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中共与北伐战争期间的蒋唐之争

北伐战争爆发后,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势力急遽崛起,蒋介石的军事领导地位发生动摇。共产国际与联共(布)中央希望维持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的首领地位,中共中央虽赞成“扶蒋”政策,但反对“抑唐”,有意在北伐军内部寻求蒋唐“均势”。江西作战结束后,蒋介石日益右倾,唐生智的战略地位降低,苏联顾问仍只将唐生智作为迫使蒋介石左转的外部压力使用。由于中共中央对唐生智的好感加深,要求苏联顾问改变对唐生智的消极态度,破除军事上“以蒋为中心”的局面。随着蒋唐交恶与赣汉冲突加剧,鲍罗廷作出抬唐代蒋的新决策,引发其他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反对。共产国际、中共对蒋唐之争的策略因应与分歧,折射出南方革命阵营内部新旧各势力关系变更的复杂面相。

“血缘”抑或“政治”——中晚唐五代时期假子泛滥成风的原因

中晚唐五代时期拟制血亲的构建打破了原有的制度约束与伦理规范,逐渐贯穿于社会各阶层而成为一种普遍化现象。如何理解这种转变背后蕴含的复杂原因?哪类因素主导产生了这种变化?既有研究倾向于对可能性影响因素进行简单的列举与剖析,但仅关注“因素是什么”,鲜有探讨“因素都有什么”与“因素间的排序与联系”。本文关注这一时期的特殊性,应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归纳影响因素,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判别作用机制,基于整体性视角对假子泛滥现象的生成原因进行系统性的剖析与检验。研究发现无论价值崩塌与宦官干涉是否存在,在考虑血缘宗法的情况下,战乱动荡的收养客观情境与政治争霸的收养主观意图导致假子盛行。由此可知政治性因素已取代原有的血缘宗法因素,占据主导地位,通过刺激制度松动与调适以影响其他因素,最终形成了整体性原因谱系,施加于拟制血亲关系的建立过程而诱发转变。鉴于此,文章构建了“因素归纳—组态判别—关联探究”的逻辑链条,深度剖析中晚唐五代时期假子泛滥成风的原因,加深对相应历史的理解与思考。

唐代城市应对战争机制的历史考察

由于各种政治矛盾的激化,唐代爆发了许多战争,使城市基础设施、人口、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导致城市面临严重的危机,因此,唐代城市在战前、战时和战后都采取诸多应对战争危机的措施。在战前,增加城市的兵力,修缮城墙、城壕等防御设施,增加兵器、粮食等物资储备。在战时,做好军事动员,征集民夫,向邻近城市求援,集中分配人员和物资,实施戒严,加强城市巡逻。在战后,采取重建城市设施、减轻赋税和招徕人口,使城市尽快从战争中恢复。唐代城市应对战争机制的完善,增强了城市防御力量,提高了城市生存能力,减轻了战争对城市的破坏。

世變、歷史與記憶——湯貽汾《如此江山圖》與鴉片戰争時期詩詞中的鎮江之戰

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軍發動揚子江戰役,攻陷鎮江,隨後直抵江寧,迫使清廷簽下不平等的《南京條約》。戰前,黄爵滋以嚴禁鴉片名重當時;戰後,黄爵滋以失察銀庫遭到彈劾。名畫家湯貽汾爲其作《如此江山圖》,描繪戰後焦山風景,陳方海題記拈出圖中隱寄“風景不殊”的感慨,或與鎮江之戰有著緊密的關聯。本文以《如此江山圖》爲開展,試圖透過圖畫題詠及當代時人詩詞中對鎮江之戰的描寫,探究士人如何憑藉圖畫、詩、詞的不同特質,互文參照,形成共同的歷史記憶。除了從題詠中探掘圖畫的創作旨趣,亦從中發掘題詠者有意識地自圖畫延伸出的畫外之意;在“詩史”義理精神的闡發下,建構對陳化成以及兩江總督牛鑑、副督統海齡的褒貶形象;並藉由抒寫鎮江興亡與效仿蘇、辛體的詞作,管窺詞體創作中對“京口三山”一脈相承的書寫傳統。

