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组织改革与壮大集体经济的一致性与适配性研究——以成都市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为例

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的调整改革有利于打破资源要素的区域流动障碍,促进乡村产业布局调优、乡村治理降本增效,对加速壮大集体经济意义重大。成都作为四川省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的典型,其基层组织结构的优化改革对壮大集体经济的加速作用显著,但同时也在实践中暴露出空间优化规模效应传导不足、乡村组织运行机制不明、集体资产盘活不精准等诸多新问题、新矛盾。未来持续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要借助农村基层组织改革成果,以创新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为切入点,完善乡村组织运行机制和收益分配机制,逐步体现数量调减、布局调优、成本降低的改革效能,重塑乡村基层治理与集体经济壮大的新版图。

检察机关支持农村集体经济起诉制度探究

中国式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制度对于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仅具备框架性的法律依据,是导致农村集体经济领域支持起诉制度适用不足、效果不彰的根源。应从顶层设计完善民事诉讼法,明确支持起诉制度中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细化诉讼规则。具体路径为:(1)明确支持起诉中检察机关定性限度;(2)完善支持起诉方式;(3)改变支持起诉启动模式;(4)支持起诉制度衔接相关法律,构建“诉前支持、诉中参与、诉后监督”的三阶递进民事支持体系。

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优化路径研究

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以“党建引领+集体重塑”的模式,成为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有力抓手。文章通过对全国典型——“烟台经验”,以及安徽省芜湖市和宿州市萧县的典型案例的分析,指出“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在实践中亟待解决如政策统筹不够、专业资源短缺、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因此,应加强党建引领,政策层面加大统筹支持;优化资源,因地制宜培育重点产业;利益联结,内生提质促进各方共赢。

数字农业中农民保障的制度创新

近年来,数字农业在我国高速发展,受到政策支持,而目前研究更多关注数字技术给农业带来的效率提升,而忽略了其对农民的负面影响。数字农业发展与其他领域的技术转型影响不同,农业公司更容易实现从数据控制到知识替代,再到身份固化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原有的农村土地保障能力受到数据生产地位提升的削弱,知识替代使农民在农业生产中被边缘化,集体经济组织的保障能力受到农业公司的削弱。所以,我国应在推广数字农业技术的同时对农民保障制度进行创新,这包括在数据形成过程中为农民设定保障,满足一定条件的大型农业公司股权中应设农民集体特留份,农业公司应承担本地用工义务。

公益项目包干: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径探索及其实现机制

壮大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公益项目包干型集体经济作为一种新型集体经济的实现方式,是由地方政府赋能村社组织承包完成公益项目,村社组织动员和组织农民参与项目实施,从而实现农民和集体经济双增收的集体经济发展路径。这种新型集体经济发展路径通过内外力量的联动,以“政府行政赋能—村社居间统筹—农民组织动员”三重机制的有机衔接,构建了“政府-村社-农民”互惠关系格局,但在实践运行中也显现了集体经济依托项目发展的局限性、村社组织角色的冲突性、农民参与空间面临瓶颈等问题。鉴于此,我国发展集体经济既要外源式支持,又要盘活村集体的自主发展能力,才能发展出多种形式的内外联动型集体经济。

劳务服务型集体经济的组织运行机制与社会效应——基于皖东S村的案例研究

在租赁型和经营型集体经济发展空间受限的情况下,劳务服务型集体经济为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供新的发展路径。皖东S村的典型经验表明,在地方政府发展政策的推动下,为了回应农村待就业群体的社会需求和企事业单位用工的市场需求,有些村民委员会出资注册了各类村级劳务服务组织,通过组织低龄老年人开展在地化劳务服务的方式获取集体收入。劳务服务型集体经济的组织运行过程之所以有效,得益于组织引领与村庄动员机制、规范用工与技术推广机制、灵活管理与熟人监督机制的共同作用。在社会效应方面,发展劳务服务型集体经济为闲置农业劳动力再就业创造了新途径,在低龄老年群体劳动价值再生产、家庭养老负担减轻和村庄再组织化方面产生积极意义。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之际,个案村庄的经验给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带来一些实践启示。

