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DSCR-at-Risk的PPP项目可融资性评价

通过分析传统的偿债备付率适用性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特点,认为传统的偿债备付率不适合于PPP项目可融资性评价。因此,为了评价中长期债务的可融资性,提出了“平准化偿债备付率”(LDSCR),即在借款偿还期内,各年可用于还本付息的资金折现到起始点的现值与贷款金额的比值;进一步提出“风险下的平准化偿债备付率”(LDSCR-at-Risk),即在给定的置信度下的平准化偿债备付率。运用蒙特卡洛仿真进行验证,结果表明:LDSCR-at-Risk可用于PPP项目的可融资性评价,且在可以评价具有风险的PPP项目可融资性的同时,还避免了如何确定项目的最低偿债备付率的问题,从而促进PPP项目融资的发展。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Risk:Evidence from Listed Companies in

As a core issue in enterprise operation management,corporate financial risk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brought new challenges to the control of corporate financial risk.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SSE)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ZSE)from 2009 to 2022,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corporate financial risk and the impact mechanism.The empirical study finds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financial risk of enterprises,and shows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regions,different risk factors,and enterprise natures,and substantially increases the corporate financial risk in the East and West,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high-risk and low-risk enterprises.The mechanism analysis found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ould affect the financial risk of enterprises by increasing their R&D investment and reducing their debt level.The conclusion improves insights and guidance for analyzing and managing financial risks in enterprises unde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on the Debt Default Risk of Guangyi Technology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the funds held by enterprises often do not meet the needs of the expanding production scale,so enterprises usually obtain the required funds by borrowing.However,the financing mode of enterprises is not only limited to borrowing from banks or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ntinuous activity of the capital market,the bond market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enterprise financing⑴,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ayout of the industrial chain,Guangyi Technology has carried out continuou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M&A)since 2013.Due to its limited funds,Guangyi Technology acquired a large amount of funds required for M&A by means of equity pledge.However,the copyright cloud project invested in M&A in the early stage did not achieve the expected results,leading to a frequent breach of equity pledge,which evolved into debt defaults.Therefore,this article takes Guangyi Technology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avoidance suggestions through the evaluation of its debt default risk.

债务置换改善了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吗?

2015年后实施的债务置换对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影响值得关注。为此,将债务置换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08—2020年285个城市为样本,检验债务置换对债务可持续性的影响。结果发现:债务置换对隐性债务和经济增长产生了双重不利影响。其一,债务置换降低债务利息负担,拉长债务期限,虽然缓解了流动性风险,但债务置换助长地方政府道德风险,强化金融机构救助预期,导致隐性债务继续增加,总体上不利于债务可持续性。其二,债务置换产生明显挤出效应,也降低了地方政府债务支出效率,损害了经济增长,同样不利于债务可持续性。鉴于此,应重点防范债务置换过程中产生的负面作用,以提高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有效性。

2024年我国政府债务管理政策选择的思考

2023年我国政府债务管理政策较好地支持了宏观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预算发行额增加,2023年底我国增发了1万亿元的国债,还决定提前下达2024年部分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10月中央决定实施地方政府债务一揽子化解方案,开始发行相应的再融资券;2023年下半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城投债发行规模有所减少。从2024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看,政府债务政策在总额管理、结构优化、债券发行、绩效管理、风险控制、体制改革等方面,需要进行有效的政策选择,以实现国家宏观政策目标。

气候风险对发展中国家外债水平的影响

外债水平影响国家金融体系稳定,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然而有关气候风险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外债水平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本文使用德国Germanwatch开发的全球气候风险指数,以2007年至2019年全球主要发展中国家为样本,研究气候风险对发展中国家外债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结论表明,第一,气候风险将导致发展中国家公共外债和公共担保私人外债存量、发展中国家长期外债存量显著增加;第二,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极端的气候风险会使发展中国家外债水平显著增加;第三,基于发展中国家样本的调节效应模型显示,整体宏观制度环境好的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风险时外债水平较低;第四,中介效应模型表明,气候风险会导致发展中国家政府财政支出增加,进而引起本国外债的上升。

