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平原西部半干旱地区土地退化研究

东北平原西部半干旱地区土地退化的形成是由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决定的。土地退化主要表现为土壤退化和植被退化 ,具有明显的区域分异性。从 2 0世纪初叶以来 ,近一个世纪的人类活动对东北平原西部半干旱地区土地退化起着重要作用 ,引起本区土地退化的主要原因是日趋强烈的土地开垦及放牧等人类活动对植被的破坏。对东北平原西部土地退化状况进行分析 ,反映出人类活动加剧情况下土地退化的基本情况。表 2 ,参 12。

关中平原西部农村居民灾害感知现状浅析——以宝鸡市陈仓区为例

通过问卷访谈调查，采用独立样本积分比较分析法，引用国民灾害感知研究指标体系，对宝鸡市陈仓区农村居民个体特征与灾害感知能力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研究。结果显示：①居民灾害感知能力与居住地特征和性别特征的相关性最为显著，其次相关性由强到弱依次为职业、受教育程度和年龄特征，其中受教育程度和年龄差异与灾害感知成线性相关的概率较小。②从居住地差异看，居民的灾害感知能力由强到弱依次为：山区居民、台塬区居民、平原区居民；从性别差异看，居民灾害感知能力农村男性居民强与女性；从职业差异看，居民灾害感知能力由强到弱依次为学生、农民、自由业者；从年龄差异来看，居民灾害感知由强到弱的顺序为20～30岁、40～50岁、11～20岁、30～40岁、50～60岁、60岁以上；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居民灾害感知强度，由强到弱依次为小学以下、高中或中专、大学以上、初中。

过去1500年关中西部农业对环境变化的响应:旱涝灾害

根据关中西部旱涝史料 ,统计出 7世纪到 2 0世纪的 1 50 0年间每个世纪发生的旱涝的年数 ,然后运用频数分析法及灾情等级指数 ,对关中西部地区农业旱灾的历史变化进行分析。发现该区域的农业旱灾频数与中国东部气候变化有很好的对应关系 :旱灾在冷期多发 ,灾情在气候突变时加重。

关中西部四灌区旱情规律分析

为给关中西部灌区水资源合理调控提供依据,在简述干旱及其分类的基础上,指出了关中西部各类干旱多源于气象干旱。对该区7个气象站的年降水进行分析表明,各气象站年降水量的变差系数均为0.25,偏态系数均为0.5。以兴平气象站作为代表站对不同历时的旱情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11月到来年2月发生重旱和特旱的概率较大,在30%左右,特别是12月份,概率达54%,且以特旱为主;7、8月份以中旱和重旱为主;夏玉米播前发生特旱的概率较高,达27%,拔节孕穗和抽穗开花期以特旱为主,概率达33%;冬小麦的越冬和麦黄期以特旱为主,发生概率在30%左右。

干旱年关中西部灌区水资源优化调配研究

针对关中西部灌区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的现状,提出对其主要水源工程实行联网调水的设想。并应用大系统分解协调原理,建立了三层递阶优化调配模型,采用模拟技术与优化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对其进行求解,得到了不同规划水平年(2005和2015年)来水较枯时(P=75%,95%)的单灌区调度和联网调水结果,其中缺水严重的羊毛湾和宝鸡峡塬下灌区灌溉保证率提高了8%～22%。表明实行联网调水可以实现关中西部灌区水资源的合理调配。

关中西部乡村春节习俗嬗变的文化心理透视

春节是中国民族节日的标志,春节习俗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追寻的文化心理。在关中西部,传统春节具有信仰性仪式化的特点,随着中国社会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关中西部的乡村民众悄然从信仰性日常生活渐变到生活世俗化模态。生活饮食由节俭寄托转向市场消费,游艺娱乐从个性体验转向社会表演,礼俗传承由仪式转向形式,心意信仰由祈望转向实用。面对年俗的转化,我们要正视市场消费心理与现代传播方式的影响,复兴传统民间文化精神,重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持存人文心态,守护节日民俗。

