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嵌而融:东部沿海城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维互嵌要素研究

东部沿海城市已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全方位相互嵌入的重要场域。人口要素、空间互嵌、经济互嵌和文化互嵌构成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基础、场域环境、物质条件和精神依归。以天津市为例,在人口基础要素方面,民族成份齐全多元,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增长较快等,使得各民族社会交往的人口资源增量较为丰富。在空间互嵌环境方面,民族空间交往的场域环境存具区际分布结构、民族聚居结构和社区互嵌结构的差异性。在经济互嵌条件方面,民族就业领域存在集中化现象,各民族围绕职业领域和就业分布进行民族生产交往。在文化互嵌依归方面,通过各民族文化互嵌共生,强化中华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教育,增进了民族精神交往。要坚持“并重”思维,理性看待民族就业分布集中化现象,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建设民族互嵌式社区,顺势而为地推动东部沿海城市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和深度交融。

流动与融居: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趋势分析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是观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指标。本文基于2012与2017年CMDS数据,采用ESDA方法结合Logistic回归,探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分布、变化趋势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迁移意愿从总体上呈现走低的趋势,并具有空间分异特征;向东迁移意愿显著下降,而向西迁移意愿明显增强。与此同时,空间依赖性与地理集聚度逐渐下降,流动范围以省内跨市为主,表明大流动带来的大融居新格局正逐渐形成。究其原因: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配套政策红利、群体社会特性、经济社会融入度与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等因素是重要的解释变量。经济社会融入与公共服务保障在东西部地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促进作用大于中部东北部。因之,当前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需要针对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分异与空间演化趋势做出相应的调适。

西部“小个专”法人互嵌式发展的武汉实践——基于空间正义视角的研究

正义的城市空间是流动人口互嵌式发展的客观条件,城市空间正义的持续发展也是互嵌式发展的结果。以武汉市西部“小个专”法人的互嵌式发展实践为例,城市为流动人口提供了开放、接纳、支持其发展的城市空间,同时也随着群众发展的需求而逐渐完善着城市的发展规划。在正义的城市空间,西部“小个专”法人的发展能够互嵌于社区生活、居民结构与城市现代化发展之中。然而,流动人口所派生出的深化互嵌式发展需求,对城市规划与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者间发展节奏的差距形成张力,解构着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认同。夯实群众互嵌式发展的客观基础,发挥流动人口互嵌式发展的主体能动性,在完善城市空间正义中将满足群众更高的互嵌式发展需求。

易地扶贫搬迁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日常信息搜寻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意义]通过考察云南易地扶贫搬迁人口较少民族(EMSP)搬迁后日常信息搜寻的影响因素,为“新市民”信息搜寻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研究设计/方法]选取云南省怒江州境内易地扶贫安置点的独龙族和怒族作为调查样本,通过深度访谈收集45位受访者的资料,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分析样本数据。[结论/发现]族群特质作为先赋性限制因素,通过对原先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的依附制约EMSP日常信息搜寻的动机和信息源选择。场域重构作为自致性转变因素,会逐渐转换EMSP在新信息环境中日常信息搜寻的空间感知动机和场景识别路径。社会融入作为调节性因素,在减少族群特质对EMSP日常信息搜寻限制的同时,能够提升场域重构对其日常信息搜寻的转变。[创新/价值]相较于以往“新市民”研究更多关注“市民化”和“城镇化”为中心的社会融合过程中的情境性因素,研究进一步从空间转换视角来揭示易地扶贫搬迁EMSP日常信息搜寻的影响因素。

培育促进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三交”的社会心态: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培育健康、积极的社会心态,对于促进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交往交流交融具备根基性的重要意义。由于“融入”“交融”“流动”“安定”等客观问题存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三交”存在理论特殊性和实践难点,呼唤夯实“三交”社会心态这一政治心理基石。这种社会心态包括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线上社会心态、线下社会心态,本地居民的线上社会心态、线下社会心态四个方面。尽管存在一定的挑战,仍应精准施策,在城市民族工作中走心、用心、交心,让城市更好接纳各族群众、让各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