非对称信息视角下中国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

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构建非对称信息视角下中国区域金融风险影响机制的分析框架,并采用TVP-SV-VAR模型探究不同地区区域内金融风险影响机制的异质性。研究表明,非对称信息下金融系统委托代理行为致使商业银行存在信贷配给,资金倾斜助长了地方债扩张和房地产泡沫累积,一旦债务违约及泡沫破裂造成大量银行不良资产积聚,将引发区域金融风险。异质性研究发现,经济发达地区中房地产泡沫是区域金融风险形成的主导因素;经济次发达地区中地方政府过度举债是引致区域金融风险的主要冲击;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区域金融风险是地方政府过度举债与房地产泡沫共同作用所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应严控商业银行信贷资金流向,并对地方债扩张和房地产泡沫等区域金融风险影响因素实行“属性+对策”的差异化监管,构建风险治理的区域协作平台,提高区域金融风险的防范处置能力。

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传导机制及最优债务置换

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是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近期,地方政府债务迎来集中置换期,但在置换中最优比率该如何确定?理论分析层面,本文构建了包含同业拆借市场的异质性商业银行的三期模型,分析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向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转移的传导机制。地方政府债务违约减少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推高短期资金利率,带来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和破产风险。债务置换政策能够缓解这种不利影响,然而,过高的债务置换率反而会增加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和破产风险。因此,债务置换政策存在收益与风险的权衡,最优债务置换率应该等于地方政府债务违约率。本文进一步论证了债务置换率的合理区间和地方政府融资能力对债务置换的影响。实证检验层面,本文采用2015—2019年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违约可能性对债务置换强度的影响和地方政府融资能力的调节效应,进一步佐证了理论分析,为当前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问题与思路

政府适度举债具有促进经济增长、平抑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但如果管理制度不完善,债务超出财政承受能力,则会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环。历经近十年的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我国取得了防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显著成效,但仍然没有将其根除。究其原因,是因为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完全匹配、地方经济发展思路尚未转变、显性债务管理体制不健全、缺少隐性债务化解的长效机制等财政根本性、体制性的矛盾没有得到真正化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应当针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的核心问题,通过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全口径监测监管、加快地方融资平台的转型改革、健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体制等措施,建立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的长效机制,加强财政可持续性,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债务成本

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是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选取2007—2020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债务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债务成本显著正相关。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债务违约概率是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债务成本的中间变量,即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增加企业债务违约概率,从而导致企业债务成本上升。异质性分析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及非周期性行业企业债务成本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研究表明降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于缓解企业债务成本压力具有重要作用。

地方政府债务与实体经济风险: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0-2022年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对实体经济财务风险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上升引发区域内实体经济的财务风险上升。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主要通过恶化企业营商环境、增加企业融资困难程度加剧实体经济的财务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低市场化区域的企业、国企的财务风险受地方政府债务负面影响更为显著,其中,相比全口径债务而言,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实体经济风险更具有放大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支出竞争加深了政府债务风险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而税收竞争缓解了政府债务风险向实体经济的外溢影响。研究结论为关联化解政府与实体经济风险、推动地方政府有序竞争和优化政企关系提供了参考。

债务置换、系统性金融风险与宏观政策搭配

我国推出债务置换政策致力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但关于该政策能否有效化解风险以及其作用机制如何,目前尚无定论。本文通过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探索如何防范与化解债务置换政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负面影响。理论分析发现,债务置换政策尽管能够缓解地方政府的短期违约风险,但是可能会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的副作用。其副作用来源于两种渠道:流动性渠道和违约转移渠道,债务置换设计中应该充分关注这两种渠道的副作用。本文还发现,搭配货币政策或宏观审慎政策可以缓解债务置换副作用,相比之下宏观审慎政策更加有效。因此,为更好地保障债务置换政策的成功,本文建议实施“债务置换+宏观审慎”的政策组合。

财政政策导向、国有企业配合度与债务风险——基于最优杠杆率偏离度的检验

国有企业债务风险问题及“平台化”现象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探究政策对国有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有助于政府更有效地制定财政政策,引导国有企业规范融资行为,降低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笔者运用企业微观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拟合的最优杠杆率构建杠杆偏离度指标,以“四万亿计划”政策措施为例,深入探讨了政策导向促使国有企业债务风险形成的机理。研究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展现出对财政政策更高的配合度。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后,国有企业更积极地进行融资活动,导致实际杠杆率高于最优杠杆率。机制分析表明,提高政府补助和降低融资成本是促使国有企业配合的重要原因。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政策冲击后原本过度负债的国有企业杠杆偏离度更大,进一步扩大了债务风险;而经营范围与政策内容关联、与政府关系更紧密、市场地位更高的国有企业融资意愿也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过度负债的国有企业持续融资扩大了债务风险,阻碍了新质生产力发展,而低负债的非国有企业融资后能够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提高,体现出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据此,提出引导国有企业稳健经营,优化资金配置效率,精准施策等政策建议。