关中西部典型人工生态林与经济林林地土壤的剖面特征及土壤粒度组成

对陕西关中西部的苹果人工经济林和槐树人工生态林林地土壤剖面的结构、土壤的粒度组成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1)人工生态林林地所设的YSL土壤剖面其土壤的碳酸钙淋溶作用较人工经济林林地所设的YSP土壤剖面强;(2)YSP与YSL土壤剖面不同发生层,其土壤粘粒与砂的含量变化差异较粉砂大;(3)YSP土壤剖面的土壤粘粒较YSL土壤剖面的淋失深度浅,但淋溶量大;(4)YSP土壤剖面表层土壤的粘粒含量较YSL土壤剖面高,表明精细的人为管理方式对其林地表层土壤的粘化有显著影响。

论西汉关中平原的水运交通

为了充实都城所在关中地区的经济实力,西汉政府特别重视漕运交通的建设。首先整治利用了前人开辟的渭汧两大自然河流的水路联运道路;其次在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于渭水南岸开凿了东西三百余里的漕渠,大为成功。不久又兴修了褒斜道漕渠线路,惜因自然原因无法通漕。在关中内部渭河北岸,也有连接洛渭两水之人工运河的修凿,它沟通了都城长安与邑漕仓的联系,作用巨大。自然河流与人工运河的相互沟通与漕运,使西汉关中的水运交通发展到其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

中国西部地区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评价及时空演变分析——以关中平原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是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该文应用频度统计和德尔菲法,从人口、经济、土地、科技、金融、政策等10个方面构建西部地区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评价体系,进一步应用熵值法评价城市群及内部城市资源集聚能力,以此为基础从时空双维度分析关中平原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演变特征,结果发现:2003-2019年关中平原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总体呈现波动增长,城市群内部资源集聚能力差异在城市间与省域内逐渐扩大、在省域间逐渐缩小;关中平原城市群内部资源集聚能力呈现并保持典型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城市资源集聚能力差异表现出显著的“两极分化”趋势,虽然“核心”城市西安的资源集聚能力增长缓慢,但距离“核心”较远的“边缘”城市资源集聚能力逐渐降低。

川西平原地区新农村景观色彩意象研究——以绵竹年画村景观色彩意象呈现为例

在新农村建设快速发展时期,作为川西平原新农村的代表,绵竹年画村呈现的景观色彩意象具有典型性。首先,立足于川西平原地区独特的自然和人文背景,分析年画村景观色彩意象的历史沿革;其次,基于色彩地理学理论通过田野调研,从环境景观色彩意象、植物景观色彩意象、建筑景观色彩意象、民俗景观色彩意象四个方面对年画村景观色彩意象现况进行系统探讨,揭示色彩属性与色彩意象之间的定向关联;最后,总结出年画村对川西平原新农村景观色彩规划的启示:色彩意象是重要的地域资产意识、景观色彩意象的构建方法、打造美丽乡村景观线路理念、参与式景观色彩规划思想,希望对新农村景观色彩规划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隋炀帝与江南

杨广(隋炀帝)以军事手段辅以文化战略抚定了江南,并以江南为基地实施了夺宫计划,在登基后又为发展和控制江南作了许多努力,最后欲避难于江南再图天下不成而亡。考察杨广与江南的关系,江南是杨广的政治生命所在,杨广是隋唐时期“南朝化”的重要人物。尽管由于统治失策,杨广经营江南最终归于失败但在一定意义上仍可以说,他是西魏、北周以来第一个走出关中本位、具有开放意识的统治者。

试论川西平原地区振动冲击沉管灌注桩复合成桩新工艺

冲击沉管灌注桩是我们在川西平原施工过程中探索的一种新型复合桩工艺技术,这项技术具有特殊成孔和成桩方法,它可改善单桩承载力,适应于坚硬地层和软地层,确保了有效桩长度。

