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演进研究

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基础,对促进健康的干部队伍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经历三个阶段,主要呈现以下特征:一是始终坚持并不断加强党管干部的基本原则;二是从“常规性选拔”到“竞争性选拔”再到“弱竞争、新常规”,总体上呈现出渐进式螺旋发展的历史演变特征。就新时代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演进趋势作出预判。

王府官与明代宗室犯罪关系探论

明代王府官的设立,是朱元璋在"分封建国"的政治背景下,倚重王官管理王国、辅导宗藩、藩屏帝室的重要举措。有明一代,王官的作用与宗藩地位休戚相关,大体说来,朝廷对王官有一个从倚重到歧视的变化过程,正统以后,伴随藩禁制度的形成,王官的升选转降被限制在王府内,王官老死王国,不仅造成王官队伍的庸劣、老病问题,而且使得不少王官不安于位和自甘堕落,甚至与非法宗室同流合污,成为宗藩犯罪的教唆人与参与者。

辽朝选任官吏的方式考述

辽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王朝,在其统治中国北方的过程中,注重选拔人才,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而又完备的官吏管理法律制度。就管吏的选任方式而言,主要以世选制、科举制为基本方式。此外,还有察举制、征召制、入粟补官法、恩荫、任子制、赏赐与赠与。既有成效,也有教训。

“有治人无治法”:康雍乾三帝的用人治国理念

"有治人无治法"蕴含着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对"治人"在国家行政中作用的充分肯定,体现了古代思想家及统治者的政治先觉。而清朝康雍乾三帝将"有治人无治法"引入用人选官的行政体制,无疑对清朝权力主体及治国方略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古代国家行政过程中,法规与制度始终是作为根本性原则存在的,只是清朝皇帝乾纲独断的风格,往往又随时去"破坏"既定的"治法",最终致"有治人无治法"成为"君道"。而古人所强调的"治人"在政治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也是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

中国古代官吏选拔制度释义

中国古代历代开明君主都提出了一系列有关重视人才、识别人才、选拔人才和任用人才的思想原则和主张。而其官吏的选拔,隋以前以长官荐举为主,隋以后以公开报考、按成绩择优录用的科举制为主。保举任官起源于战国时期,宋代形成保举责任制,荐人者须对被荐者任职后的行为负连带责任,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私谊滥举的不正之风。

北京市“大学生村官”政策的由来与变迁

自中央政府文件《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发布以来,北京市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贯彻落实。然而,从北京市执行该文件的过程来看,"大学生村官"政策这一项内容相对执行得更为彻底,体现出了中央政策的地方选择性执行的特点。政策的地方选择性执行有其自身缘由和内在逻辑,是政策执行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辨证统一,也反映了政策执行的本土化自主创新内涵。

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为官不为”行为的类型与规制

“为官不为”是当前亟须面对和解决的吏治难题。“为官不为”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主要以胆小怕事“不敢为”、失去好处“不作为”、贪图安逸“不愿为”及行为受限“不能为”四副脸谱示人。作为世界性难题,国外主要采取依法公开考试,亮绩择优录用,从源头预防“为官不为”;科学绩效考核,依绩升降奖惩,以考核整肃“为官不为”;注重监督管理,立足抓早抓小,用监督抵御“为官不为”;强化惩戒举措,出重拳动刀子,以严惩整治“为官不为”。我们应完善选拔任用机制,公开公正公平选拔,筑起“为官不为”防火墙;健全政绩考核体系,创新政绩考核方法,祭出“为官不为”撒手锏;构筑无缝监督链条,织密立体监督网络,拧紧“为官不为”制动阀;构建“为官不为”者淘汰机制,对“为官不为”问题形成强大威慑,多措并举形成合力重拳规制“为官不为”,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任务。

谈我国官员选任与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

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和选拔出各级优秀领导人才,直接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文明古国,历来重视官员的选拔与管理。文章从西周世袭世禄制入手,重新审视两千年来、尤其是建国后我国官员选拔与管理体制的变迁,反思其利弊,明鉴其得失,对我国当前的干部人事制度逐步走向民主化、法制化、科学化将大有裨益。

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考试制度的现实分析与瞻前探讨

作为强化国家治理效能的一项治本决策,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考试制度的创建与推行,实现了历史性的超越,并有其独具的时代价值。但相对国际形势、国内改革和建设新变化、新发展对领导干部考选提出的新需求而言,现行公选考试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仍滞后于时代发展的进程。把牢政治方向,正确处理三种关系;建立健全三项制度;完善优化组织和规则体系;加强三种理论的应用和实证研究;加速四库建设,更新技术手段等,是公选考试制度进一步健全完善的必需。

18世纪俄国选官制度的特征和影响

彼得一世时期颁布了《官秩表》,任职原则是根据任职情况授予官职,进入《官秩表》者都可成为贵族,根据教育程度的高低提拔官吏。彼得一世以后,《官秩表》的民主任职原则不断弱化,君主赏赐成为获得贵族称号的最佳途径,社会出身成为政府选拔官员的主要依据。强制化和非商业化是俄国官僚体制的特征。贵族官僚体制的建立标志着沙皇绝对君主制的确立和俄国农奴制的强化。

