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关中地区地震灾害时空变化特征研究

通过《陕西省志·地震志》《中国地震目录》等汇编性史料提取明清时期(1368—1912年)关中地区地震发生频次、位置、震级和地震灾害影响等信息,应用指标统计、滑动平均及语义差异分析等方法,建立关中地区地震灾害时空变化图并分析特征。结果表明:①明清时期关中地区地震有显著的阶段性、年代际和季节变化特征。1474—1676年是当地地震相对活跃期,其中1500年代和1480年代地震发生频次最高,且多发于夏季。②地震震中主要分布于关中地区中东部,且随时间变化震中逐渐分散,地震频次及强度也随之减弱。③关中地区历史地震高发期处于汾渭地震带第二活动期中,且区域空间分布特征为东强西弱。受多灾叠加、社会动荡及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小震大灾”情景时有发生。

明清以来川滇黔地区饮食文化变迁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其特点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更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路径。饮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结了大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内容和价值意蕴。川滇黔地区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民族聚居区和饮食文化遗产富集区。明清以来直至当今,该地区汉族和各民族在食材运用、饮食品及其制作技艺、饮食习俗等饮食文化的多个方面进行着交流与交融,并且其途径、方式、结果和作用等方面呈现出三个显著特点,即川滇黔地区民族饮食文化交流交融的途径主要是人口迁移流动和商贸往来,其方式主要是双向交流、相互影响,其结果和作用是促进了川滇黔地区各民族饮食文化的多元与共性并存、推动了区域饮食风味的共同体川菜、滇菜、黔菜的定型与繁荣发展,进而助推了多元一体的中国饮食文化和中国菜系的丰富与兴盛,从饮食文化的角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出了独特贡献。

医社、药市、信仰:明清杭州吴山的医疗社会

明清时期,经历代沿传累积,以杭州吴山及周边街区为中心,形成一个以医者、药商、民众为主体,包括医学、诊疗、药市、信仰等多维空间在内的医疗社会。在杭州的城市空间中,吴山处西湖东南之畔,又临杭州商业中心清河坊街,为人口密集、商业繁盛、文社汇聚之地。尤其特别之处,吴山为城中之山。山上庙宇林立,山顶平升处有药王庙矗立,既是药商同业祭祀聚会之处,又是民众祈拜安康之所。山间有侣山堂,是张志聪、高世栻等行医讲学处,亦为后人所言钱塘医派的主要活动地。吴山之侧还有名医汇集。在山下及坊街上,诸多知名药堂、药铺开设于此。时间序列上的累积,街区空间上的汇集,体现了医、病、药之间紧密的市场和社会关联,构建起以吴山为中心的医疗社会。这一医疗社会既呈现了以医者、药商为主体的医疗行业之链,也是杭州社会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根植并嵌合于杭州的历史进程及民众的生活空间中。它既为在地民众提供公共医疗服务,也维系着医疗共同体的存续发展。明清杭州吴山的医疗社会的构成及其功能表明,“医疗社会”不只具有学科及认知意义,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也是具化可见的历史实态。

Climate change, migration, and regional administrative reform： A case study of Xinjiang in the middle Qing Dynasty(1760–1884)

Based on historical records of extreme climate events and population densities in Gansu and Shaanxi, and information on climate change, populations, new cultivated cropland, and administrative system reform in Xinjiang,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limate change, migration, and regional administrative reform in the middle Qing Dynas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urge in population migration from Gansu and Shaanxi to Xinjiang during 1760–1820 was caused by extreme climate events(droughts and floods) and population pressure in Gansu and Shaanxi. During 1760–1880, the climate in Xinjiang was unusually cold and humid, which was highly conducive to abundant regional water resources. This provide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farmland irrigation and further promoted agricultural cultivation, population growth, and town development within this region. Additionally,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above-mentioned social factors, which acted as driving forces, spurred the reform in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of Xinjiang whereby the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system was transformed to a province administration system. Through this reform, the Qing government managed to restor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Xinjiang.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limate-related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enhances our knowledge of the impact-response chain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cient social developments, and political coping strategies, especially in regional administrative reform.

