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安全保护积极刑法观的理论证成与制度型构

数据安全保护的刑法立场选择上存在消极刑法观、积极刑法观及折中刑法观,消极刑法观与折中刑法观在逻辑和内容构造上基本无异。无论是法益保护原则的坚守,还是数据犯罪背后的法益不断翻新的客观事实需要,抑或立法漏洞日益凸显的现实困境,都决定了坚持积极刑法观是权宜之策。积极刑法观并非情绪性立法,增设新的数据犯罪并不违反刑法的谦抑性和补充性,且与象征性刑法并无直接关联,更有明确的处罚界限,与此同时也利于我国刑法的国际化。基于此,我国应当增设非法访问数据罪、非法分析数据罪,同时完善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在犯罪构成整体视野下对犯罪客体的新认识

对于犯罪构成理论的整体性把握,应以犯罪构成具体要件的确定为切口,从犯罪构成的概念入手,在犯罪构成理 论的历史形成、体系的中外比较、现实的运用状况、指向的哲学反思四个方面对其进行整体性把握。在这一整体 视野下,可以探视到我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之一部分即犯罪客体理论之体系结构的繁冗、功能发挥的混淆和 作用产生的空置等诸多方面的缺陷、矛盾与不足,从而明确改造传统犯罪构成理论的方向之一即传统犯罪客体理 论。对于犯罪客体理论的改造,则从其定义入手,将其重新定义为法益,并置挪到犯罪概念下去研究,使其重归原 位;同时,将犯罪主体要件与犯罪主观要件相合并,从而将传统的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改造成为二要件说,以进化完 善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以法益作为犯罪客体的实质内容,则有消除体系混乱、统合刑法作用、指示理论方向、符 合时代精神等诸多"社会关系"说所不可比拟的优越处。

中国古代的律文解释与近代的刑法法条解释之比较——以《唐律疏议》与《中华民国新刑法判解汇编》为例

以《唐律疏议》与《中华民国新刑法判解汇编》为例,对中国古代的律文解释与近代刑法法条解释的比较以后可以发现,它们有相似之处,具体表现为:刑法原则、罪名和刑罚等的解释十分相似。同时,在解释主体、解释结构和解释效力等方面存在相异之处。这些相似、相异之处还有自己形成的原因。形成相似之处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即相似的解释宗旨、解释技术。形成相异之处的原因也主要有两个,即相异的历史时期、相异的法制。经过这一比较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们的这种解释都源于中国古代的经学。从中亦可见,中国古代经学影响之深远。

我国食药犯罪刑法应对策略探讨

我国食品药品安全形势严峻,一直以来我国刑法对于食品、药品犯罪采取重刑主义刑事政策,然而却未能发挥应有的遏制效果。这表明以法益侵害和责任主义为中心的刑法规制传统已不能对食品、药品犯罪全面、有效地遏制和预防。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对食品药品犯罪的规制,应扩大食品药品犯罪的外延涵盖,将帮助行为正犯化、增设持有型犯罪、完善食药监管渎职犯罪,这比单纯立法趋重更具现实意义。

完善惩治腐败行为刑事法律的思考

贪污贿赂等腐败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我国惩治腐败行为刑事法律呈现畸重畸轻的特点,即对于严重腐败行为惩处过重,对于轻微腐败行为惩处过轻甚至不予处罚,明显不均衡,导致死刑威慑力难以起效、有罪必罚性难以实现、社会容忍度难以降低,影响了打击腐败行为的效果。应遵循零容忍原则、腐败必罚原则、预防为先原则完善我国刑事法律规范体系,通过取消定罪数额标准、废除死刑、延长自由刑、增设罚金刑、增设资格刑和设立再犯一并起诉制度,全方位遏制腐败行为,从而建立公开高效的社会资源配置体系,促进良性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的形成。