地方公共预算稳定调节能力与债务风险关系研究——基于“四本预算”统筹的视角

公共预算稳定调节机制是我国2007年以来设置的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笔者以2015—2021年我国内地31个省级政府为研究样本,根据现行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特点,实证检验地方公共预算稳定调节能力对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地方公共预算稳定调节能力可显著抑制债务风险,该影响通过增强财政韧性、缓解财政压力发挥作用。且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和数智化程度偏低的地区,地方公共预算稳定调节能力对债务风险的抑制作用更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公共预算稳定调节能力还可抑制债务率和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空间留存率,该结论对一般债务率和一般债务限额的空间留存率仍旧成立。据此建议优化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补充机制,构建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动用与债务风险的关联机制,通过财政金融的协调治理,发挥公共预算稳定调节机制对中长期债务风险波动的“调节器”作用。

当前房地产业风险状况及防范化解措施

房地产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当前,房地产市场供需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市场信心仍有待恢复。房地产市场供需两端快速下行,房地产企业流动性危机仍未解除,对上下游产业造成严重冲击,不仅加大了金融体系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而且直接拖累经济增长。当前房地产行业所面临的危机实质是整个楼市的信心和预期的危机,当务之急,要多措并举,重塑市场信心,建立房地产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推动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和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能力与城镇家庭债务风险:倒U形特征与机制解释

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以城镇居民为研究对象,从微观视角构建了数字金融能力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力对城镇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表现为先增大后减小的倒U形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一方面,数字金融能力通过增加非理性支出、提升信贷可得性和增加风险偏好扩大家庭债务规模,进而导致债务风险增加;另一方面,数字金融能力也会通过增加财富积累能力和减少非正规渠道借贷行为实现资产增值和降低借贷成本,从而降低家庭债务风险,而两者之间的倒U形关系是由数字金融能力提升所带来的净效应决定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低资产城镇居民的数字金融能力与家庭债务风险表现出正相关关系,而中、高资产城镇居民的数字金融能力与家庭债务风险呈现出倒U形特征;不同教育程度的城镇居民数字金融能力与其家庭债务风险之间均呈现倒U形特征,但受教育程度越高,拐点出现得越靠左。

数字普惠金融、过度负债与家庭财务风险

数字普惠金融在降低家庭金融准入门槛的同时也增加了家庭的财务风险。基于CHFS2013-2019年微观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家庭过度负债为研究重点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务风险的影响,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部门财务风险的影响机制与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加家庭高风险型债务的方式扩大家庭过度负债风险,进而导致家庭偿债能力与资产流动性降低,增大家庭财务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中低收入家庭与农村家庭等财务弱势家庭更易受到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从而导致过度负债与财务风险扩大。政府应完善数字金融监管制度,加强社会金融福利保障体系建设,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市场良性发展。

企业ESG表现能否提高财务柔性?

在我国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企业ESG表现能否提高财务柔性,为可持续财务增长创造条件,对于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以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企业ESG表现对财务柔性的影响及机理。研究发现:从资源流动的视角看,企业ESG表现能够提高财务柔性,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提高的渠道是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和降低风险承担水平。异质性检验进一步表明这种提高效应在环境不确定程度较低、受到投资者关注度高的企业和非污染行业中更为突出。研究有助于揭示企业ESG表现提高财务柔性的内在逻辑,探究企业如何通过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来管理风险并提高财务柔性。

集团内部权力配置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基于权力细分视角

文章以2007-2021年我国A股上市集团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权力细分视角,分析财权、经营权及人事权配置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集团内部财权、经营权集中配置及人事权分散配置通过内部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和发挥治理效应能够降低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权集中与人事权分散配置、经营权集中与人事权分散配置、财权和经营权集中与人事权分散配置协同,能够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价值效应考察发现,财权、经营权集中配置及人事权分散配置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抑制效应能够提升企业价值。集团化企业应重视并探索权力集中配置的治理优势,优化组织结构,进而提升企业价值。

减税降费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治理——机制与证据

减税降费是中国为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维护全局经济稳定的重要政策手段,但其规模的不断扩大会加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借”、“用”、“还”3个环节的风险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测算2015~2022年中国省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指数,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减税降费规模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减税降费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上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水平跨过门槛值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增长速度将显著降低。同时,减税降费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随着减税降费规模不断扩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增速也将被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