清代宁夏地区气象灾害时空分异特征研究

通过对宁夏地区灾害史料的搜集整理与量化处理,运用数理统计和小波分析等方法,借助Matlab、ArcGIS和SPSS等软件工具,对清代(1644—1911年)宁夏地区干旱、洪涝、霜雪、冰雹和风沙等5类主要气象灾害的频率特征、时空分布以及各灾种之间的相关性等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清代宁夏地区主要气象灾害的发生频次由高到低分别为洪涝、冰雹、干旱、霜雪和风沙;时间分布上,各类气象灾害发生情况整体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具有低—高—低—高的频次分布规律,Morlet小波分析则显示清代宁夏地区气象灾害存在强显著的59a的长变化周期;在空间分布上,干旱、冰雹灾害呈现南多北少的分布趋势,洪涝灾害则多分布于北部平原的引黄区,而霜雪、风沙灾害的分布特征较不明显;在气象灾害系统内存在洪涝和冰雹的极显著正相关,此外霜雪、冰雹、干旱3类灾害也呈现一定的正相关.

1368-1911年山陕地区高分辨率农业收成序列重建与初步分析

本文探讨了地方志在长时段高分辨率农业收成序列重建中的限制因素:将地方志对丰歉2种现象记载的峰值伴随出现的现象定义为“丰歉组合”现象,初步分析了其可能成因;分析了记载的完整性限制。通过引入丰歉等级非线性赋值与年际衰减指数较好地突破了这些限制,提出了新的区域农业收成序列的重建方法,该方法可以:①在保持年分辨率的同时较大程度延伸重建时间尺度;②将丰歉两种现象整合到同一序列中。利用该方法成功重建了明清时期山陕地区4个子区域的年分辨率的农业收成序列。结果表明:①山陕地区的农业收成呈现40a左右准周期的低频高幅脉冲与高频低幅振荡2种波动模式;②山陕地区的农业收成与气候要素存在良好的“冷抑暖扬”“干抑湿扬”的对应关系;③社会系统的“脉冲型”“适应型”“周期型”响应模式在明清时期山陕地区农业收成序列中均有体现:严重歉收事件周期性地冲击地方社会,其他绝大多数时段则以高频低幅振荡为主,而两类歉收事件均在18世纪明显减少,这些均与明清当地人口的增长态势、“康乾盛世”等史实相一致。

清末民初《西游记》英译研究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小说域外传播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影响力甚至超过国内推崇的《红楼梦》。从英译动机、译介策略和译文特征方面入手,清末民初《西游记》英译的历史演进轨迹可划分为滥觞期(1884—1895)、开拓期(1896—1911)和发展期(1912—1930)三个阶段。译介队伍由初始的传教士拓展为作家、记者和汉学家等多元化译者;英译作品的传播经历了从报刊连载、文学史、作品集到独立发行的过程;取经前的故事内容译介频次高,反映了西方译者的翻译立场和审美价值。

清代西域诗中的乌鲁木齐城市文化书写——以《历代西域诗钞》《清代西域诗辑注》为中心

以《历代西域诗钞》和《清代西域诗辑注》为中心,对乌鲁木齐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人文社会等众多方面进行梳理,并归纳总结出清代西域诗中乌鲁木齐城市文化书写的内容、特点及内涵,以期能够更深层次地了解清代乌鲁木齐社会的本真。同时,挖掘清代西域诗中乌鲁木齐的城市文化书写,亦对当今研究乌鲁木齐的城市发展历程提供借鉴。清代西域诗中对乌鲁木齐地理文化的书写呈现出地名之多样、自然景观之奇、地域物产之丰的特点。通过对清代西域诗中乌鲁木齐城市文化书写内容的阐释,进而展现出城市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此窥见作者的情感和思想及西域社会生活面貌,为西域文学和文献研究提供一个例证。

