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mum Wage Regulation in China and Its Applications to Migrant Workers in the Urban Labor Market

Using data at micro and city levels, the present paper explores the policy evolution of the minimum wage system in China, and examines its coverage for migrant workers.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minimum wage policy has been substantially improved in terms of both coverage and the level of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 but that the current policy tool that relies on the monthly wage rate is not effective. Because migrant workers tend to work more hours, use of an hourly wage rate is more appropriate than a monthly wage rate.

社会资本与工资收入的户籍差异——基于改进后的Oaxaca-Blinder分解

本文利用2009年全国八城市调查"社会网络与求职经历"数据,结合改进后的Oaxaca-Blinder分解技术,考察了社会资本对于农民工和城市职工工资收入差异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明瑟方程基础上纳入社会资本变量后,户籍工资差异被解释得更加充分,可由个体特征要素解释的比重甚至高过了总户籍工资收入差距。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欠缺,可以解释户籍工资差异的1/4;而社会资本回报占优,会导致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收入差距缩小30%。文章在解释了这种"资本欠缺"和"回报占优"并存现象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创新的工资溢价——基于流动人口的研究

创新带来的收益在不同群体间并非均等分配。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国的流动人口大幅增长,成为城市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流动人口内部存在着明显的技能分割。那么,创新会对其工资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创新对流动人口的工资产生显著溢价,且对更高学习能力的流动人口产生更为明显的积极影响。目前,只有中部地区与发达城市的创新发展有利于流动人口提高工资。创新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信息化程度深化是其影响流动人口工资的重要途径。最后,中国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依赖模仿创新对劳动力产生工资溢价。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农民工收入解构:2008～2016年

2008年后我国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处于上升趋势,但工资收入水平并不高,其提高空间还较大。农民工较低的工资水平导致我国出现"半城镇化"现象,不利于缓解产能过剩,降低了农民工对自己及家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我国的"半城镇化率"较高,2015年达到19.92%。影响农民工工资水平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增长情况、人力资本状况和就业信息。鉴于农民工就业信息缺失和人力资本投资较少,政府应搭建农民工就业信息平台,在财政能力许可的情况下逐渐实行十二年制义务教育,对主动为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的企业给予鼓励,根据企业培训所需支出的成本减免相应税收或者给予补贴。

我国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的不公平性研究

采用博弈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分析方法,研究我国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农民工工资长期被压低的问题,认为我国农民工工资是被严重扭曲的,这必然造成了农民工权益损失;通过分析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农民工之间的不公平博弈,认为企业会一致采取扭曲农民工工资的联盟行动,而农民工在博弈过程中往往是被动、弱势的;另外分析了我国买方垄断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不合理定价机制,认为农民工实际得到的报酬低于企业的边际收益,说明企业存在对农民工的"剥削"问题。因此,我国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是不公平的,需要通过改革措施将农民工工资提高到合理水平。

城镇地区还存在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歧视吗?——外来人口分布与城镇地区的工资决定

外来人口是城镇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现有研究多是将外来人口和本地职工看作两个分割的群体,很少考察外来人口在企业间的分布状况。本文利用2018年的城镇家户调查数据首次考察了农民工在城镇地区企业间的分布,并考察了农民工分布与城镇劳动力工资收入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外来员工分散地分布在城镇地区的企业中,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群分特征,表明城市地区并没有明显的针对农民工的雇主歧视。2018年,在控制了劳动者的个人和工作特征(包括行业、职业和所有制)后,外来务工人员的小时工资显著高于城镇本地职工20%以上。劳动合同签署状况以及企业提供的社会保障差别并不能解释上述差异。此外,企业中外来员工的比例越高,本地职工(和外来员工)的工资水平越高。本文的结果意味着,城镇地区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雇主歧视,而且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关系。但是,这一结果并不意味着外来移民在公共服务等方面能享有与本地居民相同的待遇。相反,农民工收入升高可能是迁移成本上升以及在城市地区无法享受同等公共服务的结果。这些因素可能导致移民的工资上升,同时对我国总体生产效率的提升起阻碍作用。

