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清水河塔尔梁壁画墓的年代和壁画题材再考

清水河塔尔梁壁画墓位于内蒙古地区,学界对它们的年代仍未有确切的判断,大约范围定于五代至辽金时期。本文透过研究塔尔梁的历史沿革、墓壁浮雕和壁画题材,把年代定为金代。除此之外,本文亦重新探讨壁画中金鸡玉犬和双头生物的身份和作用。首先,金鸡玉犬主要负担御晨和司夜的职责,与前人认为的下葬习俗无关。另外,双头生物应该是与四灵组合的勾陈,而非一般认为的伏羲女娲或地轴。

宋金妇女生活见证:金代郭琮墓志考释

据说发现于河北省临西县的金代郭琮墓志,实际出土地应为山西省长治市,墓志中提及的赤土坡、七里烽两处地名分别位于今山西省高平市和长治市。郭氏一门在金灭北宋的战争中家破人亡,直到金朝才渐复生计,郭琮死时达到四世同堂的规模。郭母李氏的两次嫁人经历和围绕死后归葬的争端,见证了宋金时期妇女社会生活的一些事实。

北宋开封都城防御空间形态研究

开封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军事城镇和交通枢纽,北宋时期的开封作为都城,其防御空间呈现出强烈的独特性。以北宋开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历史文献,梳理其军事防御历史和城市形态演变过程,剖析其山水、战区、城墙、街巷、营防等多层级的防御空间,以展现其作为都城所独有的复杂且严密的防御空间特点。

南宋使臣使金“觇国”职能考论

宋金对峙时期,宋金双方沿袭交聘制度,互遣使臣。除常使外,南宋还因临时之需大量向金国派遣泛使。除协调两国关系、维护友好邦交之礼仪目的外,南宋使臣还负有“觇国”即打探敌情的任务。南宋使臣“觇国”之职能,是对古代行人制度的延续,又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表现出“求和”与“求战”的不同目的。南宋使臣使金“觇国”对于了解对方情状并最终维护两国和好、促成百余年南北共治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南宋使臣使金“觇国”的政治职能,使其文学写作带上了独特的“觇国”视角,成为我们探讨使金文学的又一窗口。

金末武将叛金降蒙问题探析

金元易代之际,许多金朝武将出于自愿或为形势所迫,在权衡利弊之下选择了叛金降蒙。蒙古对这些降将一方面采取了大胆任用的态度,实行优抚措施,另一方面又对叛金降蒙武将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面对众多武将叛降蒙古的严峻形势,金朝也逐渐转变自己的政策,开始招徕降将,但效果并不明显。金朝疆土日蹙,国势益衰,败局已无法挽回。

金朝河北地区抗蒙水寨山寨考

金蒙战争期间,河北地区为蒙古重点攻击地区,造成人口减少、农业荒废。在此形势之下,金朝军民利用河北中部的多水塘泊与西部多山地形地貌,建成水寨与山寨,组织抗蒙活动。在蒙古的攻击下,多数水寨与山寨被瓦解,少数山寨、水寨则坚持了较长时间。

试论壬辰战争对明朝的消极影响

1592年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发兵入侵朝鲜,明政府应朝鲜请求出兵救援。战争前后历时七年之久。明王朝虽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战争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战争的旷日持久消耗了明朝的国力,加重了人民负担;战争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实力,为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发展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播州的杨应龙乘机发动叛乱、建州女真迅速崛起,等等。已陷入全面政治经济危机之中的明王朝,在战后不到五十年终告灭亡。

松山蒙古与明王朝关系研究

松山蒙古与明王朝的关系不外乎封贡互市、战争交恶或两者兼而有之,但在不同时期双方关系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本文拟以隆庆和议、俺答过世、松山之役这几个典型历史事件为时标,试将松山蒙古与明王朝在这不同历史时期偶有往来、和平贡市、激烈交锋、松部被逐之不同关系梳理清楚。

“八王之乱”成因新见

“八王之乱”的爆发是有其原因的,在晋武帝死前,西晋已经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自上而下依次为皇帝、外戚、宗王和门阀。晋武帝死后,即位的惠帝是一位弱智皇帝,来自顶端的操纵力量不复存在,各种势力于是依次上台和灭亡,门阀则在最后居于主导地位。整个事件的发生,最终应归因于皇权与门阀的矛盾。

学术救亡:抗战时期的魏晋六朝之学

抗战时期,对于魏晋六朝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学人们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体味到相似的"南渡"情怀,对魏晋六朝学术作"理解之同情"的探究,体现了他们关怀现实的爱国热忱。同时,对魏晋六朝文化中历来存在的"清谈误国论"的争议,无论是褒是贬,不同的研究角度均指向同一的文化关怀。而对于魏晋六朝文学文化中的精神解放与人格美的刻意强调与学术论证,尤其可见魏晋六朝之学在抗战时期作为特殊的传统学术资源的文化与社会意义。