唐朝军事系统中的朝鲜半岛徙民

唐朝前期,中央政府与高句丽、百济的战争带来了两次大规模的半岛人群入唐活动。半岛降人具有骁勇善战的特性,他们依据身份的不同,分三个层次——官僚贵族、官奴与平民。这些徙民进入唐朝的中央和地方军事系统,成为唐朝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出身官僚贵族者在唐朝发展的巅峰是高宗、武则天时代;出身官奴者的发展巅峰是玄宗一朝;出身普通降民者的发展巅峰则在安史之乱以后,三者在时间上呈递进趋势。半岛徙民多进入唐朝各种军事组织中,再与整个系统一起,融入唐朝社会中。

唐高宗时代朝鲜半岛剧变与高丽的应对——兼论高丽灭亡的原因

唐高宗在位的7世纪60年代,朝鲜半岛出现百济灭亡、唐罗留守军与百济复兴军鏖战、白江口之战,以及随后的高丽灭亡、新罗统一等一系列大事件。面对唐朝联合新罗对百济的军事行动,处于唐与朝鲜半岛交涉重要一方的高丽,由于要应付唐罗两方持续压力,内部矛盾激化,故对唐罗联合灭亡百济应对乏力,对百济复兴军覆亡作壁上观,白江口战时又企图坐收渔人之利默默缺席。在朝鲜半岛剧变的关键时刻,高丽由此前的强硬、高调变为碌碌无所作为,进而也加速了自身的灭亡。作为弱小的政权,当面对强大并处于上升阶段政权之时,一味采取强硬策略似并非最佳的策略选择。高丽与唐关系中前后截然不同的对应措施,导致最终灭亡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使者往来与唐蕃军事

文章认为,唐朝和吐蕃使者在交往过程中,经常利用使者身份收集对方的军事、经济、社会等情报,直接为统治者制定战略决策服务。唐蕃使者往来与唐蕃军事发展密切相关,使者的往来频度与战争成正比关系,使者交往频繁,战争也相对较多。

抗战时期国共肃奸对比分析

抗战时期,国共双方高举民族正义大旗,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自我净化的正气之歌。但由于国共抗战路线的不同,双方在肃奸认识、肃奸方法、肃奸效果上存有一定的差异。

创伤性记忆的自我隔离和审美表达——唐宋词战争灾难叙事的特殊模式

与诗体相比,唐宋词对战争灾难的叙事具有特殊性。作为受难者的词人,对惨痛的灾难记忆往往采取忽略细节和视角转换的方式,来隔离创伤性记忆带来的痛苦。同时,词委婉含蓄的文体风格也在很大程度上排斥具有伤害性且有损审美性的场景描写。出于自我保护本能的应激心理与更高层次的审美心理共同作用,形成了唐宋词对战争灾难的特殊叙事方式。

唐蕃陇右争夺战中屯田与战事的互动关系考察

基于陇右道较差的经济基础和不佳的粮食转运条件,唐王朝主要采取屯田的办法满足军需粮草的需求。唐实行的这一举措不仅解决了陇右军粮补给上的困难,更深刻改变了唐前期与吐蕃战争的演变轨迹。一方面,屯田区的扩展方向明显受到了唐蕃战事的影响;另一方面,屯区向其他地域的扩展又对唐蕃战事中战场选择、战争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

唐敦煌米钦道墓志与嶲州都督张审素冤案

洛阳新出土的唐敦煌米钦道墓志,志文中涉及到嶲州都督张审素冤案的诸多细节。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记载,可大致了解该冤案的具体诱因。把张审素征伐西南蛮放到唐蕃战争的大背景下,为此后张审素的曲折经历埋下伏笔。通过对文献的解读,我们还可认识到敦煌米钦道在张审素冤案制造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深入解析外地出土的敦煌相关金石资料,或将有助于敦煌学及隋唐史的研究。

