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师与兵学:社会圈层视野下的欧阳修与《孙子兵法》

三个社会圈层波及一代宗师欧阳修与《孙子兵法》之间的互动:一是他与梅尧臣密切交往的“朋友圈层”;二是他置身于史学、文学和军政事务的“术业圈层”;三是他介入了高丽与北宋关于孙子兵学问题交流的“外交圈层”。此三个圈层使欧阳修与《孙子兵法》发生了密切联系,产生了不同效应。“朋友圈层”使欧阳修学习《孙子兵法》增加了外在动力;“术业圈层”使他格外关注孙武的家世与注重应用孙子兵学于军政问题;“外交圈层”使他对孙子兵学的认知得到进一步提升。总之,欧阳修既是《孙子兵法》的喜好者,也是兵家孙武身世的关注者,还是孙子兵学奥义的探索者。欧阳修与《孙子兵法》发生互动的三个社会圈层,呈现出孙子兵学传播与应用的多姿多彩,诠释了欧阳修担任北宋高级武官的隐微之处。

南宋四川山城遗址概说——结构类型、特点价值、保护利用

南宋四川山城遗址是宋廷在宋元战争背景下营建的山城体系的遗存。该山城体系以制司所在的重庆城为中心、以抚司级山城为节点、以府州级山城为基础,构成一个严密的金字塔形结构。所有新建山城都选择险要山地营建,形成以山城为点、江河为线的集建置城市和军事堡垒为一体的军政系统。该山城体系以制司所在的夔州路为根本、以四川腹地的潼川府路为外围、以原制司所在的成都府路为经营重点、以原兴元府路为光复远景、以蒙元南下的主要路线“外水”为主要防御方向。依托这个山城体系,南宋四川当局与强大的蒙元军队进行了长达40余年的拉锯战。这些山城在宋元战争结束后废弃成为遗址,因在险峻山区,城址保存相对完整,成为具有历史价值、纪念价值和旅游价值的重要文化遗产。如何整体保护山城体系的系统性、山城格局的完整性和山城要素的真实性,是今后南宋四川山城遗址保护和利用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南川龙崖城遗址的保护与利用

文章讨论了南川龙崖城名称的由来和发展演变过程,概述了龙崖城的筑城背景和经过,以及南宋龙崖城之战及其以后龙崖城的战事,介绍了龙崖城遗址的整体现状和其主要遗存,分析了龙崖城选址特征及其战略意义,提炼了龙崖城的特点和价值,最后阐述了龙崖城遗址的保护利用策略,并展望了龙崖城遗址公园的未来图景,以提升对龙崖城的全面认知。

论第一次宋夏战争时期宋朝的治安

第一次宋夏战争时期,随着战争的失利,宋朝的治安问题比较严重,民众赋役加重,地方兵力空虚和治安系统瘫痪。战事有所缓和后,朝廷采取增兵备盗、恢复重法和宽猛相济的措施来稳定治安。面对非常时期的国家治理难题,宋朝较好地平衡了战争与治安之间的关系,社会治安也渐趋稳定。

按行自抑:崛起国何以战略收缩

作为积蓄自身实力、缓解外部安全压力的战略手段,战略收缩成为部分崛起国的主要选择,但崛起国出现战略收缩现象却缺少相应的理论逻辑解释。既有研究往往关注秩序更迭时期霸权国战略收缩以应对崛起国挑战,而忽视了崛起国在崛起时期选择有限战略收缩的现实。基于战略手段调整时序、战略资源分配以及战略目标修订等维度辨析,本文将扩张与收缩等战略选项相联结,并通过能力与意愿两种内部政治逻辑考察俾斯麦德国与北宋统一初期的两个战略收缩案例,两者在存在相当程度的外部收益预期下,基于国内政治逻辑选择战略收缩,从而延缓、甚至避免了霸权国与崛起国秩序之战的出现。探究崛起国在大国竞争中维持自身战略定力存在内部政治机理,有助于重新思考国际秩序大变局下的崛起国战略选择。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

战时状态与南宋社会述略

从总体上说,两宋社会经历了从和平环境到战时状态的演变。与大局的变换相适应,两宋的时代主题也经历了从变法图强到救亡图存的转化。长期处于战时状态或准战时状态这一南宋历史的大局,制约并牵动着南宋社会的诸多方面。本文较多借助既有研究成果,仅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举例式地对此作了一些粗略考察,以期进一步说明两宋历史不可一概而论。

论西夏《天盛律令》的特点

西夏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生存环境 ,决定了《天盛律令》在承袭唐宋律的同时 ,又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诸如刑罚严酷、军法完备、重视农田水利等经济立法以及专门规定政府机构的品级与编制等等。

宋夏战争中的乡兵与堡寨

在宋夏战争史上,北宋政府为了对付西夏军队的寇掠,除了在西北沿边地区部署大量正规军外,还积极招募弓箭手、蕃兵等乡兵部队配合禁军戍防和作战。自仁宗朝始,北宋政府在西北地区大量修筑堡寨,以构建防御西夏的军事屏障。在此过程中,乡兵和堡寨的紧密结合,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北宋防御西夏的能力,并逐步扭转了长期对西夏战争的不利局面。

