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wo Versions ofTranslation of the Classic of the Way and Its Virtue

Classic of the Way and Its Virtue, one of the treasured book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ontains the truth of universe.The source text is very deep and profound so the translation of it is very difficult.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chose Peter Merel＇stranslation and Wing-Tist Chan＇s translation to make a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清代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穆坪土司坚参囊康功德碑考释

穆坪土司坚参囊康是清乾隆时期的著名少数民族首领,也是清朝历史上少有的名列紫光阁功臣的土司。保存于今雅安市宝兴县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内的坚参囊康功德碑记述了坚参囊康一生的文治武功,对其人格和贡献做出了高度评价,是填补正史、方志记载空白的珍贵历史文献。坚参囊康功德碑展开了一幅清代穆坪土司及川西北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全面而深刻地诠释了穆坪土司的家国认同,凸显了清王朝时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另外,红军长征时期曾利用此碑进行抗日反蒋宣传,因此该碑也具有红色文物价值。

芒市傣族祭寨神仪式呈现的历史记忆——基于M寨的田野调查

中国史学界用“历史记忆”观察族群认同、族群关系。芒市傣族地区寨神祭祀活动不仅是傣族宇宙观载体,更是傣族人民祖先崇拜、灵魂信仰的具体体现,傣族后辈在祭祀仪式中接受长辈的社会教育,在祭祀寨神仪式中了解本寨历史。该文通过对芒市轩岗乡M寨祭祀寨神仪式的描述与分析,探讨祭祀寨神仪式中蕴含的傣族村寨历史记忆。该文认为:从寨神位置中可以探知村寨历史;寨神崇拜是芒市傣族民间信仰的核心;双重信仰融合形成当地傣族功德观。该文从历史记忆的角度研究某一族群,有利于探索历史记忆在该族群繁衍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七德》《九功》与初唐郊庙乐的离合演变

《七德》《九功》是初唐时期两部著名的宫廷大型舞蹈,因其所配《庆善乐》《破阵乐》为唐太宗所作而备受推崇,高宗时曾被用于朝廷郊庙祭祀的文舞、武舞,但之后又被弃用。史书记载弃用的原因是《七德》"未入雅乐",《九功》"不可降神"。《七德舞》所配《破阵乐》是军乐,其音乐性质不是雅乐,从所用乐器和表演服饰上可见。降神之礼自《周礼》已定,需"乐之六变",《九功舞》只有"一遍",显然与之不符。

王阳明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修复

王阳明的"内圣外王"思想既继承了传统,又发展了传统。在对待修身养性上坚持抑私欲、去功利,强调人心"纯乎天理",他的"内圣"具有平民化和单一化倾向。但在治理国家时,却总是坚持以利为标准,重视建功立业和"济世安民"。这种"心"的去除功利与"行"的追求功业,反映了王阳明德高为范的人品以及经世致用的务实作风。

农村社区治理《功德录》模式的实践探索

与城市社区相比,广大农村虽然经受了三十余年市场经济的精神洗礼,但是在本质上还属于"传统社区","传统社区"维系关系的纽带是以血缘、亲属和相互熟悉为基础的亲情、伦理、良心和习俗,伦理在其社区治理中具有特殊的意义。石家庄市藁城市(县级市)岗上村充分发挥伦理,特别是传统伦理的社会治理功能,以《功德录》为载体,不断进行农村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取得了明显的治理效果。

《诗经·鲁颂·泮水》本义考论

《诗经.鲁颂.泮水》是一首祭祀颂歌,描述了僖公在泮宫祭祀先祖周公之事,并通过比兴、铺陈、反复、夸饰等修辞方式,极力颂扬周公征伐淮夷之功、教化民心之德。因周公辅佐成王、征伐淮夷、安抚天下的文治武功,祭祀时得以用天子之礼,故鲁国作颂称扬其功,告于神明,正如《毛诗序》所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论《尚书》中的“德政”范式

《尚书》是流传于今最为久远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作为备受儒家推崇的政事元典,《尚书》中蕴含了丰富的“德政”思维,对其管窥蠡测,其明德诚信、立政唯贤、恤民养民的“德政”范式清晰可见。明德诚信是君临天下的内在素养,立政唯贤是政治首脑应有的政治胸襟,恤民养民则是判别是否“德政”的外在要件。

重读《九歌》——再论屈原《九歌》的思想内容及艺术成就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 ;以山川神和自然风物为诗 ;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 ,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 ,“聊以舒吾忧心” ,“寓情草木 ,托意男女” ,“吟咏情性 ,以风其上”的心旨。

《武德舞歌诗》与汉代宗庙祭仪的传承演变

《武德舞歌诗》是现存汉代唯一一首宗庙祭祀乐歌,它是合登歌、舞歌于一体的祭仪乐章。《武德舞歌诗》的创制、实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汉代宗庙祭仪的传承、演变形迹。

敦煌写本功德记释录献疑

敦煌功德碑文书历来是敦煌学研究所倚重的重要文献资料。文章在郑炳林先生《敦煌碑铭赞辑释》释本的基础上,参核相关的文献材料,就其中部分字词的释录略作补正,以供研究者参考。

论道德意志的自我培养

意志是一切德性的基础,一切德性也必然呈现出意志的力量。个体道德意志的养成既需要外在的培养机制,又需要自我培养机制。在实践的基础上,道德意志可以通过如下方法和途径养成:学思结合、道德践履、慎独、积善成德。