唐代“海鹘”战船复原研究

海鹘船是唐代及其以后出现的一种性能优良的中国古代船型,其特点是:"虽风浪涨天无有倾侧",因而许多专家学者称它为全天候战船,是水师中著名战斗舰之一。本文以古文献、出土文物为研究依据在综合分析基础上对古船的型线、船舶总体造型与布置,船舶设备、帆装与武备的配置进行了探讨与复原设计。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后方国统区民众负担考察

考察了战时湖北后方国统区民众的各种负担情况,并简要分析了产生这些负担的原因及其后果。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战费的迅速膨胀和国民党的官场腐败,湖北后方国统区民众的负担十分沉重。各种赋税不断增加,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额外的军需负担和兵役劳役也异常沉重。后方国统区民众的生活极其艰苦。

护法时期孙中山与唐继尧的“电报战”

1917—1918年间的第一次护法运动时期，唐继尧参与护法，打的旗号却是“靖国”。围绕着护法的目的，特别是护法军政府元帅职务问题，孙中山与唐继尧相互发出了数十件电报，反复争论，形成一场“电报战”，成为民初政坛上的一大奇观。这是造成护法运动失败的重要因素。

商汤灭夏战争的军事战略思想探析

汤革夏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关于这一战争及其军事战略思想,史学界向有涉及,但多以文献材料证之。从豫西地区的考古新发现,特别是二里头遗址和郑州商城遗址发现的反映这一战争的考古实物,帮助廓清历史迷雾。以历史文献整合考古资料,从四个方面论证了商汤灭夏战争胜利的军事战略思想。从天下大势看,商汤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利;从战略战术上看,伐夏战争措施得当,采取的是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方针;从战前动员的效果来看,统一思想,赏罚严明,使得将士用命,上下一心;在实际的军事行动上,东联东夷,联合对夏战争。最后商汤一战而胜,夏灭商立,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抗战时期桂师三任校长与图书馆

文章探寻抗战期间桂林师范学校图书馆的红色历史,论述抗战时期桂师三位校长以不同的方式重视和关心图书馆,为图书馆的创建、发展与保存作出了不同的贡献,值得后人传承并发扬光大。

论南唐与吴越的战争及其对南唐失国的影响

从战略高度重新审视南唐与吴越之间的战争 ,吴越始终扮演着中原盟友的角色 ,在南唐失国的过程中发挥了牵制、削弱和落井下石的作用。无锡之战后 ,杨吴失却了日后发展的战略基础 ;伐闽之战中吴越驰援福州 ,使南唐从此步入衰降的轨道 ;北周与南唐交兵 ,吴越协同进击 ,使南唐分兵作战 ,损失惨重 ;最后 ,吴越又与宋结盟 ,出兵会攻金陵 ,直接导致了南唐亡国。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后方国统区人口数量及其结构考察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后方国统区的人口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战争造成了后方人口的大量死亡和外流,导致了后方人口的大幅度下降。在人口结构方面,抗战期间,由于战争的影响和陈诚推行"计划教育",后方人口的性别结构和文化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年龄结构和职业结构变化较小。本文考察了战时后方国统区人口变化的状况,并分析了变化的原因。

“空白”的疑惑与解读——宋代以前福建漆艺的发展状况

对宋代以前的福建漆艺研究,因实物难觅踪迹、直接的相关资料残缺,素来乏人问津。梳理战国至唐末五代时期的闽地漆艺发展概况,并对闽地出土的战国时期漆器遗迹的来源、战国秦汉时期闽地漆艺概况的成因、唐代"纻胎漆像"兴盛的原因等问题作初步探讨,这对福建漆艺在文献资料、考古出土文物和海外遗存漆器的综合研究方面,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