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晋绥革命根据地的灾荒救治研究

解放战争时期,晋绥革命根据地遭遇频繁且严重的灾荒问题。中共积极采取生产自救、防灾与救灾结合、政府与社会并济以及救灾与革命并进的方针策略,通过各类救治措施有效地缓解了晋绥革命根据地的灾情。同时,晋绥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对救灾工作的领导经验、救灾社会化经验、救灾动员经验以及灾民的思想心理安抚,也为当前救灾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

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农会建设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会作为晋绥边区覆盖面最广、代表性最强、力量最大的群众组织,重组了边区农村的权力结构,让农民逐步成为农村真正的主人。农会在政治上广泛吸引农民参政,推进农村民主管理;在经济上进行减租减息,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状况;在军事上动员农民承担战勤服务和积极参军,有利地推动了边区的抗战。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广大农民的力量开展晋绥边区的建设工作,不仅从实践层面证明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正确性,还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影响力。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壮大了人民革命力量,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抗战时期晋绥边区工业经济发展的实践运作及历史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受战乱频仍、基础薄弱、物资匮乏等因素的影响,晋绥边区工业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工业政策法规,鼓励发展多种经营模式,筹措经费,完善劳动生产保护机制并广泛开展工业生产运动,多措并举推进工业经济建设,使边区的军工业、采矿业、纺织业等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边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边区工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保障了军需物资及基础产品的供应,有力地支撑了战争需要,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时期晋绥边区妇女地位的变迁

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晋西北行署建立之前,晋绥边区的广大妇女不仅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外在压迫,而且还饱受“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思想的内在束缚,毫无社会地位可言,生活处境极为艰难。1940年2月,晋西北行署正式成立。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妇救会的广泛动员下,晋绥妇女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学习文化,为争取家庭和社会地位而勇敢斗争,她们逐渐打破封建束缚,积极投身晋绥边区的生产运动和政权建设,成为边区抗战的一股强大力量,为边区的抗战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浅析晋绥边区抗日军人的优抚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拥军优抚工作贯穿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全面抗战时期,为保障抗日兵源,争取战争胜利,晋绥边区政府将优抚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施政纲领,并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领导下,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并实施了优待现役军人、安置退役军人、纪念烈士和抚恤遗属的相应政策及具体措施,推动了边区优抚工作的有效开展,激发出军民团结抗战的巨大热情,对边区抗战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

试论隋文帝时期对高句丽政策的演变

隋与高句丽的和战关系一直是隋朝对外关系和边疆经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隋文帝建国以后,着力构建以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对高句丽采取了灵活的外交政策和策略:从起初的怀柔远人、积极防御,到后来与高句丽的初次交锋而又止,经历了从"和"到"战"再到"和"的微妙转变。经过隋文帝的努力,其封建统治可谓如日中天。但是,隋炀帝为扩大这一成果,最终对高句丽诉诸武力,因此导致隋朝衰亡。

有关高句丽研究的两个问题

对于高句丽的研究,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探讨:一个是高句丽南迁朝鲜半岛,另一个是隋唐征伐高句丽的性质和原因。高句丽南迁原因有二:一是忽视与公孙氏相互依存的关系,二者互相攻伐,造成双方共同削弱。其结果是公孙氏的灭亡和高句丽的孤立;二是公孙氏灭亡后忽视了与曹魏的关系,使高句丽不得不南下寻求生存空间。隋唐征高句丽的性质,由高句丽政权性质及其所占地域决定。高句丽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所占之地为汉四郡,故战争性质即为统一战争。战争原因,从隋看,是由高句丽侵隋所致;从唐看,是由高句丽侵新罗,新罗求救于唐,唐为制止高句丽的行为和稳定朝鲜半岛和平局面所致。

“空白”的疑惑与解读——宋代以前福建漆艺的发展状况

对宋代以前的福建漆艺研究,因实物难觅踪迹、直接的相关资料残缺,素来乏人问津。梳理战国至唐末五代时期的闽地漆艺发展概况,并对闽地出土的战国时期漆器遗迹的来源、战国秦汉时期闽地漆艺概况的成因、唐代"纻胎漆像"兴盛的原因等问题作初步探讨,这对福建漆艺在文献资料、考古出土文物和海外遗存漆器的综合研究方面,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农业

