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义利之辨”的多重意涵

“义利之辨”是孟子思想的重要话题,它具有多重意涵。修身维度的“义利之辨”蕴含着人性本善的根本理念,道德情感和个体认同的内在需求是人们不断塑造“理想自我”的原由;行事维度的“义利之辨”强调“经权之别”,意在引导人们正视“义利”之间的辩证关系;治国维度的“义利之辨”亦为“王霸之辨”,其论说从多方面彰显了“王道”的优越性。从修身至行事,再到治国的层层展开,体现了孟子对“义利之辨”的独特思考,亦为当下道德修养与社会文明建设提供宝贵的文化资源。

知言与养气:孟子对仁义之道的新拓展

孟子之前的儒者不善言辩,时人称孟子“好辩”,孟子则以“不得已”加以辩驳。孟子的理由是:基于历史依据、现实需要和儒家仁义学说。孟子的“好辩”是“知言”的表现,并以“诐、淫、邪、遁”之辞剖析各类邪说的危害。在此基础上,孟子阐明了“浩然之气”:“气”有义、道为基础;道是仁道,义是行仁之路;“养气”是行仁义之道的方式。基于仁义之正和气之浩然,孟子进一步阐发了集义与仁政学说。孟子的“知言”与“养气”源头在孔子那里,经过孟子的阐释,成为支撑孟子仁义之道思想的基础理论与主要概念。

回归“全球治理”:“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逻辑

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权力结构失衡、制度功能不足、主导观念缺失等现实困境,其根源在于既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违背了“全球治理”的基本要义,需对现有体系加以改革。“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方案,回归了“全球治理”的理论逻辑:在治理主体上倡导包容性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多边秩序;在治理方式上通过发展为导向的灵活机制,增强双边、区域和多边机制的对接程度,提升治理的有效性;在治理目标和价值层面以正确义利观为价值指向,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使分配更加公平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闽西籍开国将军群像分析与闽西文化崇正观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闽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人民武装,保卫土地革命果实。闽西子弟积极参军参战,先后组成“五个军”并上升为中央红军,这些部队正是在古田会议精神指引下成长为新型人民军队。1955—1965年间,闽西子弟有71人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以上军衔。纵观闽西籍开国将军入伍履职经历,大多从事政治动员、机关党(事)务、技术军种等。这种“政工群体”现象,有着深刻的客家文化底蕴,自古有之、根深蒂固的“崇正”观及其所展现的以天下为己任奉献的家国情怀、崇文重教光宗耀祖的家教家风、不尚空谈注重实干的务实作风,对闽西籍开国将军成长有重要影响。

中国传统义利观的时代价值判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需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中国传统义利观中的以义为先、以义谋利、义中取利、义利合一等论述,对于我国当今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主要体现在:坚守以义为先,避免人际交往的失信化、利己化和功利化,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基础;信守义中谋利,既是企业和个人发展的前提,也有利于个人道德素质的提升和企业软实力的增强,推进社会的持续发展;遵循义中取利,能帮助人们树立合理的财富观;坚持义利合一,公利即为义,也就是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以集体利益为首,促进健康群己观的形成。

正谊明道与董仲舒义利观关系新探

董仲舒继承了诸子百家,尤其是先秦孔孟荀的义利观念,并形成了自己的义利观。回顾四十年正谊明道与义利观关系的研究,可以看到很多学者把正谊明道与董仲舒义利观联系在一起,认为是董仲舒正谊明道的义利观。追根溯源,正谊明道是董仲舒为回答江都王越有三仁问题而言,正谊明道是仁人的标准,与董仲舒义利观本来没有关系。宋代朱熹开始把正谊明道与董仲舒义利观联系起来,随着宋明理学的发展,正谊明道成为中国古代义利观的经典名言,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成为并非原作的经典名言现象中的一个。

日本近世“义利之辨”的诠释理路:道之宜、羞恶、公利

“义利之辨”既是儒家哲学的重要道德范畴,也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论题。日本近世“义利之辨”的诠释理路从原理性上克服了朱子学对“理”的依赖性,并用“道”取代“理”的原理性,表现为具有社会规范性质的“义”。“义”通过对“羞恶之心”的阐发建构了与“耻”的联系,形成了适用于武家社会的道德规范,并从学理上承认了“利”内涵下公利的合理性。日本近世对“义利之辨”的哲学诠释超越了朱子学“重义轻利”范畴,体现了儒学日本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异质性的本土思想特征。

墨子义利观之探究

墨子义利观形成的背景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代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冶铁技术的使用和耕牛的推广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文化上百家争鸣。墨子认为“义”与“利”两者之间是互相影响、相互作用的。“义”的三重内涵“道义”“正义”以及“善义”绝不能孤立存在,要结合“利”的“个人之利”“他人之利”与“天下之利”三者才能得到充分的诠释。墨子义利观有助于构建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利于推动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构建和谐美好的现代社会。

试论王夫之的义利观

王夫之在继承传统义利观的基础上,以张载的“气一”论为出发点批判宋明理学,深入考察了利与义的关系,论证了二者的相互交融与依存。他更大程度上认可了私利的正当性,并提出了义对利的导向作用,认为义作为外在规范内化于心时,具有教化“成人”的作用,并指出了“生”与“义”的联系。他诠释了具有三种不同层次、高度的义,并阐述了他所设想的基于“通义”的理想人格,即以古今之“通义”行义之事,才是人之为人的体现,人应以“通”的高度践行义,这体现了他相较于过往义利观的进步之处。

