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斜向互绞编织物的编织工艺研究

本文以战国秦汉时期的两件斜向互绞编织物为研究对象,通过模拟复原的方法对战国秦汉时期斜向互绞编织物的组织结构与编织工艺进行分析与探究。对比两者在结构、格眼、纹理、组边上的异同,发现通过变化基础结构中经线交织的方向和次数可以形成不同的组织结构和纹理效果。在编织工艺上,两者都使用斜向穿绞编法。其中普通组各编线间的编结变化和排列顺序以2个经线数为循环,编线在各行编结时的状态与编线数的奇偶和第一行编结时各编线的编结状态有关。

兼容并包是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性因素——战国秦汉之际中国历史走势的启示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十字路口。后来的历史走向证明,结束诸侯长期征战的出路在于统一局面的出现,并给中国带来向前发展的巨大历史机遇。在战国向秦汉统一局面的转折中,承担了重大使命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正是“战国七雄”中的秦、楚两国。与“七雄”中其他五国相比较,秦、楚的共同特点是地处边僻,并大量吸纳戎狄、蛮夷成份,这使他们的“华夏”身份较模糊和边缘化,但唯其如此,赋予他们开创“新传统”的可能性与力量。战国秦汉之际中国历史走势充分印证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即对“西戎”“蛮夷”等新的相对于“华夏”的异质性因素的吸纳与兼容并包。这一进程不但拓展了“华夏”内涵与地域,也成为决定中国历史走势的关键性因素。

楚秦洞庭苍梧及源流演变

从里耶简文出发,结合相关材料分析秦简牍所见洞庭、苍梧两郡,将传世文献所见楚洞庭、苍梧,汉苍梧郡与两秦郡相比较,另将楚秦黔中郡、秦汉长沙郡、汉武陵郡等一并考虑,以考察楚秦洞庭、苍梧之源流演变。认为最早楚洞庭应指山名或一较小水泽名,后泛指沅湘下游洞庭湖平原,亦指楚邑名,战国晚期因楚秦战争,楚国才在此设郡,其范围当与"洞庭五渚江南"(楚邑)及包山楚简所见楚县邑有关,含湘资沅澧下游通道;而秦洞庭郡含沅澧中下游(包括酉水流域),郡治应在临沅或索。楚苍梧腹地在九疑山区,而秦苍梧郡更重视五岭关口,二者范围、南界应有不同;汉苍梧郡仅设于五岭以南,与秦越(西瓯骆越)战争、秦朝平定南越后分设桂林等郡、楚秦移民及其后裔对岭南"封中"等地的开发、秦苍梧郡分划以及汉初南越国设苍梧王属地(或以桂林监守之)等过程、因素有关。

秦末以来秦都咸阳地貌演变

秦都咸阳地貌演变研究是秦咸阳考古和关中地区历史环境演变研究不容忽视的问题。秦末以来,秦都咸阳地貌演变包括渭河河道北移和咸阳原边坡地貌变化两个方面。通过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恢复了秦末、唐、明、清各代渭河的河道位置,秦末以来秦都咸阳段渭河河道北移4 100 m,平均北移速度1.876 4 m/a,明代以前北移较慢,以后北移速度显著加快,清顺治至现代北移速度达到5.970 1 m/a。咸阳原南侧边坡上的中小切沟主要是秦以后形成的。原坡上的村庄平台是历史上人为斩齐原坡,挖掘窑洞,引起原边逐步后退的结果,是咸阳原边坡人为地貌演变的体现。

试论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开发进程中历史阶段的划分

战国末至西汉武帝的二百余年 ,中国西南出现第一次大规模开发的特殊历史时期。在这时期的开发进程中 ,自然形成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和北南两区域的划分。北部巴蜀开发领先于南部“西南夷”地 ,而南部开发亦仰赖北部先期开发的成就。前后两阶段 ,一以贯之 。

战国秦汉农业功能的国家定位与制度强化

至战国时期思想家已经形成对农业功能的全面发掘,充分论证了其在经济、维护社会稳定、教化、文化孕育及技术传承等方面的功能。以此为基础,各国变法在治国方略、制度规定和民风淳化等方面变革农政,明确了农业的国家战略地位,并尝试将农业多功能制度化。秦汉时期举国重农体制和农业管理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则标志着农业多功能凝入国家制度体系。

战国及秦汉之际陶窑初步研究

陶器制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经过漫长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技术已十分成熟，秦汉时期达到鼎盛。对于汉代的陶器和陶窑，已有研究者进行了专门研究，发表过卓有见地的文章及专著，但鲜有对战国、秦汉之际陶窑进行专门的讨论。

“民心”决定论的困境——以秦亡汉兴为例

在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与皇位易主通常需要诉诸于暴力战争,而战争胜负却并非由民心向背所决定。长期以来,平民百姓属于被统治阶层,与皇室、官僚相比明显弱势,缺乏有效的手段抵御外来侵害,也根本无力左右政局。"民心"决定论并不能准确解释中国历史上的政局变动。儒家对民心作用的鼓吹,只是价值追求,难以得到事实证据的有力支持。在秦汉交替的历史进程中,各路诸侯相互征战,并不顾及民众的感受,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都是着眼于暴力战争的胜利,并以此决定最终的成败;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权更迭的一般逻辑。

“空白”的疑惑与解读——宋代以前福建漆艺的发展状况

对宋代以前的福建漆艺研究,因实物难觅踪迹、直接的相关资料残缺,素来乏人问津。梳理战国至唐末五代时期的闽地漆艺发展概况,并对闽地出土的战国时期漆器遗迹的来源、战国秦汉时期闽地漆艺概况的成因、唐代"纻胎漆像"兴盛的原因等问题作初步探讨,这对福建漆艺在文献资料、考古出土文物和海外遗存漆器的综合研究方面,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论清末民初的道德危机