抗战时期,农业是晋绥边区经济的主体,日寇侵略严重破坏了边区农业发展。边区政府和农民多措并举发展农业生产,取得了显著成就,促进了经济发展,满足了军需民食,为坚持抗战并取得胜利做出重大贡献。

荆州胡家草场汉简《岁纪》研究

新公布的荆州胡家草场汉简《岁纪》简内容涉及秦昭襄王、秦王政、汉高祖、吕后时期,为战国秦汉史研究提供了新史料、提出了新问题。《岁纪》秦昭襄王时期的三枚简,主要记载了秦对韩、魏之地的攻占,与史书记载有同有异。秦攻占宜阳是在秦武王四年,而《岁纪》却系于秦昭襄王元年。秦昭襄王四年,秦分别攻取了韩国的武遂,以及魏国的蒲反、阳晋、封陵。秦昭襄王十四年伊阙之战中秦军大胜韩、魏,杀死韩、魏联军主帅司马喜。《岁纪》秦王政时期的两枚简,记载了秦王政十六年、十七年,秦灭韩的过程,以及韩王安流亡吴房的情况。《岁纪》西汉早期的三枚简,分别记载了汉高祖元年王汉中,以及还定三秦,消灭章邯之事;汉高祖九年立赵王、大疫、因日食改朔日等事;吕后元年优待官吏和五大夫爵位者、减低免老者年龄增加傅籍者年龄、立号称制、改铸八铢钱等事。《岁纪》记载的内容,或见于史书记载,或未见于史书记载,或与史书记载有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深化了对战国秦汉历史的认识。

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货币斗争

晋绥边区成立后,根据地内存在多种货币同时流通的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几种:阎锡山政府发行的省钞和地方流通券;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各地方商号发行流通的土杂钞;根据地正式建立以前各县发行的各种抗币;日本入侵后通过伪银行发行的多种伪钞。各种货币同时流通,大大便利了敌伪对根据地的掠夺和破坏,为了稳定金融,掌握主动,边区银行成立后就发行了自己的本位货币———西北农钞,银行在政府、贸易等部门的共同配合下,运用西北农币与银洋、法币、伪钞进行了不懈地斗争,基本建立了农币的单一本位币市场,有效地维护了金融稳定,促进了边区各项建设的发展。

抗战时期修筑川滇铁路的意义及其艰难历程

抗战军兴,沿海交通干线相继沦陷敌手,当时的南京中央及地方川滇黔三省政府均对修筑川滇铁路的前景抱有热切的期望,将其视之为联络抗战心脏及繁荣地方经济的大动脉,国民政府不惜在财政极其拮据的情况下想尽办法,通过国库拨款、公债发行、向外国借款等多种方式,为铁路建设筹集资金。1938年开始实际的勘测、施工,但却因战争形势的急转直下而最终壮志未酬,仅完成昆明至曲靖沾益段便被迫停工,成为中国八年抗战漫长苦难历程的缩影。

顾随的抗战诗词

顾随是位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爱国诗人。他饱经世变,阅尽沧桑,始终没有放弃和屈服,身为教师、一介书生,他立足本位,以笔为枪,一直默默地作着自己的贡献。

原型思维对《三遂平妖传》创作的影响

上古神话是先民意识中对所认识和理解的世界的真实记录,神话叙事反映了先民的思维方式和思维结构,构成了原型思维形式,这种思维是一种最原始的叙事方式,经过民族的思维沉淀进而影响到叙事文学。罗贯中《三遂平妖传》是一部依托史实、又凭空结撰的较早的神魔小说,在冲突双方的矛盾设置及其所秉承的道德力量、形象塑造和情节发展、结构形式和细节构成三个方面,都可以体现出原型思维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战争灾难”视域下隋末唐初“折肢避役”现象探析——以贞观十六年应对敕令为中心

