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如何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基于山东省蒙阴县的探索性案例研究

基于山东省蒙阴县多个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实地调查,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分析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能够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具体作用机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具有独特的制度特征,其成员结构、出资机制、决策机制和分配机制的特殊安排能够发挥完善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的作用;另一方面,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在产业组织过程中与村集体产生紧密的利益联结,使村集体能够通过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方式获得收益,发挥着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途径的作用。研究还发现,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作用不能脱离产业而独立存在,精准培育产业是其发挥作用的根本前提。据此,建议将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作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可选模式,结合村庄的产业基础、集体资产与群众意愿等条件,因地制宜逐步推广。

基层党组织领办农民合作社功能发挥研究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主体之一,是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载体和关键抓手。基层党组织领办农民合作社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其政治功能,确保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正确方向;经济功能,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社会功能,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和高质量发展;文化功能,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乡风文明,这些优势为农民合作社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但在实际运行中也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农民参与度不足、管理机制不健全、人才缺乏等问题。要实现基层党组织领办农民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一是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为基层党组织领办农民合作社提供更多政策支持;二是加强基层党组织能力建设,提升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和管理水平,增强其引领作用;三是创新农民合作社运营模式,探索新的经营模式,提高合作社的市场适应性和竞争力;四是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为农民合作社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五是健全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提高农民合作社的运行效率;六是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的拓展: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体系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家庭和集体两个经营层次都有需要破的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发展要从长时段演进发展的宝贵经验中把握方向和原则,最基本的是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有利于激励农民和保障农民权益、有利于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需要坚持系统观念拓展发展路径,从做实三级集体经济组织、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他组织包容发展、正确把握农村集体经济“搭船”发展与“造船”发展的关系、建设能够带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龙头组织等方面探索完善集体经济组织体系。

农村基层组织改革与壮大集体经济的一致性与适配性研究——以成都市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为例

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的调整改革有利于打破资源要素的区域流动障碍,促进乡村产业布局调优、乡村治理降本增效,对加速壮大集体经济意义重大。成都作为四川省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的典型,其基层组织结构的优化改革对壮大集体经济的加速作用显著,但同时也在实践中暴露出空间优化规模效应传导不足、乡村组织运行机制不明、集体资产盘活不精准等诸多新问题、新矛盾。未来持续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要借助农村基层组织改革成果,以创新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为切入点,完善乡村组织运行机制和收益分配机制,逐步体现数量调减、布局调优、成本降低的改革效能,重塑乡村基层治理与集体经济壮大的新版图。

小农户现代化发展与土地资本化、生产组织化的关系研究

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小农户的现代化发展,这是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在当前农业市场化的背景下,普遍存在“小农户”与“大市场”“大生产”的博弈现象。在厘清土地资本化、生产组织化与小农户现代化三者关系的基础上,研究构建小农户现代化有效路径,从而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具体研究方案是基于“土地资本化”和“生产组织化”建立量化评价指标体系,对量化评价标准模块中的农户行为、经营管理、土地流转、组织生产等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因素进行梳理,最终形成小农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协调发展的分析框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农业经济应该是以农户家庭为基础,通过集体经济组织、农业新型经营组织和产业链条的多元带动,依托现代发展方式下的土地资本化、生产组织化两大路径,整合乡村零碎资源形成兼顾农户自身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多维度、多格局新型组织模式。

检察机关支持农村集体经济起诉制度探究

中国式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制度对于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仅具备框架性的法律依据,是导致农村集体经济领域支持起诉制度适用不足、效果不彰的根源。应从顶层设计完善民事诉讼法,明确支持起诉制度中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细化诉讼规则。具体路径为:(1)明确支持起诉中检察机关定性限度;(2)完善支持起诉方式;(3)改变支持起诉启动模式;(4)支持起诉制度衔接相关法律,构建“诉前支持、诉中参与、诉后监督”的三阶递进民事支持体系。

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优化路径研究

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以“党建引领+集体重塑”的模式,成为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有力抓手。文章通过对全国典型——“烟台经验”,以及安徽省芜湖市和宿州市萧县的典型案例的分析,指出“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在实践中亟待解决如政策统筹不够、专业资源短缺、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因此,应加强党建引领,政策层面加大统筹支持;优化资源,因地制宜培育重点产业;利益联结,内生提质促进各方共赢。