黑龙江舞蹈的历史传承与融合探究——以唐渤海国时期、金代早期、清朝初期为例

文章以唐代渤海国、金代早期、清朝初期三个历史时期为研究节点,探讨黑龙江区域舞蹈在跨代传播中的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研究聚焦于这三个历史时期黑龙江舞蹈的延续性与创新性,分析了在统治者更迭、历史疆域变动等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舞蹈艺术在黑龙江地区的传承与发展。鉴于黑龙江舞蹈历史资料及研究成果的相对匮乏,研究采用舞蹈生态学方法,通过对黑龙江地域民族史的研究,逆向追溯舞蹈艺术的发展轨迹及其规律,旨在填补黑龙江地域舞蹈史的研究空白,并为丰富中国舞蹈史料库作出贡献。

清代女性茉莉簪饰的地域流行及传播路径研究

簪花饰首在清代女性中一度成为流行,茉莉簪饰是所用花簪中极具特色的类别。该文关注这一具有时代和地域特色的女性妆扮现象,并结合清代遗存的相关图像及文献资料,对其流行地域、样式进行归纳梳理。发现清代茉莉簪饰的传播是沿着先由岭南至江南,清末再到北方的发展路径。受气候环境、地域文化等多因素影响,茉莉簪饰的使用呈现出极强的地域特色,各地区在簪戴方式、搭配方式上也呈现出差异性;最后受清代中心城市的时尚辐射力影响,以茉莉簪饰首一度成为极具时代特色的头饰妆扮,在多阶层、多民族中传播流行。

明清时期金州庙学景观的营建及演变

明清时期金州作为辽东地区的文化中心,其儒家文化底蕴深厚,文庙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建筑,其内部建筑和景观环境都蕴含着浓厚的儒家气息,同时历来承担着金州的儒学教育,为当地教育事业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金州文庙受到地域文化和当地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虽然在空间布局和植物布置上与中原地区相差较远,但所表现出的景观风貌却新颖独特,不仅在建筑形式上华丽出彩,在庭园景观环境营造上也独具匠心,体现出北方寒地园林的景观特色。同时在建筑形式上也能寻找到中原文化的痕迹,展现出与中原地区文化同源的特征。

清代长城沿线民族杂居地区的“一体化”治理

明末清初,长城沿线以北主要为蒙古部落游牧之地。随着大量人口的涌入,清代长城沿线逐步形成蒙汉杂居区域。热河地区是长城沿线蒙汉杂居的典型地区,清廷在长城沿线蒙汉杂居地区逐步推行与内地“一体化”的边区治理,在“一体化”的过程中,蒙汉民族互动往来,交往交流交融,清廷对热河地区由间接统辖变为直接治理,热河地区逐步实现边疆内地化、军政向民政转化、二元管理体制向行省制转化,体现从“边区”到“政区”,从“多元”到“一体”的演变过程。

贡赐体系下清廷与西藏之间的物品流通研究

清代,在中央与西藏地方频繁交往中流动的贡赐物品承载着特定的政治使命,西藏僧俗人士通过进献具有特殊内涵的物品表达对自身臣子身份的认同及对朝廷的忠诚。清廷除例赏回赐外,也会在活佛坐床、受戒、圆寂等重大时节施以大量物品赏赐展示对西藏地方的重视。贡赐物品的交流不仅局限于单纯的物物交换,还涉及归属不同地域与多重文化背景中物品互动所带来的文化效应和审美情趣变化。对清廷而言,西藏进贡的物品和进贡行为在政治上的象征意义远大于经济和宗教上的实用性,中央通过这种固化的无生机状态之物在两地的频繁流通,以构建起西藏地方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

明清舟山群岛海防区划及主导因素研究

海防区划是海防空间布防的基础。明清舟山海防区边界分三个层级,即卫或镇的边界、内外洋边界、所或营的边界。卫或镇边界的北部与省界重合,明代以陈钱、壁下为界,清代循羊山—马迹一线划分;南部在明代以南田、健跳、牛头山一线分界,清代以天后宫—南山嘴为界;西部在明代深入陆地,清代沿镇海、象山海岸分界。内外洋以五屿山、两头洞、长涂、洛泇山、桃花山、尖仓、韭山、檀头等一线为界。明代五所与清代五营均有明确界线。其海防边界常跨越县级政区边界,但不会跨越府级、省级边界。内外洋、所与营的边界,则据防御任务和海洋自然环境进行划分。