隋末唐初战争频发,府兵中出现了“折肢避役”的“故自伤残”现象。唐太宗为了杜绝这种现象,于贞观十六年七月颁布了“今后自害之人,据法加罪,仍从赋役”的应对敕令,史家们则特意补入了“福手福足”的特殊注文,将“折肢避役”现象远推到隋炀帝时期。注文当是百卷本《唐会要》补编者王溥补入,用意在于“掩饰”贞观时期亦有府兵“折肢避役”现象。从“自害之人”的敕令到“折肢避役”的注文,再到“福手福足”的高雅代称,不仅间接地揭示了隋末唐初“战争灾难”下府兵人员不堪繁重徭役而“折肢避役”的历史现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传统时期史家们在“书写历史”时“掩饰”与“隐喻”的两难心态。

论高颎相隋

高颎是隋朝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辅佐杨坚建隋,选贤任能,推行政治经济改革,在平陈战争、保卫边疆安全和营建大兴城工程中,贡献巨大,当朝执政近二十年,论者以为真宰相。

隋唐之际的气候变化与边境战争——兼论突厥社会生态韧性

隋唐时期,突厥时常制造边界冲突和发动战争,一度对中原产生严重威胁。吊诡的是,突厥与中原政权斗争过程中发生的多次盛衰转折都与当时境内发生的气候异常突变和自然灾难有极大关连,凸显其面临危机干扰时社会生态韧性脆弱的一面。本文试图通过探讨隋唐时期的气候变化与突厥战争成败和社会发展兴衰之间的互动关系,重新审视突厥社会发展变迁中的社会生态韧性与适应性等相关问题。

试析隋朝首次东征高句丽之原因

隋丽战争是高句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隋之首征高句丽自然更是重中之重。就引发此次东征的原因展开探讨,揭示"寇辽西"并非东征原因。东征实为隋丽关系发展之必然结果,其中既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亦存在双方现实利益的冲突,及高句丽权臣泉子游的政治图谋等诸多因素。

李渊与隋唐之际辽东关联史事考论

李渊任太原留守前的经历在既往研究中备受忽视。通过细绎史料,可以复原出李渊自隋大业九年以来所任官职、经行轨迹、活动内容的细节,揭示隋末大业辽东之役与李渊个人政治生涯、太原起兵、唐初东亚政策之间存在着隐秘联系。大业九年兴起辽东之役,李渊以卫尉少卿之职在前线怀远镇督运军粮,经行涿郡时曾与宇文士及有过密谈,其时当已有起兵异志的萌芽。他在督运期间敏锐察觉到杨玄感叛隋迹象并密奏隋炀帝,仕途由此青云直上。在太原起兵前后,辽东之役又被李渊集团利用煽动民众反叛情绪,辽东兵及骁果也辗转编入李渊麾下。李渊称帝后对海东诸国的政策务实、和平、冷静,这与他之前的隋炀帝及其后的唐太宗两个时代形成鲜明对比。

中华养生文化的历史沿革(上)

中华养生文化历经数千年,上古夏商时期食养、导引、针药养生萌芽,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道家崇尚自然、提倡返朴归真、自然无为,重视精气神调护;儒家守中庸,致中和,重视寡欲的精神调摄。《黄帝内经》为养生理论奠定基础,强调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后防复,法于阴阳、天人相应、顺应四时、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形与神俱。秦汉时期养生理论初步形成,《伤寒杂病论》重视顺应四时、避邪慎养,固护脾胃、饮食调摄,未病先防、防微杜渐。《春秋繁露》进一步发展气-阴阳-五行养生观;《论衡》提出生死寿夭,延年之道,《淮南子》倡导形、气、神兼养,中国养生理论和体系初步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养生理论发展,《养生论》提出形神兼养、清虚静泰,《黄庭经》提倡积精保精、吐纳服气、存思内视,《抱朴子》重视玄道守一、积善累德、兼采众术,《养性延命录》兼融三家、认为我命在我、守静食诫,孙思邈融通各家论养生。宋金元时期养生理论不断丰富发展,程朱理学、金元四大家在食养、机体不同阶段养生方面提出新的观点。明清时期养生理论日趋完善,脏腑养生突显,药物养生渐进发展,综合调摄推动养生全面发展。近现代养生理论与实践加快发展,促进养生事业日渐繁荣。通过系统梳理中华养生历史源流,体现了儒释道医四大流派养生思想及其衍化发展,以期为健康服务事业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