高等教育改革与“大学生村官工程”建设

"大学生村官工程"是高等教育改革直接面向新农村建设所需的一项重要举措,因此,以中央"一号文件"为指南和以高教改革为平台的"大学生村官工程",应该而且能够在新农村建设的宏伟大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为此,"大学生村官工程"应该成为一项长期的制度性建设,使得这项援农工程不断地将高等教育的科技和文化资源,通过多方面的渠道转化为新农村建设所需的强大推动力。

《人物志》与政治的德性向度

作为刘劭的后期著述,《人物志》标志着魏初政治理论开始发生转变。虽然《人物志》的政治理论是由才性论思想家的质疑所促成,但刘劭在回应后者的过程中开启了新的理论视阈。在探讨圣人的德性与选官标准的过程中,《人物志》一方面揭示了德性的实质与类型,另一方面也从功能、所产生的效果以及天性等多重向度上为德性原则提供有效性论证。尽管《人物志》的德性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定在政治领域,然而,它关注圣人、综合儒道的主张却成为随后玄学的主题。

唐代宰相与科举关系研究

通过对唐代宰相与科举关系的论述,揭示出唐代科举制的主要内容以及唐代宰相对科举录取的影响:科举制是唐代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也是唐代选官的重要方式之一;唐代科举制的内容丰富、复杂,而且有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唐代许多宰相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因为学识德行、出身、政见等原因对科举的态度不尽相同,但许多人都直接或间接参与、干预科举的录取。

国民政府文官考选制度行之维艰的原因

国民政府时期,文官考选制度虽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文官考试关防非常严密,及格人员素质较高,也基本上得到了任用,但是由于官僚政治传统而形成的行政力量的失控,中央与地方运作的不协调,人事制度的均权原则,公务员任用资格的宽泛,铨叙部对各机关非法任用人员缺乏有力的制裁措施,从而导致任用私人盛行,考选制度的推行举步维艰。

汉代官吏选用制度探略

汉代的官吏选用制度是汉朝地主阶级为适应封建统治需要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选拔统治人才的政治制度,包括察举、征辟、任子、考试、功次、赀选等。这种选官制度有利于吸纳各类人才,但亦存有积弊。

坚持和发挥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选贤任能的显著优势

中国选贤任能制度是将国家治理体系转换成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制度,其显著优势体现为:坚持民主协商与民主选举相结合,有利于选拔出能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优秀领导人;坚持长期培养锻炼与全面考察相结合,更容易选出治国理政能力强的领导人;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有利于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团结与稳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还必须进一步完善选贤任能制度:完善党管干部和发扬民主相结合的机制;实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完善干部选拔任用的监督问责机制;提高选贤任能的法治化水平与科学化水平。

上访的“冤屈”、稳定的逻辑与治理的两难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可从诸多角度加以解读,最直接也最核心的困惑或许是要追问,一桩小事为何能够借助上访搅动得整个体制不得安宁。影片借此折射出的是古往今来中国国家治理逻辑中一直存在的三个相互勾连的根本问题。首先是稳定的逻辑,其内在于天命观和追求绩效合法性的卡理斯玛权威之中,因此对于统治风险高度重视。其次,维持稳定借助的是乌纱帽的控制,即中央集权体制下自上而下的选官机制。最终,二者背后贯穿的是大国治理中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两难选择,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间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根本困境。上访的难题正源于这三个环环相扣的问题。走出这一困境是一个系统工程,仍需不断探索。

污染物总量减排中的任务类型、治理体制与激励错配

借鉴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资产专用性、交易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维度,首先对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中的各项任务进行分析,分别界定其任务属性与任务类型,在总体上将其区分为“生产型任务”与“监管型任务”。其次,按照交易费用经济学对于交易属性与治理结构的匹配关系的分析,指出将不同属性的减排任务以统一的“指标体制”的激励结构进行组织与动员会在其中部分地产生激励错配的问题。对于“监管型任务”与“指标体制”之间激励错配问题的分析表明,在当前的国家制度建设中,建立一个以形式化和非人格化为显著特征的科层制基础上的“监管型国家”具有紧迫而重要的意义。

从《庭对》看叶适的思想

治国安邦是历代政治家涉及的永恒话题 ,北宋的积贫积弱曾引发当时许多政治家诸如王安石、富弼、范仲淹等为之思索、呼吁、奔走 ,继北宋之后 ,南宋偏安一隅也难以保全的危势 ,更不能不令一时的志士仁人忧心焦思 ,他们希望通过自己设计的政治理念和付之实施的具体行动 ,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叶适的《庭对》就是当时治理国家的良好政治构思。

元代济宁路的官员选任——元代投下治理考察之一斑

元代济宁路是弘吉剌部世袭食邑封地,其官员选任具有投下的特征。济宁路达鲁花赤多为蒙古弘吉刺部家臣,汉人世侯亦得跻身其中。入元以后,随着汉法的推行,济宁路达鲁花赤亦有以流官充任者,并加相应散官衔与加衔,这些都反映了元朝对投下达鲁花赤选任的规范。在济宁路管民官的选任上,以汉人、色目人为主,南人亦得跻身其中;从出身上看,汉人世侯在金元之际占据一定比例,随着汉法的推行,济宁路管民官的选任与迁转逐渐规范。从济宁路官员的选任可以看到元代投下治理的若干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