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系统观视域下中国式环境法治现代化的宏观样态与建构方案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生态文明法治交融的产物,中国式环境法治现代化对于整体系统观的理论期许主要表现在应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作为根本思想指南、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中汲取养分以及将“天人合一”的环境伦理观作为其历史脉络三个维度。在宏观样态方面,整体系统观在中国式环境法治现代化中的融入主要体现在绿色低碳理念与经济发展需求深度融合的理念锚定、人际同构型环境利益公平分配格局的目标构筑和“环境权利—环境权力”二元架构均衡配置的范式转变三个场域。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式环境法治现代化应坚持以“整体系统观”作为“元理论”的方法支撑和价值指引,构建彰显环境法治现代化新内涵与新要求、多维度拓展环境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有机系统性方案。

略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观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洞察深刻、意涵丰富的法治观,在法治的概念、性质、功能、范围、作用、目的、外部关系、发展动力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创新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既是法律之治又是良法善治和秩序之治、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具有一致性,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法治与德治、民主有机统一,把法治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以改革促进法治建设发展。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观是其法治思想的理论内核,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经验的理性建构,兼顾法治的形式和实质两方面要求,是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脉络体系的重要抓手。

论商鞅法治主义的内在逻辑及其影响

商鞅法治主义内在逻辑的起点是其历史观与人性论。以商鞅的历史观为视角,可以看出商鞅将物质生产资料作为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商鞅将历史进程划分为不同阶段,并指出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治理方式存在差异。以商鞅的人性论为视角,可以看出商鞅指明了人民趋利避害的本性,从而主张轻罪重刑,目的在于防止人民行奸邪之事,借重刑的手段来遏制人趋利的本性,借此督促人民遵守社会秩序。商鞅提出的法治理论丰富了我国法治文化的内容,为后世的法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产生了积极影响。不过商鞅忽略了道德的作用,盲目推崇法治万能论,将人民束缚在极为严密的法网之下,繁杂而严苛的法律引起了人民内心的激愤之情,导致其法治主张走向了历史的反面。

整体系统观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法治进路:梗阻、法理与向度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加快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背景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将整体系统观作为一种方式变相嵌入到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法治保障命题之中,以塑造整体主义思维范式融贯其中的黄河流域生态法治话语体系与规范秩序。以整体系统观为分析工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法治进路关涉问题导向、理论追溯与逻辑向度三个核心议题。于前者,黄河流域生态法治面临以“形式理性”为表征的黄河保护法律规范纵向体系化任务尚未完成、以“行政命令—控制”为内在逻辑的权威管制型法律实施机制存在漏洞、以“风险预防”为内核的动态回应性流域司法保障体系付之阙如三重梗阻;于中者,因应现代法治是融合时间、理念与规范而生成的特定统一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法治构造的基本法理应沿循纵向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内在专业主义与权力主义的互动、外在公私法的交融而展开;于后者,为达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良法善治”的目标,宜构建“形神兼备”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法律规范体系,塑造“软硬兼施”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执法体系以及建立“防治结合”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司法体系。

积极刑法观视域下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研究

积极刑法观强调刑法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民权益中的积极作用,而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作为刑法领域的重要分支,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本研究探讨了积极刑法观对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认定的深远影响,并分析了在积极刑法观视域下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处罚原则及防治对策,能够为积极刑法观在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裁判提供有益建设思路。

刑罚退出机制如何实现——从对积极刑法观的反思切入

积极刑法观系刑法面向社会生活呈现自我的体现,具有双重面相,一方面强调刑罚的预防性功能,体现了刑法希望通过规范引导实现社会秩序治理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刑罚扩张化的现实趋向,拓宽了刑罚适用的口径与实践可能,需要谨防过度积极所致的权益保障缺失与混同前置法适用的潜在风险,这铺垫出刑罚退出机制出场的现实背景。刑罚退出机制以刑罚的独立品格为立论基点,通过该当且必要的刑罚来重新审视罪刑关系,确保刑罚适用在泛化扩张情形下的理性限缩。刑罚退出机制有赖于司法的路径实现,在犯罪认定中注重刑罚对犯罪成立的限定价值,防范以形式罪状的符合性取代犯罪评价的综合审查,注重对积极刑法框架下的入罪限制考察;在刑罚裁量中不随意以竞合论回归重刑,加大非监禁刑的适用空间,完善量刑过程与量刑说理,激活酌定减轻制度的适用。

