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之间:川陕苏区发展历程中陕南的政治功能定位

从实际控制范围来看,川陕苏区呈现“川”多“陕”微的显著特点。陕南位于秦巴山区腹地,连接川陕鄂甘四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其与西安有险峻的秦岭相隔,陕西省委指导陕南党多有不便,曾数次建议中共中央将陕南划归川陕省委管辖。红四方面军入陕南后,发现该地不适宜建立根据地,仅将其作为川陕苏区北面的战略缓冲区域,对于接管陕南党组织并无积极性。川陕苏区建立后,陕南地区成为共产国际计划发动西北革命并打通苏联的重要战略支点。通过分析陕南地区在川陕苏区发展历程中的政治功能定位可以发现,该地区从传统时代武装割据的“宠儿”到近代战争模式下根据地开辟的“弃婴”的变化过程,其背后折射出战争模式调整对于地域山川形势要求的全新塑造。

川陕苏区的粮食供应问题探析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因军事行动的失利和粮食危机的加剧开始了战略转移,川陕边区因其物产相对丰富而承接了红军建立稳固苏区的需求。然而,得益于川北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禀赋和身处相对松散的地方军阀统治结构中的红四方面军,入川后也曾数次为粮食供应问题所困扰。为应对粮食危机,川陕省委相继提出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一度缓解了苏区的粮食危机。形势好转未久,红军在旷日持久的反“围剿”中逐步收缩阵地,苏区陷入资源消耗战陷阱,苏区粮食供应再次趋于紧张,红四方面军也不得不向川陕甘交界地带发展以解决粮食供应问题。随着川陕苏区发展生产的尝试和经略“川陕甘边区”计划的失败,以及国民党军的“川陕会剿”已成合围之势,苏区粮食依旧匮乏,红军也被迫撤离川陕苏区进行战略转移。

陕川丁家林-太阳坪-董家院金矿带的矿田构造-岩相学研究

陕西丁家林-四川太阳坪-四川董家院北东向金矿带位于后龙门山陆内造山带,构造动力学背景为陆-陆板块碰撞而形成的逆冲推覆造山带,金矿带内发育一系列与陆内造山作用密切有关的北东向递进脆-韧性剪切带。本文以构造-岩相学新方法为指导,在矿田构造-岩相学层次上,通过实测构造-岩相学剖面和岩石地球化学研究,对该金矿带物质学和运动学特征研究表明,赋矿地层志留系黄坪组(S1-2hn)区域性岩相学特征整体为陆棚相。黄坪组中部层间流体活动强烈,地壳浅部富Fe-Mg-CO32–型构造流体活动形成了斑点状铁碳酸盐千枚岩相;随构造变形层次加深,强应变带发育构造片岩相和初糜棱岩相,富Si O2型流体排泄的构造分异成岩作用形成了流变状糜棱岩相。强烈的构造成岩作用及造山带流体的大规模排泄形成了糜棱岩相,同位发育密集的流变状糜棱岩相和蚀变菱铁矿铁白云石网脉相。构造流体成岩成矿作用集中于强应变带形成蚀变糜棱岩相,后期脆性蚀变碎裂岩相叠加时,金矿化(体)发育。早期韧性剪切和脆韧性剪切变形并叠加有后期脆性变形构造,富集Au-Cu-Sb-W-Bi等元素组合。本区缺少或未见早三叠世以后形成的岩浆活动。大规模富Fe-Mg碳酸盐型流体及同构造期造山带流体活动与龙门山陆内造山带密切相关,表明丁家林-太阳坪-董家院金矿为造山型金矿。