清朝末年 ,进化论的引进摧毁了传统儒学的权威 ,并导致道德标准的丧失。而民初思想界在重建标准时 ,却碰到宗教与科学的两难。这个两难促成的全社会的道德危机 ,是当时政治现代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战国秦汉时期的祠行信仰——以出土简牍《日书》为中心的考察

行神为古代"五祀"之一。在春秋以降"礼乐崩坏"的社会大背景下,"五祀"的等级差别和职能发生了明显变化,行神成为普通民众奉祀的重要神灵。从出土简牍《日书》文献来看,在择吉之风盛行的战国秦汉时期,祠"行"的时日、地点、用牲的选择已深受五行学说的影响。而随着秦汉时期文化大一统下对各地神灵谱系的系统化整合,行神的形象也由抽象化的神主而逐渐人形化,反映出这一时期神灵形象由抽象化的神本位向具体化的人本位转变的演化特点。

战国秦汉时期重商与轻商观念的嬗变

战国秦汉时期 ,商业的发展与繁荣 ,使人们可以充分认识到商业的客观作用 ,有利于重商观念的形成。与此同时 ,“重农抑末”政策的推行 ,工商业者的兼并行为 ,以及由“重义轻利”观念所引发的鄙视工商业等因素 ,则促进了轻商观念的发展。这样 ,在重商与轻商观念的嬗变发展过程中 ,除个别时期 ,如西汉中期 ,重商观念稍占优势以外 ,其它时期则一直处于劣势。

论秦汉辽西并海交通

在战国环渤海地区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因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秦汉辽西交通设施的完善获得了更好的条件。秦二世巡行辽东与秦二世时代"治直道、驰道"的关系,不宜忽视。辽西并海交通道路建设,利用了辽西走廊"地势平衍"的自然地理条件。而生态环境的变化对辽西交通的显著影响,表现于"大水,傍海道不通"。分析这一情形,也会联系到对海侵的历史记忆。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晋阳城市史料考议

赵定都邯郸后,晋阳依然是"赵山北"之地的政治文化中心。秦王政即位初"晋阳反",体现了秦统一战争中与赵国争夺晋阳出现的反复。而嫪毐地位尊贵的年代,太原郡"为毐国"在这位强势人物"宫室苑囿自恣"的形势下,晋阳可能保留有体现较高消费生活等级的文物遗存。"高皇帝居晋阳",以此作为出击匈奴的军事基地。代王"都晋阳",以及汉文帝"幸太原""复晋阳、中都民三岁"史事,都描写了晋阳城市史辉煌的页面。

冒顿单于的战争策略透视

冒顿单于是匈奴民族的杰出领袖,他南征北战,建立了强大的匈奴帝国,迫使汉王朝订立和亲之约,在战争中屡获胜利,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指挥艺术。他发动的战争目的明确,战争中使用的手段灵活多变,善于以弱示敌,麻痹对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集中优势兵力威慑敌人。对北方草原地区和中原农耕地区,冒顿单于审时度势,制定了不同的军事战略,北方对其他游牧民族的战争,以征服、占领为主,意在统一蒙古高原;南方对农耕民族的战争,以胁迫、恐吓为主,意在获取中原地区的物资和财富。冒顿单于的军事策略的成功实施,把匈奴帝国带到了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也避免了汉匈之间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客观上为汉朝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创造了条件。

从“同居”论战国秦代家庭结构

在户籍管理下,"同居"作为法律术语,是战国秦代对户内成员进行控制的法律名词。"同居"是指在同一户籍下"同财共居"的家庭成员,文章通过对"同居"连坐范围的分析,得出战国秦代的家庭结构保持着以夫妻子型的核心家庭和父母妻子型的主干家庭为主导形态,同时也有一定数量的以次要形态存在的联合家庭。

小农经济是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繁盛的主要基础

战国秦汉,农业是居于压倒优势地位的产业类型,它以自己的产品和需求,决定了工商业的总体规模和发展水平。战国秦汉时期,在各种农业经济类型中,小农自给程度最低、市场依赖性最强,小农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市场发展水平比较高。农业为交换得到盐铁等必需品所进行的生产具有商品生产的性质。国家财政需求对农民直接进入市场的规模有较大影响,但对整个市场的规模和发展并无多大作用。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适应当时的经济结构又为之服务,是其必然组成部分,并非腐蚀剂,它与所谓"先进的生产力"、"资本主义萌芽"乃至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关系。

出土战国文献语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对出土战国文献语法研究进行了回顾,肯定了其所取得的成就,也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对今后的出土战国文献语法研究进行了展望。

战国秦汉文化消费结构的基本特征探析

战国秦汉时期是文化消费发展的一个重要演变阶段,从其消费结构上看,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文化娱乐消费内容丰富多样,世俗化的乐舞百戏是消费主流;文化教育消费的层面逐渐扩大,出现商品化趋势;绘画艺术消费是汉代社会的一种时尚文化消费,备受世人推崇。每个特点背后都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因素。

战国秦汉时期巫觋社会地位下降之原因探析

战国秦汉时期,巫觋的社会地位呈日益下降之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巫觋集团对王权的依附性,使中国的巫没有象西方的祭祀集团那样走向独立,发展到可以与王权分庭抗礼的程度,而是随着王权与神权的衰落一并衰落了;巫对文化知识垄断权和祭祀垄断权的丧失,使其逐渐远离神权中心和政治中心,开始向民间滑落;巫觋自身素质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一职业的神圣性,也进一步降低了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