论公民法治习惯的实践养成:机理、路径与现实策略

培养公民法治习惯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公民法治习惯的养成深受外部法治环境和公民内在个体因素的双重制约。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为指导,实践是公民法治习惯养成最关键、最核心的路径和方法。公民法治习惯的实践养成,应当坚持实践“理性”与“技术”相统一、“外源”与“内省”培育相统一,在国家持续优化法治环境的外源支持下,通过学法、用法等内省方式实现公民对法治的现实感知、体认和认同,并最终以法治信仰作为关键环节催生出公民法治习惯的实践养成。

整体系统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法治建构的应然逻辑

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目标,需要以法治保障作为核心论题。整体系统观作为一种聚合于传统文化、政治思想及哲学理论等诸多学科的全景化研究视角,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机理与法治建构原理予以有机统合,与黄河流域生态法治的秩序期待和构造逻辑相契合。以此为分析工具,整体系统观视域下的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向度应基于法理基础的铺陈与“良法善治”的建构两个理路展开。之于前者,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建构的法理基础以时间、理念与规范三个场域为基本构成,以纵向时间的回溯与预见、权力主义与专业主义的整合、公私法的交融为进阶呈现;之于后者,理想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法治构造应依照以下进路展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这部综合性立法为基础,对下位法进行补位与修订,建构层次分明、逻辑严谨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从提升流域治理效能的目标定位出发,以立法确立的流域协调机制为统筹,实现“环境权利—环境权力”二元架构均衡配置基础上法律实施机制的协同作用;以适度环境司法能动主义为价值遵循,塑造预防性价值为主、救济性功能为辅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障体系;建立“三位一体”守法机制,推动形成党政领导干部带头守法、企业模范尊法、社会公众全民崇法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守法体系。

新时代高校大学生法治观培育研究

大学生的法治观培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法治知识拓展、法治理念培植和法治思维塑造。大学生法治观的培育不仅是高校立德树人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新征程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环节,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发展和法治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全社会都应对大学生法治观的培育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不断健全、完善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协同育人机制。当前,大学生法治观培育在重视程度、教育方法、氛围营造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应从提升大学生法治素养、丰富大学生法治观培育的形式和载体、优化大学生法治观培育的社会环境入手,引导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使大学生法治观的塑造与法治中国的目标要求相契合,使他们能够为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贡献力量。

习近平“人民中心”法治观的理论逻辑、基本内涵及其法治实践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也是推进法治现代化的中国智慧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法治思想始终贯穿着“人民中心”这一逻辑主线。“人民中心”法治观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挹取中华民本思想之精华,融合不同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成果,顺应新时代发展要求而形成的。它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主体,国家法治建设的根本力量亦是人民。理解和把握习近平“人民中心”法治观形成的理论逻辑及其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贡献,展望其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践的未来向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群众史观视域下公安机关侦查法治化路径:三元逻辑

当前公安机关打击涉网犯罪的成效有限,证据制度亦发生了较多调整和完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警察工作中,公安工作群众路线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识论的具体运用。结合党的二十大精神,侦查研究应遵循三元逻辑,即以“群众史观”作为价值遵循,以诉讼法作为发展框架,以调查研究作为基石,推动侦查法治化发展,服务于公安改革和预防警务实践。

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国家安全法治保障研究——以人民法院为视角

构建总体国家安全法治格局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并辅以完善的国家安全立法体系、执行体系、司法体系、监察体系,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在法治轨道上维护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法治保障具有多元化特点,人民法院作为宪制性机构在国家法治保障中可以发挥独特作用。积极参与国家安全治理既是人民法院及司法人员的法定职责,也是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化的重要途径。因此,人民法院需要通过全面转变国家安全司法观念、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司法能力、继续完善内部管理工作制度等手段,弥补其贯彻国家安全法治理论的疏漏之处。

中国传统法学实践风格的理论诠释——兼及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孕育

中国传统法学根植于法律实践中,它虽然不构建一种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但却具备明确的理论指向和思想旨趣。中国传统法学的理性基础不是科学理性,而是实践理性,因此传统法学不追求客观性的标准答案,而是探求解决问题的合理性路径。这种特质决定了传统法学的实践风格,这种实践面向包含了善的目的性追求与法律实践智慧。中国传统法学乃是当代中国实践法治观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生成的思想文化前提。法治是一种行动,通过行动塑造法治,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行动纲领。