社会治理视域下基层党组织领办集体经济实体的实践探索及优化路径--以贵州省金沙县为例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对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作出新的部署。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不断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让社会既拥有良好秩序又充满发展活力,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基层党组织领办集体经济实体,是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不仅具有经济带动优势,能够促进共同富裕,也具有社会治理效能,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基层党组织领办集体经济实体是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基础上,采取农业集约化管理手段,推动村集体经济快速高效发展。它既是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有力抓手,也是增强党在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巩固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载体。金沙县基层党组织领办集体经济实体围绕规范化、实体化、内涵式发展思路,在促谋划研判、促政策落实、规范监测管理、探索示范带动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如何进一步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产业优势,可以从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推进人才队伍建设、优化外部环境等方面着手。

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制度安排与实践逻辑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组织方式。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是面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现实需要而设计的产业组织方式,在社员结构、出资机制、决策机制、分配机制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制度安排,能够带动土地规模经营、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和增加集体资产收益等,并以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方式,将产业收益尽可能多地留存于村集体内部。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经济效果的实现,需具备适宜的产业项目、集体资产入社、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工协作、农民充分参与等条件。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市场化经营路径选择:自主经营还是合作经营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党的二十大做出的重要部署,国家对此也做出了制度性安排,但对于集体经济组织如何有效参与市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都尚未形成明确共识。本文基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组织特征和现实基础,深入剖析自主经营与合作经营两种发展路径的优劣。分析表明,两种方式各有优劣,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应该采取“非此即彼”的策略,而应该采取“互相补充”的思路。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当下,农村集体经济重点应该基于农村集体禀赋优势,更多采取合作经营的模式以提高市场效率,并积极培育可以自主经营的发展领域以兼顾集体公共利益。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体系的理论阐释与构建策略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体系以保障股东利益和农民权利为逻辑起点,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功能发挥,持续优化组织治理机制和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体现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统一的价值追求。当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治理问题依然突出。实践中,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体系构建形成了丰富的实践探索,其经验启示是:推动政经分离要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在集体经济发展中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进农民治理主体地位确立要考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状况。构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体系,应强化农民治理主体地位,完善农民参与治理的体制机制;分离基层组织职能,更好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功能;重构市场化的组织治理机制,防止“内部人控制”;优化基层政府职责,提高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基层党组织引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基于增能理论的分析

随着农村社会发展的转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效能释放渐缓,在乡村振兴这一大背景下,重新提振农村经济使其获得全面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弱小的家户在与大市场衔接过程中存在多重困局与矛盾,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赋能作用。具体而言,基层党组织在调动村民积极性,实现村民之间的联动合作,畅通村民参与渠道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对于基层党组织而言,要发动村民,实现对分散要素的有效整合,将个体诉求与集体目标有机融合,为发展集体经济掌舵。有效推动多元力量参与集体经济发展,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组织保障和智力支持。

湖南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入变化特征与发展建议

基于调度资料,分析了2022年湖南122个县市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入的变化特征,总结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主要有效模式,并针对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进一步推进湖南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结果表明,2022年湖南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入的变化特征如下:全省富裕村、一般村、薄弱村占比分布呈现出由“纺锤形”向“无底梯形”演变的特征;市州村平经营性收入差异仍然显著;县市区村平经营性收入排名变化较大。湖南形成了资产盘活型、物业经营型、资源开发型、产业发展型、村落建设型、生产服务型、基金运作型、村庄经营型、股份合作型、资本运营型十大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主要模式。针对湖南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动能不足、基础较差、负债较重、人才匮乏的问题,提出了优化政策措施、加快产业发展、创新体制机制、强化人才保障等对策建议。

乡村振兴的九间棚模式及其当代启示

九间棚模式是九间棚村在改革开放以来,立足本地实际,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实践中探索形成的山区乡村摆脱贫困、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振兴的有效方式和成功道路。九间棚模式的核心内容是以九间棚精神为引领,以党的领导为保障,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以产业振兴为基础,以组织起来为依托,以自力更生为动力,走新型集体经济之路,实现山区乡村的发展和振兴。九间棚模式既带有鲜明的区域性特点,又有突出的普适性和代表性,对于新时代山区农业农村发展、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发展趋势研究