魏在战国前期的地理特征与作战方略

本文论述了战国前期魏国的疆域概况和主要特征 ,其对外用兵的方向和作战次序、战略内容及产生原因 ,并从地理角度分析其得失。

试论金世宗时期临潢府(路)经济发展的动因

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在建制方面多沿袭辽制。其东北疆域的临潢府(路),大部分位于今天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赤峰市及其附近一带。这里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是内蒙古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金三角"之一。早在金代,这里就是一个重要的农牧业经济区。特别是在金世宗时期,调整了金前期对这里经济的破坏政策,开始对临潢府(路)实行休养生息的裕民政策,使这里的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并逐渐赶上和超过辽统治时期的上京①。而金世宗开明的外交政策,又给这里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加之该地区适宜的地理环境及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使这里在大定年间,出现了"其地肥沃","异于他处"的繁荣景象,临潢府(路)地区这一繁荣景象的出现与金世宗时期较为稳定的和平环境及其开明的内外施政方针是密不可分的。

关于金末山东淮海红袄军的若干问题

金末山东淮海地区的红袄军首领多在南宋、金、蒙古三方间反覆变诈,叛降不定,一方面与南宋等三方对红袄军的态度和招降政策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山东淮海一带的汉人在金朝统治下已经百年,其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皆已淡漠,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益都世侯李?统领的军队是大蒙古国的地方军;元世祖中统三年发生的李璮叛乱,并非红袄军活动的一部分。贞祐二年火烧孔庙是蒙古兵所为,跟红袄军没有关系,元人明确记载其事,并未隐讳。

泸州神臂城宋代城防设施调查简报

泸州神臂城是宋蒙(元)战争期间南宋方面为抵抗蒙(元)军队而修建的城堡。神臂城现存和城防相关遗迹有城墙1700余米(含一字城2道),城门5座、砲台1座、敌台6座、墩台2座、哨所5处、校场坝1处等。从调查情况看,神臂城因地制宜,构建起了多层次立体防御体系。

论金代契丹族官员的外交活动及作用

金代契丹族官员以其语言和文化的优势,多次奉命出使宋、西夏、高丽、蒙古等周边政权,或接待外国使臣,他们在外交活动中为维护金朝的外交秩序和宗主国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宋蒙(元)战争时期四川地区的残破与财政困境

蒙古人进犯四川后,试图以武力强行征服四川地区,大量百姓死亡、逃离,官府与民众财产损失惨重,对四川地区的农业、工商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四川地方政府为筹措军费,大量发行纸币,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政府财政愈发窘迫,陷入了恶性循环。蒙(元)犯蜀,使得曾经发达的四川地区就此衰落下去。

辽宋金元时期的民族关系

辽宋金元时期是北方以至东北少数民族迅速发展,建立政权并形成强大统治力量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共同进步、发展与繁荣的重要时期。辽金元少数民族的发展壮大,是由于吸收和借鉴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同时,这些少数民族也对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这些少数民族对祖国北方和东北边疆地区的开发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已经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就其对祖国历史的贡献表明,他们都是伟大的民族。

试论后金与喀尔喀蒙古的关系--以努尔哈赤对恩格德尔的争取为中心

在明朝与后金两大势力对峙形势下,喀尔喀蒙古由于处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并凭借自身强大的军事实力,成为双方争取的焦点。作为喀尔喀蒙古巴约特部台吉,思格德尔很早就与后金建立了联系,是喀尔喀蒙古与后金交往的使者,努尔哈赤通过他的往来奔走有效地协调后金与喀尔喀蒙古的纠纷 ,达到增进双方关系的目的。由于思格德尔与后金的特殊关系,吸引了喀尔喀蒙古众台吉与塔布囊归附后金,对后金分化喀尔喀蒙古,孤立察哈尔起到重大作用。

契丹伐晋起因再探——兼论后晋出帝朝的政治转向

北族王朝史书《辽史》和以后晋实录为基础的中原王朝史书,对契丹伐晋起因的记载有较大差异,二者皆将战争的爆发归咎于对方。学界多认为石重贵去臣称孙及此后的一系列挑衅导致了契丹南侵,与契丹方观点暗合,然而后晋的记载似应更接近历史本相,即后晋平卢节度使杨光远叛晋通敌之举招致了契丹南侵,这在双方首次交战的军事部署中也可以得到有力佐证。后晋出帝朝的政治转向是促使辽太宗伐晋的深层原因,杨光远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下亦有所体现。

金元之际全真教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抉择

金朝末年,也就是大蒙古国初期,中国北方有多种政治势力逐鹿中原,除了南宋、金朝、大蒙古国外,还有进行武装割据的汉人世侯和起义军,这些势力共存,使当时的政治局势扑朔迷离,乱象纷呈。而全真教这一庞大教团在这种局面中,却左右逢源,受到各种势力的关注。全真教既帮助金廷对付起义军,又和起义军保持微妙关系,同时与汉人世侯也有密切联系,甚至还得到南宋的垂青。但出乎预料的是,全真教领袖丘处机却选择了蒙古作为政治靠山,这一举措,为全真教的鼎盛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