基于GEE的陕西关中西部耕地季节性撂荒时空变化特征

【目的】研究陕西关中西部耕地季节性撂荒的时空变化特征,揭示其驱动机制,旨在为有效遏制耕地季节性撂荒,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参考。【方法】基于谷歌地球引擎(Google Earth Engine,GEE)平台的Landsat和Sentinel-2遥感影像,采用随机森林分类算法,对位于陕西关中西部的宝鸡扶风县、岐山县、凤翔区及陈仓区的部分区域2000-2020年耕地季节性(7-10月)撂荒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2000-2020年陕西关中西部耕地撂荒可以明显地划分为3个阶段:2000-2002年为快速增加阶段,耕地季节性撂荒呈现快速扩大趋势,撂荒率和撂荒面积分别由9.58%,16578.83 hm^(2)上升到了的55.85%,96699.52 hm^(2);2002-2013年为波动升高阶段,耕地经历了短暂复耕又撂荒的过程,2013年耕地撂荒率和撂荒面积均攀升到了最高点,分别为63.10%,109256.78 hm^(2);2013年之后为缓慢复耕阶段,耕地季节性撂荒面积逐年减少,到2020年撂荒率和撂荒面积分别为18.22%,31554.94 hm^(2),撂荒面积较2013年减少约70000 hm^(2),但撂荒地面积仍高于2000年。从空间分布来看,2000-2020年陕西关中西部耕地季节性撂荒面积的增加呈现由研究区周边向中心靠拢的趋势,撂荒地复耕面积的变化则相反,这与研究区北部是山地、南部是渭河、西部是千河的地貌分布有关,越靠近边缘,交通、灌溉条件越差,越易于更早撂荒。【结论】探明了陕西关中西部耕地季节性撂荒的时空变化特征,其与经济发展、政策制度和自然因素等密切相关。

鲁西平原地区土体剪切波速与埋深关系研究

鲁西平原地区属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工程地质情况较单一,场地类别以Ⅲ类场地为主。利用鲁西平原地区常见土类的剪切波速与埋深的数据,使用4种回归模型建立了它们之间的经验关系式,并对这些经验式的合理性进行了讨论。结果表明:鲁西平原地区常见土类的剪切波速与埋深之间有明显的相关性,基于幂函数的回归模型(v si=ah^bi+c)得到的经验关系式拟合效果最佳,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在西部大开发中构建成都平原创新试验区

西部大开发必须实施创新战略 ,成都平原经济圈有条件成为西部大开发战略高地。建设成都平原创新试验特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然选择。从而探索一条内陆城市和地区依靠制度创新实现经济发展的新路。

关中西部播期对大豆农艺特性、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为明确播期对关中西部大豆生长发育及品质形成的影响,以大豆品种宝豆10号为材料,研究6个不同播期(6月1—25日,S1~S6)对大豆生长发育、产量和品质的影响,探讨生育期内气象因子与大豆籽粒产量和品质的关系。结果表明:播期对大豆的株高、底荚高、主茎节数、有效分枝数具有重要影响,株高、底荚高、主茎节数、有效分枝数两年平均变异系数分别为9.42%、15.54%、3.71%和49.28%。随着播期的推迟,大豆单株粒数、百粒重和产量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其中播期S5的单株粒数和百粒重达到最大,两年平均为84.37粒和28.54 g,且播期S5的产量最高,两年平均为3 847.12 kg·hm^(-2),与其他播期差异显著(P<0.05)。随着播期延后,处理之间粗蛋白含量存在显著差异(P<0.05),其中S6含量最高,年平均含量为45.11%;大豆籽粒的粗脂肪含量逐渐降低(P<0.05),其中S1含量最高,年平均含量为20.87%,大豆籽粒的水溶性蛋白含量逐渐升高(P<0.05),其中S6含量最高,年平均含量为30.20%。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明,活动积温对大豆籽粒粗蛋白、粗脂肪、水溶性蛋白的标准回归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P<0.01),日照时数对籽粒粗蛋白的标准回归系数达到显著水平(P<0.01)。适期晚播有利于大豆产量和品质形成,播期S5(6月20日)可获得较高的产量和较好的品质,生育期内活动积温是大豆品质形成的关键。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关中平原城市群建成区时空格局演变