陕川丁家林—太阳坪含金脆-韧性剪切带特征

丁家林—太阳坪脆 韧性剪切带处于扬子地台、秦岭及松潘—甘孜褶皱带的结合部,出露长度大于10km,走向40～50°,以密集的褶曲带、劈理带、石英脉带单独或组合出现为标志。主要经历了2期变形,第1期脆 韧性剪切变形分2个阶段。S1阶段:茂县群地体发生低级变质并形成千枚理S1,分异石英脉q1;S2阶段:分异q2并发生金矿化,形成S2。第2期韧 脆性剪切变形发育韧 脆性断层S3,分异q3,并发育擦痕和阶步及强烈金矿化。晚期韧 脆性剪切作用叠加在早期脆 韧性剪切变形之上。丁家林—太阳坪金矿带的2期内生成矿作用与变形作用同步进行,其控、容矿构造为脆 韧性剪切变形组构。

南宋川陕战区军粮的籴买与转运——兼论南宋时期嘉陵江水运

南宋川陕战区战略地位重要,在南宋国防安全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为确保充足的粮食供应,南宋通过和籴、科籴等方式籴买粮食,筹集到大量军粮。南宋将川陕各地籴买到的粮食通过陆路和嘉陵江水路两条路线运往边防前沿,这为川陕边防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川陕战区军粮籴买与转运中,出现了诸多弊端,成为当地民众的沉重负担,体现出军队物资供应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南宋川陕战区军粮的籴买与转运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军队物资供应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典型个案。

汉水上游古城镇防御体系变迁及空间特征研究--以川陕战区汉中古城为例

中国古代历史上南北对峙的局面较为漫长,南北对峙的界限主要在汉水流域及其附近。始建于汉代的汉中,既作为汉水上游区域的城镇防御核心,又作为川陕战区的区域政治中心,其古城镇军事戍防空间适应性演化对现代古城更新与生长具有重要启示。文章聚焦于汉中古城适应性变迁过程,在详细明晰了汉中古城的历史沿革及区域性防御形成历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汉中古城防御空间构成要素解析为自然要素、人工要素和非物质要素,分层级解读古城的选址布局、地理环境与城郭防御、街巷防御、建筑防御以及军事策略的空间特征演化模式,并根据汉中古城的防御空间适应性演化模式,对古城更新与生长的价值与意义进行评价。

抗战时期汉中的公路建设及其国防服务

抗战时期为改善军事要塞汉中的交通状况,以达抗战救国之最终目的,国民政府下令兴修公路。在汉中地区形成了以川陕公路与汉白公路为主线的公路网,便利了陕西与四川、湖北、甘肃三省的陆路交通。加之汉水舟楫之便,汉中成为水陆两运、货物集散的枢纽,更是连接西北、西南两个大后方的战略要地。汉中作为抗战后方重镇,其国防服务职能在支援前线抗战与稳定后方上,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抗战的最终胜利贡献了力量,抗战时期汉中的公路建设也为今日汉中交通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南宋川陕战区兵力部署的失衡与吴曦之变

南宋在川陕战区兵力部署中,基于战略防御和节制武将的考虑,形成兴州、金州、兴元府三大屯驻重心。在具体兵力分布上,由于吴氏武将集团的影响,兴州驻军的数量与实力最为强大,呈现出严重的失衡状态。兴州驻军力量过于强大是吴曦据兴州叛变的关键因素。吴曦叛变平定后,南宋对兴州军事力量予以分化,又导致兵力分散和不利于边疆防御的弊端,体现出南宋削弱地方军事力量与加强边疆防御的两难困境。川陕战区兵力部署的演变,蕴涵着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真实内容。

全面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经济互动探析

历史上我国西南地区和西北两地区分属不同的经济系统,受自然环境和交通技术所限,二者之间的经济联系虽然一直存在,但在传统农耕时代并不突出。全面抗战时期,西部大后方成为支撑抗战的根基,尤其是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更是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不能忽视以陕西为中心的西北大后方的作用。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西南大后方和西北大后方之间交通条件的改善,在外部力量推动和政府政策调控等合力作用下,西南和西北地区的新型市场网络逐步构建,并通过川陕之间的企业传导、资源互补、金融互助等形式多样的经济互动,迎来了西部地区战时发展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