新生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通婚观念转型与城市融入研究

通婚观念转型以个体的观念变化串联起社会生活、组织、结构等方方面面,不仅与城市融入存在多重关联,还进一步作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文基于当下社会高流动性、异质性、现代化的特质,着眼于流动中个体的“再社会化”,呈现新生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通婚观念转型的背景与特征,探讨通婚观念转型与城市融入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流动人口增长、个体需求、思想转型、族际接触增多等背景下,新生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通婚观念开始转型,呈现出“以情感体验为先的综合考量,现代通婚观念开始凸显”“‘保守’与‘开放’的此消彼长,通婚半径持续扩大”等特点,与城市融入存在双向互动关系。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城市民族关系研究

本文以少数民族人口流迁与城市民族关系为主题 ,分析少数民族人口流迁的背景、现状及其趋势 ,阐述少数民族人口流迁与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关联性 ,强调了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重要性 ,提出了建立健全协调城市民族关系、做好城市民族工作的新机制的迫切性及其设想。

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状况研究

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状况。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有七成来自民族自治地方,3/4以上来自农村,半数流入广东、广西等五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超过八成为劳动年龄人口,女性明显多于男性,有近半数因经济性原因流动。他们在受教育程度、劳动合同签订率、三险参加比率和收入等方面都要低于相应的全国流动人口水平,其权益保障需要继续大力加强。

专业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领域与路径探索

目前,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呈现诸多问题,社会化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专业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恰与其在现实境遇和未来趋势上具有契合性。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及需求的评估,城市生存与适应能力的提升训练,资源的挖掘、联结和整合以及反映群体诉求并影响政策等四个方面可成为其嵌入的实务领域。在嵌入路径探索上,社区是其嵌入的基本层面,并通过以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方法从服务提供者的组织模式、服务对象的求助模式、资源获取模式和服务提供模式四个向度转变原有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

广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研究

广东是全国外来少数民族人口输入最多、增长最快的省份,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分析广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体系的基础上,从政府、社区、流出地和流入地以及民间组织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完善广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支持体系的对策。

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研究述评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流入城市在地域、历史、文化等各方面存在着差异,其城市适应问题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通过梳理国内学术界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适应现状及问题、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的因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的方式和策略、城市适应问题的解决对策等相关文献的研究,发现现阶段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研究存在整体性、比较性研究和多学科交叉研究缺乏、对城市适应的理解片面、定量化研究不足等问题。所以应开展整体性、系统性和比较性研究,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的双向适应,同时还要进一步改进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水平。

社区共融: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社工介入——基于上海P区的实践

社会工作介入是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社会化的重要实践形式。上海P区实践是全国先行试点,这一实践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领域开创了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机制,形塑了“社会工作+”模式,科学提供了社会服务,有效营造了“民族共融”社区环境。同时囿于多种因素,在实践中也存在着项目资金来源碎片化、实施缺乏延续性、少数民族社会工作者专业性与自主性弱化、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社会工作者匮乏、社会工作者政策咨询与倡导功能缺位等困境。针对以上问题,统战、民宗部门需从行政驱动转向依法治理,建立健全城市民族工作领域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长效机制;多方联动,建立少数民族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与聘任制度;转变“大政府”观念,促使购买模式由岗位制向项目制转变;厚植“治理”理念,健全社会工作者参与政策倡导与决策的工作机制。

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居性研究

文章采用2013年数据,从定居性角度分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上海的定居性问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居住在浦东、松江和嘉定等郊区,处于高度流动状态,定居性较弱。其定居性随着中心城区向远郊区扩散不断减弱,流动性则不断增强。相比以务工经商等经济原因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婚姻等社会原因来沪的,定居性较强。这也符合中国人口迁移的基本规律。从住房类型的角度看,住在自购房的定居性最高,居住在工棚宿舍中的流动性最强。

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态探析

根据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登记数据并结合调查访谈资料,分析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现状特征。结果表明,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生存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做小生意的比例高,但合法经营资格的取得比较难;子女受教育问题突出;突发事件增长较快。据此提出进一步规范各级政府部门的工作职责、切实重视清真食品供应点合理布局、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人士和少数民族社会团体作用等方面的建议。