最低工资与买方垄断劳动市场的持续存在——江浙沪最低工资线的就业效果比较

分析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对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持续性买方垄断行为,通过提升最低工资来持续性促进就业的特征,并以江浙沪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江浙沪的劳动力市场存在持续性买方垄断,但三地最低工资的就业效果不同;上海和浙江最低工资相对于城镇劳动者人均可支配收入偏低,最低工资上升对就业有促进作用,而江苏最低工资相对于城镇劳动者人均可支配收入偏高,最低工资上升对就业有抑制作用;上海和浙江相比,上海最低工资提升所能带动的就业量大于浙江;最低工资上升主要影响小型企业和民营企业。

农民工与企业的博弈——我国农民工工资水平形成研究

我国农民工工资水平形成于农民工与企业的博弈过程中,其高低取决于双方的博弈力量。农民工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弱势性决定了其相对博弈力量几乎为零,其工资水平处于较低的位置,并呈现出扭曲性偏低的特征。这是我国城乡分割和重城轻乡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而改革传统的城乡制度安排、消除农民工博弈力量的制度约束、使其工资水平真正成为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则是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政策出路。

人往“高处”走?——基于农民工两次务工地选择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在年轻时和年长时所选择的务工地是否有所不同?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些选择差异?我们假设农民工在一生之中只进行两次务工地的选择,分别在年轻时和年老时,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我们采取条件逻辑回归(conditional logit)的实证策略,对影响农民工初次务工地和再次务工地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农民工在进行初次务工地选择时,收入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而对于再次务工地区选择,城镇化水平(体现为当地的公共福利和城镇化率)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而工资水平不再成为影响决策的显著因素。

农民工和城镇雇员的工资议价行为差异和工资差异——基于2019年江苏省农民工和城镇雇员调查数据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农民工工资水平不断上升,与城镇雇员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缩小。基于2019年江苏省农民工调查数据,探究农民工和城镇雇员的工资议价行为差异和工资差异。研究结果发现:农民工与城镇雇员能够参与工资议价的比例相近,然而农民工参与工资议价所带来的经济回报远小于城镇雇员。其中,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引起两类群体存在较大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工会和社会关系没有表现出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工资议价对农民工和城镇雇员之间工资差异的影响非常微弱;两类群体之间的工资差异主要来自城镇雇员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禀赋和农民工更高的工作强度。研究结果有助于认识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的权益和状况,并推动农民工劳动保障政策的制定。

心理资本对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工资差异的影响——来自浙江省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浙江省职工调查的微观数据,通过分位数分解法对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工资收入差异进行了分解,重点研究了心理资本对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工资差距的影响程度。分解结果显示,心理资本对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工资差异的贡献基本随着分位数的提高而上升。在各个分位点上,心理资本对系数差异的影响程度都超过了对特征差异的影响度。

工资歧视、代际差异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基于安徽省的案例调查

农民工市民化是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妥善解决的重要任务,也是城镇化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测度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是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中的重要环节。文章对安徽省农民工工资歧视系数及市民化进程进行具体测算,并分析两代农民工之间的代际差异,最后提出了完善用工市场、积极引导农民工进城、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完善户籍及子女教育等制度、积极引导土地流转等政策建议。

农民工的就业选择与消费差异:理论解释及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2016~2017年RUMiC数据,使用多元处理效应模型考察就业选择对农民工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相比于工资获得者,自我雇佣者的消费水平显著提高30.7%,其主要源自机会型自我雇佣者,而生存型自我雇佣者的消费水平无明显变化。对机会型自我雇佣者而言,消费水平提升的中间机制是收入提高和长期居住意愿增强。对消费水平的不同分位点和不同地区农民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生存型自我雇佣对消费水平的5%分位数无显著影响,50%及以上分位数具有显著影响。对生存型自我雇佣者而言,若流入中西部地区,其消费水平与工资获得者无显著差异;若流入东部地区,其消费水平显著高于工资获得者。相比于工资获得者,生存型自我雇佣者的居住支出显著提升,机会型自我雇佣者的通讯邮寄费和交通燃油费明显增加,这是由其工作模式决定的。据此,本研究建议加强农民工创业技能培训,促进生存型自我雇佣转向机会型自我雇佣,以提振我国的消费水平。