基于DMSP/OLS和BDRVIIRS夜间灯光数据,采用统计数据比较法提取了关中平原城市群2002—2020年建成区的空间信息,运用城市规模扩张指数、重心偏移模型、景观格局指数和空间自相关法,对城市群建成区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表明:(1)2002—2020年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建成区围绕原中心城区,呈现出不规则扩展趋势,建成区的图斑数量不断增加;建成区扩张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变化特征存在年际差异,扩展过程呈现出“缓慢增长—持续加速—趋缓”的特征;(2)城市群建成区的重心轨迹基本上呈东北—西南的发展态势,重心移动距离呈现先增长后缩短的趋势,西安市主导城市群快速发展,城市群西部城市扩张明显;(3)城市群建成区进入“数量增长”和“规模增长”并行的扩张阶段,城市群内部扩张以极化蔓延为主,核心城市西安的首位特征较为明显,辐射带动作用有一定的增强;(4)城市群建成区空间分布的集聚特征愈加明显,区域内城市规模差异有一定的缩小。城市群各县区发展差异显著,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程度仍较低。

关中平原西部耕地季节性撂荒的农户行为机理研究

为揭示关中平原地区农户季节性撂荒的行为机理,基于实地调研所获取的342份数据,并利用计划行为理论以及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探究了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以及感知行为控制对农户撂荒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经由行为意愿间接影响撂荒行为,感知行为控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产生影响;(2)行为特征因素中,感知行为控制对撂荒行为的直接影响效应最大,缺乏对撂荒耕地的认知、农田水利设施的缺失和劳动力供给的不足是造成耕地撂荒的关键因素;(3)行为态度上,农户既面临粮食种植的低效益,又受到粮食自给自足传统观念的影响,经济理性和传统文化的共同作用,促成了农户耕地季节性撂荒的态度;(4)主观规范上,个人性规范的效应最大,为遏制耕地季节性撂荒可以加强个人感知和道德约束。由此可以得出,农户主要是依据经济利益、个人感知以及水利设施不足来判断是否撂荒耕地,缓解季节性撂荒困境要为农户创造有利的耕种条件。

基于综合物探的关中眉县构造裂隙型地热水靶区预测及钻孔验证

“双碳”目标背景下,地热能作为广泛分布的绿色清洁能源具有广阔的利用前景。构造裂隙型地热水因出水量大、易回灌等优势,成为当前水热型地热能开发利用的重要类型。运用区域综合物探方法,系统分析关中西部眉县城区区域构造、地层岩性、储水空间及富水性,指导热水井靶区预测和井位布局。结果表明,目标区发育3条隐伏断层,其中富水性好、规模较大的2条断层可以作为靶区断层,在此基础上将地热井布局于断层上盘靠近断层预测线的位置,垂向上沿着断层倾向方向钻穿基岩面风化带,结合断层和基岩面埋深等实际地质条件,该区地热井平均钻进基岩面以下500 m。钻井结果显示眉县地区二元结构热储发育,即新近系碎屑岩孔隙水热储和基岩裂隙水热储,完钻的8口地热井中7口井出水量超过100 m^(3)/h,出水主要为基岩构造裂隙水,另1口井出水量较小,推测未取得基岩构造裂隙水,出水主要为新近系碎屑岩孔隙水。

从案板等遗址看关中西部地区仰韶中晚期到龙山时代的气候变化

人类的活动是在其所处的环境中进行的，人类的生存、文化的孕育发展与人类所处的环境气候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早期人类，更多的受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在不断适应环境中成长。因此环境的变化都会或多或少的承载于人类活动所遗留下来的考古学遗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