法治共识与法治中国

当下中国,选择法治、践行法治的价值正当性已获得执政者的高度认同。法治作为现代社会良善治理的方式,是提高治理能力、治理方式现代化的不二选择。对"法治是什么"这一恒久命题的追问与探索,使得法治理论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形态。然而过度分歧繁复的法治认识,难以形成指引实践的有效合力,以致无法从容应对法治建设中的困窘与纠结。要推进法治中国的事业,惟有秉持开放、包容的立场和态度,凝聚法治共识,方能终有所成。

近10年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热点述评

近10年是我国体育在新阶段和新时代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体育法治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体育法学研究也获得有力的推动。通过对研究文献与相关信息的收集梳理,将10年来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概括为推进体育法学理论建设、坚持依法治体、修改《体育法》、维护体育权利、促进体育改革、保障体育产业发展、保护体育知识产权、惩治体育不正之风、处理体育伤害、解决体育纠纷等10个方面,从发展背景、研究成果、主要观点和发展期待等方面对其进行概述和评析。

儒家“仁”“礼”思想在当代德育中的价值探析

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其中的"仁""礼"思想是与德育密切相关的内容。"仁""礼"思想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二者均既有进步性,也有局限性。在当代德育中,吸收儒家"仁""礼"思想中与时俱进的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精华部分,发挥"仁""礼"思想的积极作用,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助于学生加强个人修养,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有助于学生强化规则意识,提高自律能力;有助于培养学生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理念,推进知行合一。

中国法文化四阶段分析

中国社会法文化整体上包括四种形态,即刑法文化、民法文化、法哲学文化和宪法文化。它们分别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并依次发展,称其为中国法文化四阶段更能从时间上反映中国社会从人治到法治的历史进程。目前,中国社会处于民法文化向法哲学文化转化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现代化是这一阶段的现实任务,中国公众权利价值观的确立是法哲学文化阶段的根本目标。法哲学文化阶段现实任务和根本目标的基本成就将使中国社会进入宪法文化阶段,宪法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将标志着中国社会法治文明的到来!

实践、逻辑与创新:空间向度下的生态环境法治发展

在建构生态文明法治秩序的当下,空间视角为观察、分析和创新生态环境法治提供了新的维度。纵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实践,生态环境法治发展的空间轨迹大体呈现为无差别的整体主义抽象空间观、行政区域主导的地方区隔空间观和融合的差异化系统空间观。随着生态环境法治发展目标转向空间治理,需要精准识别空间的功能关联、空间关系和空间治理目标为生态环境法规范体系及其制度功能、制度韧性提出的变革要求。遵循法治变迁的空间轨迹以及空间治理蕴含的法治命题,一方面要推进生态环境权利体系向空间权利体系不断位移,另一方面要从组织法、行为法、程序法、责任法的维度完成空间治理权的深层建构,从这两个支点出发推进生态环境法治的再发展。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观:理论命题与实践品格

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应有之意,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为了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习近平法治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针对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命题,丰富了司法改革的理论内涵。在人民司法领域形成了"人民司法观",从司法权的根本属性、行使目的,以及运行效果方面充分诠释了人民司法的核心要义;在公正司法领域形成了"公正司法观",通过彰显司法中的公平正义、监督制约等价值,树立了司法权威,获得人民对司法的认同;在司法治理领域形成了"司法治理观",提出了要充分发挥司法的定分止争功能,以司法公信力建设为引领提高司法治理的有效性,使司法的保障功能体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以满足新时期人民对司法的需求;在司法监督领域形成了"司法监督观",创新提出了新型司法权制约监督的理论,以党内监督为核心,实现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有效贯通,创制了多种监督司法的手段实现监督司法的目的;在司法职业领域形成了"司法职业观",从司法职业队伍建设、领导干部的职业能力、司法品德等方面入手,力求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通过对五种司法观的创制与凝练,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地回答了新时代如何建设公正权威高效司法制度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观是建立在我国长期司法改革实践基础之上的,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司法机关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探索建立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相关制度机制,用实际行动彰显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品格。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观是推动我国司法改革纵深发展的基础理论和根本遵循。

习近平生态治理思想:理论特质、价值指向与形态实质

习近平生态治理思想,是着眼于人民关注的突出生态问题,立足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形势,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借鉴西方生态哲学思维,对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换的基础上形成的。习近平生态治理思想秉承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思维特质,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思想基础,以统筹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和环境民生的三维发展观为价值指向,坚持德法兼治的原则,推进生态治理全过程、全方位、全地域的系统实践。实践证明,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治理思想对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