公益项目包干: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径探索及其实现机制

壮大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公益项目包干型集体经济作为一种新型集体经济的实现方式,是由地方政府赋能村社组织承包完成公益项目,村社组织动员和组织农民参与项目实施,从而实现农民和集体经济双增收的集体经济发展路径。这种新型集体经济发展路径通过内外力量的联动,以“政府行政赋能—村社居间统筹—农民组织动员”三重机制的有机衔接,构建了“政府-村社-农民”互惠关系格局,但在实践运行中也显现了集体经济依托项目发展的局限性、村社组织角色的冲突性、农民参与空间面临瓶颈等问题。鉴于此,我国发展集体经济既要外源式支持,又要盘活村集体的自主发展能力,才能发展出多种形式的内外联动型集体经济。

“政经分离”模式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效率探究

在农村经济改革的进程中,“政经分离”模式的应用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管理效率产生了显著且深远的影响。文章深入剖析了“政经分离”模式的内涵与意义,详细阐述了其对财务管理的多方面作用,揭示了现存问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策略,为优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管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特别性体系及其制度效应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并非营利法人或者非营利法人,而是一种《民法典》规定的独立法人类型。遵循法人分类的功能主义意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通过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特别性体系,确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独立地位。阐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特别性体系,应当跳出既有的三种研究路径,即从抽象到具体、从具体到抽象与从具体到具体的研究路径,转向以人与财产为体系性要素的构建路径。人的特别性强调成员的身份性,财产的特别性强调集体财产的公有性,其他特别性则围绕此二元要素与治理机制的构建展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特别性体系的制度效应在于:一方面,型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的构造主线,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界分三类涉农特别法人的制度功能,调试不同类型集体财产的经营管护制度。

面向共同富裕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新研究——基于赤峰市“三变五合”改革的案例分析

组织创新是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引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在赤峰市“三变五合”改革实践中,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下设土地、劳务、旅游和置业4个子合作社,实行集体资源资产分类经营管理,在统筹协作、专业分工、灵活变通、衔接政策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激发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活力,促进了共同富裕;然而,股份设置不平衡、经营风险管理不足、职能定位模糊、统计数据失真等问题仍然突出,制约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要推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新,应着力简化股权设置、规范经营管理、明确职能定位和做好统计工作,更好地增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能力。

数字农业中农民保障的制度创新

近年来,数字农业在我国高速发展,受到政策支持,而目前研究更多关注数字技术给农业带来的效率提升,而忽略了其对农民的负面影响。数字农业发展与其他领域的技术转型影响不同,农业公司更容易实现从数据控制到知识替代,再到身份固化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原有的农村土地保障能力受到数据生产地位提升的削弱,知识替代使农民在农业生产中被边缘化,集体经济组织的保障能力受到农业公司的削弱。所以,我国应在推广数字农业技术的同时对农民保障制度进行创新,这包括在数据形成过程中为农民设定保障,满足一定条件的大型农业公司股权中应设农民集体特留份,农业公司应承担本地用工义务。

劳务服务型集体经济的组织运行机制与社会效应——基于皖东S村的案例研究

在租赁型和经营型集体经济发展空间受限的情况下,劳务服务型集体经济为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供新的发展路径。皖东S村的典型经验表明,在地方政府发展政策的推动下,为了回应农村待就业群体的社会需求和企事业单位用工的市场需求,有些村民委员会出资注册了各类村级劳务服务组织,通过组织低龄老年人开展在地化劳务服务的方式获取集体收入。劳务服务型集体经济的组织运行过程之所以有效,得益于组织引领与村庄动员机制、规范用工与技术推广机制、灵活管理与熟人监督机制的共同作用。在社会效应方面,发展劳务服务型集体经济为闲置农业劳动力再就业创造了新途径,在低龄老年群体劳动价值再生产、家庭养老负担减轻和村庄再组织化方面产生积极意义。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之际,个案村庄的经验给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带来一些实践启示。