帝尧与儒家思想的渊源

帝尧是儒家思想最重要的源泉之一。陶寺遗址已基本确认就是尧都,其出土文物参照古代文献可以看到帝尧时代已经具备了文明社会的一切要素,具备了早期国家的基本标志。帝尧德行高明,效法天道,公正无私,是仁君的典范。作为圣王其功德卓著:禅让帝位,选贤任能,谏鼓谤木,中道政治,伐乱禁暴。儒家祖述尧舜,为政以德,为国以礼,德政合一,天下大同,中庸之道,道统传承,都与帝尧有关。今天研究帝尧,对于讲清楚儒家思想的起源与内涵,重构中华民族的价值理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老子道德观管窥

老子是把道与德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 ,用于阐发宇宙的本质 ,并讲述它们之间辩证关系的第一人 ,他从宇宙的本质的哲学高度论及道与德的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 ,说明了德非道、德不离道、德是道之功、物之性和道之反的思想 。

大器晚成“:教育改变命运”的家族代际变迁及其双重面向

"教育改变命运"作为一种现代话语实践,暗藏着对平民阶层读书人心性品质的刻板印象:一个是读书目的往往出于实用性、功利性考量(功利目光),一个是读书方法倾向于刻苦耐劳、听话顺从的去魅力化路径(平庸目光)。本研究通过口述史的方法,研究了山东省泰县鲍村X家族三个时期的教育生活史。研究发现:传统农耕时期,乡村民众除了养成一套基于生计、逃离苦役的实用性态度之外,还有对于读书、认字作为一种天道的道德敬畏,对教师作为天职的心灵托付,对学习乃"个人生成"的顺其自然的宿命观。在集体化时代,随着劳动价值的分化,读书、文字、教师的神圣性价值跌落了,50-60后族人对读书的实用性态度增强,并逐渐对独生子女一代产生了"教育改变命运"的强期待,尤其是编制期待与特权向往。在市场化时期,高学业竞争压力造就了70-80后的苦修性情,但他们在武侠、言情小说等闲书中保留了读书的纯粹面向,并孕育了具有反学校文化性质的"青春文学"。最终帮助平民子弟走出底层、实现突破的,并非"改变命运"的紧迫与功利,而是他们始终在世俗生活中保持了读书之"学以为己"与"成而为人"的纯粹精神与功德意识,体现了平民阶层读书人学习与成长内在的神圣性面向、能动的个体力量、丰厚的精神文化土壤,以及命运走向的多种可能。

内蒙藏西夏文《功德宝集偈》残叶考

《中国藏西夏文献》刊布一件原定名《西夏文写本·佛经残页》的文书。经释录解读,可知该残叶原书乃刻本而非写本,属《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第十二品的一部分,而残叶的定名和配补均值得进一步推敲。残叶题记中有"大朝皇帝"尊号,"大朝"当指大蒙古国,由此揭示的信息,对研究《功德宝集偈》的版本流传、黑水城文献中西夏文文书断代等问题,均有相应的价值。

香花与妙相——佛教经典的文本描绘与思想演进

佛教经典的文本描绘,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习惯,一种叙事的需要,而是在不断加强的铺叙中,本身就蕴含了思想的演进,思想的演进也造就了佛典中一些特殊意象更加具体丰富,成为思想本身的象征。文本描绘与思想演进呈现互相含蕴、互相激发的共进关系。这一关系,在"花"由供养成为如来藏思想之象征的过程中,得到了具体而微的体现。

佛教中国化视角下的造像碑特点探析

佛教造像碑是一种借鉴汉碑进行改制的特色造像石刻,是佛教中国化在艺术上的体现。与以往从造像碑的外在形制和雕刻艺术入手进行的分析有明显不同,从佛教中国化视角来看待造像碑的特点更侧重于考察造像行为与佛教发展的互动。佛教造像碑有“像碑”“碑像”等名称,可见其“像”与“碑”的基本性质。它通过刊刻各式图像和文字的方式实际、快速地辅助宣传佛教、信仰佛教,这种形式强调了造像与追寻真实法身的联系。同时,佛教造像碑还承担了与中国传统石碑相似的歌功颂德、纪念记事用途,更多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元素。此外,造像碑的特点还具体表现为多样与适用性、调和与融摄性、区域与民族性。造像碑的刊刻基本以结社为组织方式,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佛教造像碑的这些特点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流变、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型造像艺术,它反映了佛教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向民众生活渗透的进程,也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研究造像碑性质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佛教史特别是北朝佛教的发展。

“素王”孔子的成立:基于《天人三策》的研究

透过《天人三策》,可以发掘孔子成为“素王”源于其生前的立德、立功和立言。孔子生前学礼以知天,被人称为“圣人”,是为“立德”;他晚年专行教化,弟子多达三千,在鲁国民间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德性共同体”,是为“立功”;他制作《春秋》,在董仲舒的继承下,为汉立法,是为“立言”。孔子成为“素王”对汉代政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汉廉政思想研究

西汉的廉政思想,是中国古代廉政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构建中国古代廉政思想体系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廉政思想方面,西汉统治者坚持"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采取了"德本法用"的统治模式,遵从"崇尚节俭"的正己思路并确立了"选贤任能"的人才观念。西汉廉政思想对于巩固大一统的封建政权,保持廉洁高效的行政体系,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