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能否很好融入城市社会,是关系到城市社会和谐、城市民族关系稳定的重要问题。他们在城市经历了"从流入到生存、适应再到融入"的过程,但从总体上说仍只是部分地融入城市社会。作为少数族群,他们的族群认同带有一种强烈的"选择性",极大地促进了族群内部的整合,但不利于城市社会各族群之间的融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不断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中,既遭到了来自社会的排斥,也在不断进行自我的限制,从而使其社会融入困难重重。应该大力构筑以融合为中心的社会政策体系,但不能对少数民族"一味"地实行保护政策,否则会形成"隔离"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

新疆城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测度与障碍找寻——422份新疆城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调研数据

新疆城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顺利融入城镇,关乎着新疆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文章借助422份新疆城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卷数据,运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法和有序Probit模型,探究新疆城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及制约因素。结果表明:新疆城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虽在经济融合方面有所起色,但受制于身份、文化和心理融合滞后,其社会融合总体处于较低水平;新疆城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受到流动人口个人与家庭特征、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制度排斥与文化排斥等因素影响。语言沟通能力和社会资本是流动人口融入城镇的关键。当地居民认可,民族文化与生活习惯的尊重和城镇社会保障权益也发挥重要作用。流动人口年龄、配偶就业和子女入托入学担忧则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此,提出改革户籍制度、完善城乡劳动力市场、发展教育和培训事业、发挥社区和新闻媒介功能以及推进城乡法制建设五项建议。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参保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医疗保险是帮助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抵御疾病风险、促进其融入城市的重要保障。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数据,分民族比较了城市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参保状况,分析结果发现: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险参保率低于汉族流动人口。其中,回族流动人口参加城镇居民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的比例高于其他少数民族;满族、壮族和蒙古族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医保的比例较高,分别达到25. 58%、25. 57%、22. 18%。研究进一步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比较了影响汉族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参保行为的相关因素,回归结果显示,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流动距离等因素影响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险参保行为。为此,应进一步消除就业歧视、加强制度宣传、强化政府监管、完善制度建设,切实提高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险参保率。

流动时代中的少数民族:比较视野下的社会融合状况与结果——基于CMDS 2017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流动时代的中国,少数民族人口逐步向沿海和中部汉族聚居城镇流动的"东渐"过程中,其在迁入地城市的社会融入状况与结果这一重要议题还较少被学界从实证层面进行研究。本文从民族视角出发,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采用分层线性模型(HLM)、逻辑斯蒂模型(logit),对涵盖经济、行为、文化、心理融合在内的社会融合及其以居留意愿为量度的融合结果进行了研究,并在上述议题范畴对以少数民族间相接近为原则,参照语言、区域等因素划分而成的族群间的差异进行了深入探讨。计量结果显示,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水平相对较低;与回维等民族相比,满蒙等民族、藏彝等民族、侗/苗等民族社会融合水平更高;从四个维度融合水平来看,各民族也呈现显著差异。进一步,社会融合水平的增加对不同民族流动人口的融合结果的影响也呈现出显著差异。本文在理论向度上对在城镇化背景下有效推动中国民族融合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关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思考——以兰州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为例

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提供教育已成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面临的新问题,这也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因人口大量、快速地流动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教育需求。在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过程中,相关各方应形成合力,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具体政策;各级公办学校要配合政府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为少数民族流动儿童提供一个公平的就学环境;各少数民族家庭要督促儿童上学,改善家庭学习环境,重视家庭教育。

试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与城市民族关系

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入对城市民族关系带来了较大影响,致使城市民族关系的发生主体与涉及范围增加。在厘清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民族关系的内在联系基础上,认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出现是对城市民族关系产生消极影响的主要因素,提出不要忽视他们在城市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从两个层面系统解析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对城市民族关系的具体影响,提出应构建应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城市民族关系调控新机制,认为其应该由事前防范预警机制、事中排解应对机制、事后处理弥补机制组成,尤其应重视事前防范预警机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