西夏钱币的流布区域及相关问题

自1805年武威首次发现西夏钱币窖藏以来,西夏钱币陆续有所出土。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甘肃等地陆续有一批西夏钱币出土,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70年代末,特别是到了80年代,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关于西夏钱币出土的报道屡见于报刊,这才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西夏钱币的出土与发现区域非常广大,但其中比较集中的区域为甘肃(以武威市一带最为集中)、宁夏(多出土于银川市、石嘴山市及灵武市诸地)、内蒙古(河套地区)和陕西(以安康市最为集中),西夏的窖藏钱币也全都发现于这些地区,应与上述诸地均属西夏故地有关。此外,在新疆、北京、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湖南、湖北、浙江、山西、山东及朝鲜等地也都有发现,虽然数量不多。这些发现,为我们进一步认识西夏时期的丝路贸易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西夏使用的钱币种类繁多,除使用秦、汉、北朝、五代、唐、宋、辽、金钱外,还铸造自已的货币,均为年号钱,既有汉文,也有西夏文,同时还有对钱,反映了宋钱对西夏的深刻影响。西夏钱币数量众多,琳琅满目,如实地展现了西夏时代丝路沿线及周边地区贸易的繁荣与昌盛。本文首先以表列的形式,尽可能全面地对全国各地出土与发现的西夏钱币进行了归纳与概括,进而探寻西夏出土钱币所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

再论西夏“蕃礼汉礼之争”

此前学界一致认为西夏历史上存在“蕃礼汉礼之争”,这是受了《西夏书事》里几条伪史料的误导。西夏自建国以后始终如一地推行“汉化”政策,王族和后族的权力斗争并非发端于不同的政治主张。西夏政府机构的设置和运作规则仿中原制度,在追求新的框架下适当保持党项传统社会组织形式。党项人在建国之初规定了具有自己特点的礼仪服色,目的是为民族独立作舆论准备,而一旦立国成功,统治者就自觉地接受中原礼仪。在西夏的国民教育中,“蕃学”与“汉学”和谐共存,而且在政府的大力提倡下,“蕃学”使用的教材、宣传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与“汉学”并没有本质的差异,区别仅在于使用的文字不同而已。

创伤性记忆的自我隔离和审美表达——唐宋词战争灾难叙事的特殊模式

与诗体相比,唐宋词对战争灾难的叙事具有特殊性。作为受难者的词人,对惨痛的灾难记忆往往采取忽略细节和视角转换的方式,来隔离创伤性记忆带来的痛苦。同时,词委婉含蓄的文体风格也在很大程度上排斥具有伤害性且有损审美性的场景描写。出于自我保护本能的应激心理与更高层次的审美心理共同作用,形成了唐宋词对战争灾难的特殊叙事方式。

论宋夏战争对范仲淹文学创作的影响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其文学创作深受宋夏战争的影响,并呈现出两大特点:其一是以诗文记史,再现战争场面;其二是以边塞生活入词,首创豪放词风,扩大了词体的表现范围。其作品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

南宋民族英雄赵立和楚州保卫战

读南宋史料,感觉当时最值得崇敬者,文臣是李纲、宗泽和张所三人,武将是岳飞、李彦仙和赵立三人,后两人是死得其所、又不得其所。此六人的共同点,是只能在惨酷的民族浩劫中产生的悲剧人物。民族英雄赵立和英勇壮烈的楚州保卫战,就是其中的显例。

南宋川陕战区军粮的籴买与转运——兼论南宋时期嘉陵江水运

南宋川陕战区战略地位重要,在南宋国防安全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为确保充足的粮食供应,南宋通过和籴、科籴等方式籴买粮食,筹集到大量军粮。南宋将川陕各地籴买到的粮食通过陆路和嘉陵江水路两条路线运往边防前沿,这为川陕边防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川陕战区军粮籴买与转运中,出现了诸多弊端,成为当地民众的沉重负担,体现出军队物资供应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南宋川陕战区军粮的籴买与转运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军队物资供应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典型个案。

试论两宋时期的间谍问题

两宋时期,战争频繁,间谍的作用受到人们高度重视,间谍活动十分活跃,间谍技术得到充分利用。间谍活动对当时的军事斗争、政治决策、经济活动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宋朝“右文抑武”政策下的文臣与武将的关系——以余靖与狄青关系为例

余靖与狄青,一文一武,同为北宋仁宗时名臣。但由于北宋重文轻武的社会现实,余靖最初也表现出了对狄青的轻视。随着二人在南征侬智高的战争中的合作,余靖才真正认识到了狄青的非凡的才能。在狄青死后,余靖为狄青撰写墓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成就了一段文武合作的佳话。

西夏与宋盗法比较研究——以《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和《庆元条法事类》为例

"盗"是中国古代政权严加防范的一种行为,历朝历代政府都制定出严密的法律条文进行控制、打压。西夏在盗法的制定上,对于宋代既有沿袭,又有根据自身国情做出的改变。通过对比《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与《庆元条法事类》这两个朝代的综合性法典中所涉及的盗法条文,可以看出这些沿袭与变化。

北宋在环庆原诸州的防御措施

在北宋与西夏的军事对峙中,环、庆、原诸州处于最前沿,经常受到西夏铁骑的进攻。为了巩固边防,北宋政府注意加强环、庆、原诸州的防御体系建设,主要采取了驻扎军队、修筑堡寨、实行兵民结合、加强与附近州的军事策应等措施。

宋蒙(元)战争时期四川地区的残破与财政困境

蒙古人进犯四川后,试图以武力强行征服四川地区,大量百姓死亡、逃离,官府与民众财产损失惨重,对四川地区的农业、工商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四川地方政府为筹措军费,大量发行纸币,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政府财政愈发窘迫,陷入了恶性循环。蒙(元)犯蜀,使得曾经发达的四川地区就此衰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