论梁启超早期经济伦理思想

梁启超早期经济伦理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在对传统奢俭观的调适基础上形成适度消费的伦理,以促进经济增长和良性发展。二是基于整体富强的义利观,提出要在汲取传统商业精神基础上发挥富人或商人阶层所蕴含的道德价值观,经济发展需要有良善的伦理价值作为依托。三是主张农商并重的本末观,摆脱传统农业社会重农抑商的经济道德生活,将现代农业生产力与工商经济相结合,使之相互促进和发展,以形成良好的经济治理格局。

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当代价值研究

作为中国伦理学的重要组成内容,中国传统义利观为中国以及世界文化的繁荣昌盛作出了卓著贡献。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数文人志士深层次辨析传统义利观,由此逐渐提出了重义轻利、义利俱轻等多种观点。马克思主义义利观秉承义利并举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的全面发展与进步。由义利关系的角度入手分析儒、墨、道、法的义利观思想,对探讨新时期传统义利观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朱熹哲学的义利观

“义利之辩”是朱熹关注经验世界道德价值准则的重要切入点。“义”与“利”并非互相矛盾的存在,在超越视角下的“义利”是“一体不二”的存在;在限定立场下的“义利”则需要分判好坏。但是浙江地区流行的“义理与利害只是一事”的看法让朱熹担忧“义”会在世人追逐“利”的过程中被忽视,故而他的义利观倾向于“以醇儒自律”,即以求仁义为理论基点。因此,朱熹的义利观在不同视域下所展现出的理论形式并不相同,这正是他为解决经验世界中复杂的“义利之辩”问题所作出的努力。

孟子“三辩”的义理结构及人文意蕴——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考察

“人禽之辩”“义利之辩”“王霸之辩”构成孟子共同体思想中的三重辩证关系。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的现实考察,其理论价值在于:“人禽之辩”构筑了人性根基,“义利之辩”确立了实践准则,“王霸之辩”设定了终极目标。其现实意义则在于:“人禽之辩”通过“共情”,彰显了人类可以跨越种族、肤色、国界、意识形态等,建立起彼此间的情感呼应和人性诉求;“义利之辩”则说明个体、群体与他者可以实现“共赢”,达到利益均衡与协调;“王霸之辩”则强调在多元世界的政治冲突中,各国之间应当立足构建和谐稳固的多边关系,将“王道”作为共同的理想与追求。

中国传统正义观的内涵及特点

通过采用文献分析等方法探讨中国传统正义观的核心范畴"义"和中心论题"义利之辨",总结了中国传统正义观的基本特征,并做出相应评价。认为:崇高道德理想,是中国传统正义观的永恒意义;缺失制度正义,是中国传统正义观的根本缺陷;差等思想,是中国传统正义观中值得分析的问题。

农民道德启蒙与乡村治理——以义利观、理欲观变革为中心的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关于义利、理欲关系的认知理解较之传统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向:在摆脱传统"以义规利"、"以理导欲"的道德规制,追求"义利相与"、"理欲和解"理想目标的同时,也出现了"以利逾义"、"以欲越理"的道德歧路,表现出分裂义利、理欲关系的偏向,隐含着道德功利化甚至道德虚无的价值危机。因此,建设新型的义利、理欲观念,积极引导农民汲取传统价值观的合理内核,并结合新时代的发展特色,赋予其新的内容,推动农村社会的道德建设,成为了加强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维度与途径。

“义以建利”与“以义制利”——传统儒学义利观的二重义蕴

传统儒学的义利观以孔子提出的“义以为质”为基本立场,它在义利之辩中具体展开为“义以建利”和“以义制利”两个方面。义利观的二重义蕴在先秦均曾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因而具有较为合理和稳定的形态,但“义”功能的双重预设内在地蕴涵着矛盾,使两个方面实际上存在着分离的趋向,正统儒学和非正统儒学分别发展或强化了其一个方面。到明清之际二者虽又有了平衡发展的契机,但明清诸儒的探讨是在原有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的,因而没有摆脱传统儒学义利观的困境。

论荀子的以欲望论为基础的经济思想

荀子认为义利为人所两有,但好利是人的本性,这与西方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经济人"假设是一致的。荀子所说的对利的需要从主观上说就是人的欲望。荀子对欲望持肯定态度,主张按等级身份适当满足各种人的欲望,做到消费欲望的满足和消费资料的增长相适应。满足人的消费欲望可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从而使财富不断增加,为此必须实行激励政策。荀子的欲望论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既有相通之处,又各具有不同的特点。

信用伦理视域下的明清晋商

明清晋商一度执商界之牛耳,同时以笃守信用而著称。他们虽以获取财富为诉求,却视诚信不欺为立身处世之本,执义如山,杖信如石,宁自茹苦绝不负人。商业实践中,他们坚执诚信笃实的行为范式、因义而信的价值立场,以内在的道德自觉对自我的利益追求进行审视和规范,最终因信而利,汇通天下,创造了令人赞叹的商业奇迹。面对当前的道德失范、信用缺失,当代商业主体应当借鉴明清晋商的价值取向,以诚正己、信义取利,努力实现商业与伦理之间的良性互动。

法家义利观探微

法家作为先秦诸子中颇具影响的一个学派,对义利关系持有独特的观点。法家义利观以人性好利自私为立论基础,主张利以生义、以利为义、以法制利,以法为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作为法家的指导思想,法家义利观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能为现代社会提供某种参照。

孔子义利观的现代启示

采用文本分析法,着重分析了《论语》中的孔子义利观,并将其与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问题相联系,发现孔子义利观在很多方面契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提出了若干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