清代西北地区道路里程的文本差异与实际内涵

道路里程是考证地望和衡量交通运输成本的重要参数。清廷在驿传制度实践中遵循“按程立限”和“以里核销”准则,道路里程作用凸显,清会典、程限册等官方文献和水陆行程书、行程日记等私人著述对其多有记载。对清代西北地区道路里程细致考察,发现存在“大里”“小里”“官里”“民里”等多种形态,里程记载文本差异显著。道路里程文本差异的成因相当复杂,既有不同地貌条件下的地形因素,也有官府与民间的主体因素,还存在内地与边疆的区域因素。正确理解清代道路里程的实际内涵,对于深化历史交通地理和交通史研究意义重大。

《西域闻见录》民族志书写特征论析

《西域闻见录》是记载清中前期的西域史地、民族风俗的重要私修著作,本文综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研究方法,从民族志文本分析的视角考察了《西域闻见录》的写作意图、行文逻辑与编纂体例,探讨其在民族志视域下的书写特征。作者七十一在“自序”中完整表达了自己基于亲历见闻、为弥补相关典籍记载缺失、提供超越前人的西域地理风俗记载之主旨,刻画出“在彼处”之人的形象,建立叙述权威;该书行文、内容与逻辑协调形成了一套真确、融贯的西域知识表述,其内容详瞻、笔触细腻,在确保叙述客观性的同时,拓展了作者观点的表达空间;该书体例颇得乾嘉时期纪传体志书精要,兼采历时性与共时性记述之所长,统合“时间”与“空间”要素,成功描绘出动态变迁中的西域文化整体面貌。上述三方面书写特征使该书得以容纳清朝统一西域之初当地多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在复杂而多元的语言符号世界里自有其强盛之生命力,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清代陕甘地区新建厅城的特征及其在清代城市史上的地位

从陕甘地区新建厅制城市的历史进程来看,清朝在内地的边缘地带置厅筑城一般是地域开发的结果,在边疆地区置厅筑城则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从城池选址的大位置角度来看,清代的交通路线与政区地理格局是影响厅城选址的重要因素。就小位置而言,因地方长官着重考虑政治、军事因素,城址大多面临诸多地理条件的不足,但得益于清代对上述地域开发的深入,大量的厅城城址沿用至今。对于清代的城市发展而言,厅城作为清代特有的建置城市类型,在城市体系构建和整体城市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成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枢纽。

西方奶牛进入中国时间初探

奶牛是当今世界重要的畜种,养殖奶牛发达的地区大多集中在西方国家,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出现西方奶牛的大致时间确定为19世纪中叶,但是,经过笔者对清朝开海以来,在广州进行贸易的西方侨民所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和图画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发现西方奶牛进入中国的时间不晚于19世纪上叶,且与广州十三行贸易有密切关系。

2018—2022年明清大运河研究的新进展

明清时期,漕运、河工、盐政并称为朝廷三大要务,故大运河相关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2014年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随之大运河文化保护与传承利用又上升为国家战略,对相关学术研究带动明显。通过对近五年(2018—2022年)明清大运河研究状况梳理发现,该时段研究成果丰硕,呈蓬勃发展之势。已有成果主要涉及大运河的河工河道、河政、漕运、城镇、生态等方面,具有研究内容下沉、深入细致、视角多样等特点,且新见迭出。但也存在研究对象以京杭大运河为主,而对与之相连的、共同构成运河网的其他河流、区域关注不够等问题,对大运河的研究领域亦有继续拓展之空间和必要。

清代前中期四川地区女性的教育途径——以清嘉庆《四川通志》为中心的考察

清嘉庆年间常明、杨芳灿等修纂的《四川通志》作为一部综合性地方志,详尽记录了四川的地理、历史、文化等多方面情况,其中对于女性教育的记述虽然不多,但反映了当时四川女性教育的概貌。清代四川女性教育普遍处于边缘化状态,受限于当时的社会观念和经济条件,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极为有限,教育途径以家庭私塾教育为主,教育内容为女红、祭礼、传统美德等。部分士族家庭或有例外,会给女性提供传统家庭教育外的艺术教育,出现了一批才女。女性教育对当时社会及后世有一定的影响,具有特定的历史和性别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