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科学观及其跨文明对话

从科学态度的角度看,泰戈尔由崇尚科学转向反科学、访华期间发表反科学言论有两个触发因素。一是将科学与西方物质文明相联系,在西方物质文明与东方精神文明二分的基础上提倡后者反对前者,其文明划分和视科学为西学都有偏颇。二是将科学技术与自然相对,并基于自然情怀对现代科技文明破坏自然的现象感到忧虑,是具有超前性的洞见,但却开错了药方。从科学认知的角度看,泰戈尔从与艺术相对的角度认识科学,从而把握科学与艺术的不同本质和特点,具有合理性。泰戈尔的科学观本身具有很强的对话性。他与爱因斯坦进行的关于科学、宗教与真理的对话,是东方与西方、艺术与科学的深度交流与碰撞。他以梵我同一宗教哲学为基础的科学观有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倾向,不为爱因斯坦所认同,却对海森堡有所启发,给量子力学为代表的新的科学研究带来了东方智慧。泰戈尔科学观与胡塞尔、鲁迅等同时代东西方思想家的科学观具有可比性,其相通和相异都是跨文明对话的思想资源。

文明传播视野中的“中国模式”与“中国故事”

近十多年来,"中国模式"成为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讨论中国发展,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一个热门概念,但中国在对内、对外传播中却尽量避用这一概念,把这一概念的解释权拱手让给了西方。总体来看,西方国家对"中国模式"的评价大体分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承认其存在并对其持积极肯定的态度;第二种是承认其存在,但对其持否定的态度,特别是将其视为对所谓"西方模式"的挑战和威胁而予以激烈批判;第三种是根本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傲慢地认为中国根本不配产生一种发展模式。准确理解和正确回应西方对"中国模式"的评价,需要从文明传播的视野切入。从文明传播的视野来看,西方国家对"中国模式"的评价从根本上来说基于其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文明立场,是大国竞争世界史观和文明冲突观念的产物,既显示了其极其自负的文明优越感,又展现出其强烈的文明衰落焦虑。基于这样的传播语境,中国在对外传播中应该积极准确地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这既是回应国际话语,争夺"中国模式"话语解释权的需要,更是讲清楚中国故事,展示文明自信的需要--"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不仅能够涵盖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自信,而且还可以涵盖基于更深层的文化因素的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方向的必然性,鲜明地展示了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和中华民族由文明自卑走向文明自信的精神状态。在运用"中国模式"讲述中国故事时须从基于长时段、更符合人类文明传播史实质的文明对话的新世界史观出发,以便突破基于短时段和西方近代文明特点的大国竞争旧世界史观带来的话语困境,准确地辨明"现代中国"这一概念中包含的"中国的现代"和"现代的中国"这一关涉现代中国根本发展思路关键问题的相互关系,更好地讲清楚"现代中国"的历史方位和价值追求,体现中国的文明自慎,防止落入大国竞争和文明冲突的陷阱,在全世界塑造良好的大国形象。

文化外交的学理分析与实践路径——“文明对话论”的视角

作为文化外交的最早实践者,西方国家形成了以西方文明中心论和国家利益观为出发点和目标的文化外交理论和实践路径。实践证明,西方国家实施的文化外交不但会造成文化和文明间关系的持续紧张,还会导致文明间的恶性竞争和冲突。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化外交对人类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本文从“文明对话论”的视角,为文化外交的学理分析和实践路径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范式。文化外交应将“文明对话论”核心思想纳入文化外交决策和实践的全过程,以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相互统一为出发点,采用“核心价值—文明自觉—共同价值”的文明对话模式,实现文明自觉和全球文化认同的同时构建基于多元多维文明共存的和平的世界秩序。在实践层面,注重内外统筹,对内深挖文化的优秀思想,特别是挖掘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思想,提升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为文明间平等对话奠定基础,将“文明对话论”思想纳入国家教育体系,深植“文明对话论”的社会土壤;对外一方面可借助联合国的天然合作平台,深化与联合国文明联盟的合作,也可利用主场外交,以开放包容的姿态,积极搭建文明对话平台,协同培育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全球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