新型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以及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政策的出台,为农民工提供了向现代城市居民全面转移的机遇,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有力支撑。城镇化发展促进农村人口走出农村地域限制,发挥其生产创造潜力,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转型升級提供重要的劳动力要素投入,伴随而来的是农村人口如何融入城镇生活、生产,即“市民化”问题。以制度性因素为切入点,构建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逻辑框架,并基于2011-2017年中国省级层面的经验数据,先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考察多重制度性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效应,再运用断点回归模型着重分析户籍制度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具有显著的正效应,随着户籍约束的减弱,农民工向城市居民转变的步伐明显加快。同时,由于受到地区差异与财政支出状况等因素的调节作用,户籍制度改革正效应的大小有所变化,但结论并未产生实质性的改变。因此,应该适度、合理地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发挥政策红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而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社会网络与农民工工资:数量的作用——基于6省12市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6省12市的微观调查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社会网络数量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通过引入群体层面的地缘移民网络作为个体社会网络的工具变量,处理个体社会网络大小的内生性问题,并区分了强关系(亲戚数量)和弱关系(朋友数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朋友数量与工资水平有显著的相关性,而在控制朋友数量后,亲戚数量与工资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利用移民网络作为工具变量后,即使是朋友数量对工资水平也没有显著的因果效应。

社会网络何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社会网络的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两个方面,考察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均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网络作为农民工联系迁入地居民的纽带,能够通过工资收入和身份认同两个方面间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异质性检验发现,新生关系网络、社会活动参与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表现在流动年限差异、教育年限差异以及性别差异,即这些个体特征在社会网络之间产生交互效应。应建立良好的社区管理体系,规范用工单位雇员最低工资,促进不同类型公共服务供给,发挥不同群体之间的带动作用,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少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民工欠薪问题探析——以武陵山区H市620个欠薪案件为例

在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和武陵山区集中连片扶贫开发的过程中,外来务工人员特别是农民工成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主要劳动力。而农民工的合法权利保护,却始终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尤其是欠薪问题。通过实地走访调查,详细查阅相关资料,详细论述农民工欠薪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性建议。

成都市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的意义、问题与建议

成都市于2004年起实施了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综合社会保险制度,该制度虽以低缴费优势迅速扩大了社会保险覆盖面,但存在低待遇、难转移、高成本、复杂化等问题。2011年,成都市开始进行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并轨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改革,旨在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保险城乡同等待遇。成都市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改革对其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具有积极影响,对其他地区也有参考和借鉴意义,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费率提高可能导致参保人数下降以及缴费不合理等问题,建议针对原综合保险参保人员,采取降低缴费基数、延长缴费年限的办法,以确保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改革目标的实现。

农民工跨越市民化经济门槛分析——基于生活工资Anker法的新测量工具

生活工资是工人在标准工作时间内所获得的能够担负其家庭维持基本体面生活标准的报酬水平。文章基于生活工资的Anker法,将典型的农业转移人口维持其家庭在务工地基本体面生活标准的工资水平设定为典型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经济门槛。据此,测定了成都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低水准市民化门槛(即只考虑租房居住的生活工资)为2 710元/月,高水准的市民化门槛(即考虑购房居住的生活工资)为3 407元/月。进一步,根据卫计委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成都农业转移人口中,69%跨越低水准市民化经济门槛,48%跨越高水准市民化经济门槛。结合市民化意愿,既有市民化意愿又有低水准市民化能力的占50%,有市民化意愿但无低水准市民化能力的占20%。生活工资作为市民化经济门槛,可将现有研究中以公共成本为核心的市民化成本核算与以群体素质为核心的市民化能力评价这两条割裂的路径在同一框架下得以统一,在实践上具有多种优势,具备成为市民化研究的新测量工具的性质。

社会网络层次与农民工工资水平——基于身份定位模型的分析

本文在身份定位模型框架下研究社会网络层次对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影响。基于2009年北京市农民工调查数据的计量结果,支持了高层次社会网络影响归属该网络的农民工、使得后者工资水平提高的假设;支持了高层次社会网络除了帮助农民工找工作之外,也可以在就业后通过影响行为模式和生产率来提高工资水平的假设。本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平均处置效应处理可能的内生性偏误,结论通过了较为严格的稳健性检验。政府鼓励农民工构建基于城市就业和生活的新型社会关系以及高质量的社会网络,不仅可能提高农民工的劳动生产率和相应的工资水平,而且可能提高整个国家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