社会治理视域下基层党组织领办集体经济实体的实践探索及优化路径--以贵州省金沙县为例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对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作出新的部署。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不断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让社会既拥有良好秩序又充满发展活力,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基层党组织领办集体经济实体,是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不仅具有经济带动优势,能够促进共同富裕,也具有社会治理效能,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基层党组织领办集体经济实体是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基础上,采取农业集约化管理手段,推动村集体经济快速高效发展。它既是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有力抓手,也是增强党在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巩固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载体。金沙县基层党组织领办集体经济实体围绕规范化、实体化、内涵式发展思路,在促谋划研判、促政策落实、规范监测管理、探索示范带动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如何进一步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产业优势,可以从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推进人才队伍建设、优化外部环境等方面着手。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发展趋势研究

基于各种原因,农村集体经济尤其是一些新型的集体经济组织在我国尚未得到全面普及和广泛运用。通过对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形式发展现状的分析,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经济形式发展和演变特点进行规律性总结,结合近年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形式发展的新形势和新特点,探讨未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形式的发展趋势:那些超越了村级范围、具有较大包容性与开放性的集体经济形式或发展模式,最有可能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

共同富裕视阈下农村集体经济的分配问题

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维护集体成员权益、实现共同富裕”的宗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应有之义。文章聚焦于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的现状与问题,探讨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制度改革如何促进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时代性主题。从夯实共同富裕的基础看,随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任务如期完成,村集体资产规模、收入与支出都持续增加,村集体经营收益和可分配收益也显著增加。然而,村集体经营收益并不构成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收益来源,且在村域之间分布极不均衡,共同富裕的发展起点不公平。受到经营项目的制约,农村集体经济“统”的部分创收增长空间有限,经营性资产持续盈利和投资能力不高,非经营支出占比过大。从迈向共同富裕的路径看,虽然农村集体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迅速提升,但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原则不明确,难以保障不同群体村民的财产权益。村民共享以村级公益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为主。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看,由于存在村集体收益分配能力不足、治理结构不完善、分配实践不普及等问题,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收益分配权难以得到持续稳定的实现。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建议在未来立法中明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宗旨和性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现方式,以村民共享为目标,以扩大农村集体产权结构开放性为核心,分地区、分时段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机制和分配机制,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现代化转型。

构建从农民到市民的连续谱--关于农民市民化政策的观察与评论

"农民市民化"政策是一个公共产品。作为公共产品,农民市民化转型的所有风险应该由政府承担。然而,由于财政困境,地方政府被迫发展出了一套政府、集体经济、个人三方一体的风险分担机制。这种分担机制的一个重要支柱就是要保证有一个强大的、有持续收益的、不能亏损的集体经济的存在,结果,这个集体经济又不断强化并塑造出了一批既不同于传统农民、也不同于现代市民的"食租者"群体及城市社区类型。因此,新的公共政策的调整应转向以强调个人能力发展为核心。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新与农民增收问题的思考——基于成都市温江区天乡路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调研

农村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是一种新兴的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也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组织形式。随着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深刻变化,创新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创新农村的社会管理模式及集体资金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已成为搞活农村经济与农业增收的关键环节。

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制度安排与实践逻辑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组织方式。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是面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现实需要而设计的产业组织方式,在社员结构、出资机制、决策机制、分配机制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制度安排,能够带动土地规模经营、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和增加集体资产收益等,并以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方式,将产业收益尽可能多地留存于村集体内部。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经济效果的实现,需具备适宜的产业项目、集体资产入社、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工协作、农民充分参与等条件。

“农民集体”与“集体经济组织”:谁为集体所有权人?——风险界定视角下两者关系的再辨析

我国既有规范性文件在"集体所有权人为谁"的问题上表述不一,理论上也争议巨大。而无论是集体所有权人为"农民集体"还是为"集体经济组织"的观点,都无法回避集体资产经营者破产后集体土地所有权流转的风险。笔者认为,集体所有权人为"农民集体","农民集体"投资设立"集体经济组织"。关键在于,"农民集体"并非、也不需要以土地所有权进行投资,而只需以各种用益物权进行投资。经营失败的"集体经济组织"需以自己的全部财产——包括前述用益物权偿债,土地所有权不被波及。用益物权期限届满后,土地所有权基于弹力性恢复其完满状态,"农民集体"又可以设立各类用益物权,并再次向新的"集体经济组织"投资。以上设计,可望兼顾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稳定、集体经济组织的真正市场主体化、农民生存保障不被根本破坏等多个价值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