我国轻罪立法的实践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的轻罪立法呈现出法益保护前置化、罪名过度精细化和以规范宣示为目的的象征化等特征。轻罪立法通过扩张集体法益扩大了刑法处罚范围,限缩了个人权利的空间;对犯罪的过度类型化,导致罪刑体系支离;象征性的轻罪立法,还加剧了法律实效的短绌化。我国无论在实体法抑或程序法上均不存在罪刑分级的制度设计,单靠增设轻罪难以改善重刑刑法结构;区分轻罪与重罪的实质意义弱化,轻罪理论也难以证成轻罪立法的合理性。调整我国罪刑结构应先去重刑化、再严密法网,而轻罪立法会导致刑法“又严又厉”;轻罪立法蕴含的积极预防刑法观也非法治国刑法的应有之义。因此,对轻罪立法应保持谨慎,坚守刑法最小化的基本立场。

刑事和解法律制度的伦理审视

刑事和解,是孕育于西方社会恢复性司法理念下产生的一种新型的刑事犯罪解决的方式。目前,刑事和解法律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被移植和实施,因而成为我国目前法学理论界和司法界关注的重要焦点问题而大加探讨,然而大多数学者从刑法本身的角度来研究,因而也有必要从刑事和解法律制度构建的伦理价值、潜在的道德风险以及道德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三个方面进行审视,以促进刑事和解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实践。

批判立法的法益概念:现实危机及其沟通理性纾解

虽然证伪法益概念言过其实,但法益概念的立法批判功能危机并非危言耸听。在世界范围内的积极预防性立法趋势面前,法益概念正面临立法批判功能失调的现实危机。究其根本,危机的本质乃是既有理论未能适应后现代社会的治理需要及国家任务转变,从而带来超个人法益边界的限缩危机。因此,应更新法益概念的理解范式,使批判立法的法益概念理解能够同时回应当下刑法正当化及社会治理的需要。基于功能主义进路,纾解危机的关键在于从沟通理性视角更新对法益概念的理解:首先,应明确法益概念在刑法正当化证成中的位置;其次,应基于区分“生活世界”和“系统”的沟通理性视角,厘清超个人法益与个人法益之间的关系,明确超个人法益的内涵及限缩方式;最后,还需区分法益概念的立法批判功能作用的不同论域,沟通协调立法与司法实践,纾解和防范法益概念的现实危机。

法律的公众认同、功能期许与道德承载——对刑法修正案(八)的复眼式解读

刑法修正案(八)不但针对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情势和国情民意予以了很大程度的回应,而且也体现了官方和主流民意对刑法的功能期待,承载了当下社会基本的集体道德情感,但被一些刑法改革者认为立法理性不够或过多地迁就了庸俗的民粹主义,以致没有较好地摆脱传统工具主义和重刑主义的思维与窠臼。诚然,转型时期高度复杂的社会情势和大众心理基质难免使得实定刑法所蕴含的价值理念互有差别、充满悖反乃至相互抵牾。欲对这种吊诡的多重面向予以同情之理解与有效的解读,除了法学与逻辑的思维论证,更重要的可能还必须导入法律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法律经济学等多维度的复眼化视角。

我国刑事法网的基本现状及发展趋势——兼评积极主义刑法观

消极主义刑法观的缺陷并不当然意味着积极主义刑法观的合理性。后者仍然需要从正面完成自身的理论建构。积极主义刑法观预设了从"厉而不严"到"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变化趋势,但是这一理论预设不能成立。我国当今的刑法结构不能被简单概括为"厉而不严",发展方向也不能被简单描述为"严而不厉"。根据具体治理领域的不同,刑法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不仅当今我国存在"又严又厉""严而不厉""厉而不严""不严不厉"这四种刑法结构,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同样需要这四种刑法结构的分工配合,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与其在宏观、整体的层面展开积极主义刑法观与消极主义刑法观的争论,不如进入到具体细分领域,深入研究每一个具体领域中最合适的刑法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