学史上而言,船山的"乾坤并建"说事实上是把"错综"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同时"乾坤并建"也是船山"象数"与"义理"并重最有力的理论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