基于各种原因,农村集体经济尤其是一些新型的集体经济组织在我国尚未得到全面普及和广泛运用。通过对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形式发展现状的分析,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经济形式发展和演变特点进行规律性总结,结合近年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形式发展的新形势和新特点,探讨未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形式的发展趋势:那些超越了村级范围、具有较大包容性与开放性的集体经济形式或发展模式,最有可能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

共同富裕视阈下农村集体经济的分配问题

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维护集体成员权益、实现共同富裕”的宗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应有之义。文章聚焦于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的现状与问题,探讨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制度改革如何促进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时代性主题。从夯实共同富裕的基础看,随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任务如期完成,村集体资产规模、收入与支出都持续增加,村集体经营收益和可分配收益也显著增加。然而,村集体经营收益并不构成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收益来源,且在村域之间分布极不均衡,共同富裕的发展起点不公平。受到经营项目的制约,农村集体经济“统”的部分创收增长空间有限,经营性资产持续盈利和投资能力不高,非经营支出占比过大。从迈向共同富裕的路径看,虽然农村集体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迅速提升,但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原则不明确,难以保障不同群体村民的财产权益。村民共享以村级公益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为主。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看,由于存在村集体收益分配能力不足、治理结构不完善、分配实践不普及等问题,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收益分配权难以得到持续稳定的实现。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建议在未来立法中明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宗旨和性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现方式,以村民共享为目标,以扩大农村集体产权结构开放性为核心,分地区、分时段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机制和分配机制,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现代化转型。

构建从农民到市民的连续谱--关于农民市民化政策的观察与评论

"农民市民化"政策是一个公共产品。作为公共产品,农民市民化转型的所有风险应该由政府承担。然而,由于财政困境,地方政府被迫发展出了一套政府、集体经济、个人三方一体的风险分担机制。这种分担机制的一个重要支柱就是要保证有一个强大的、有持续收益的、不能亏损的集体经济的存在,结果,这个集体经济又不断强化并塑造出了一批既不同于传统农民、也不同于现代市民的"食租者"群体及城市社区类型。因此,新的公共政策的调整应转向以强调个人能力发展为核心。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新与农民增收问题的思考——基于成都市温江区天乡路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调研

农村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是一种新兴的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也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组织形式。随着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深刻变化,创新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创新农村的社会管理模式及集体资金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已成为搞活农村经济与农业增收的关键环节。

“农民集体”与“集体经济组织”:谁为集体所有权人?——风险界定视角下两者关系的再辨析

我国既有规范性文件在"集体所有权人为谁"的问题上表述不一,理论上也争议巨大。而无论是集体所有权人为"农民集体"还是为"集体经济组织"的观点,都无法回避集体资产经营者破产后集体土地所有权流转的风险。笔者认为,集体所有权人为"农民集体","农民集体"投资设立"集体经济组织"。关键在于,"农民集体"并非、也不需要以土地所有权进行投资,而只需以各种用益物权进行投资。经营失败的"集体经济组织"需以自己的全部财产——包括前述用益物权偿债,土地所有权不被波及。用益物权期限届满后,土地所有权基于弹力性恢复其完满状态,"农民集体"又可以设立各类用益物权,并再次向新的"集体经济组织"投资。以上设计,可望兼顾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稳定、集体经济组织的真正市场主体化、农民生存保障不被根本破坏等多个价值目标。

合力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农民组织化

文章提出通过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集体层面的统一经营,发展以合作经营为基础的土地股份合作社,深化农村集体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发展合作经济和农民合作组织等,合力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发展集体经济,深化基层民主政治改革,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三者是同步发展,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统一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

完善集体层面统一经营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

关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当前学界存在着多种声音和看法,实践中也存在着多种理解和做法。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应当以家庭经营为基础,集体层面统一经营为主导,集体经济、合作经济为主体,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等为龙头,私营工商企业等为辅助和补充。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组建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国家补贴和扶持政策由倾向于扶持少数人受益的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为主,转变为扶持惠及多数人、增强农村内生发展动力与活力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为主,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