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律令》所见二十等爵对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的影响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包含较多有关西汉初年二十等爵的史料。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二十等爵与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二十等爵与授田制结合,二十等爵国家治安制度结合,二十等爵与养老制度结合,二十等爵与国家赏赐制度结合。二十等爵贯穿于这些制度之中,对稳定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先秦诸子的廉政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初探

先秦诸子的廉政思想产生于先秦社会转型时期。尽管由于学派不同 ,但各派对廉政的认识几乎是趋于一致的。廉政必须解决好爱民、举贤和法治等问题 ,这是先秦诸子的一致共识。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达到了相当水平 。

“不听”的“不允许”义的出现不迟于汉初

本文针对谢质彬先生认定的“不听”作“不允许”解年代的判定标准、论证过程、相应结论,通过“不许”同“不听”异文、“听”“许”连文、古人对“听”字的训释以及谢文所提两个标准的互相予盾等情况的辨析,论证了“不听”作“不允许”解不迟于汉初的观点。

也谈“不听”作“不允许”解的始见年代及书证

考之于古籍"不听""不许"互为异文、古训家以"许"训"听"、"听""许"同义连文诸语言事实,无一不在说明,"不听"用为"不允许"义最迟产生于汉初。而谢质彬先生《"不听"作"不允许"解的始见年代及书证》关于"不听"作"不允许"解年代的判定标准、论证过程及相应结论都是有欠妥帖的。且谢文所提判定"不听"意义的语义标准和语法标准也是相矛盾的。

从《二年律令》看汉初职官行政职守和行为准则

为了对西汉初期政府吏治制度建设具体内容作深入了解,通过对1983年湖北荆州张家山出土的汉简《二年律令》采用文献解析与梳理的方法进行研究,认为:西汉初年政府将人民生命财产保障、公文信息的真实性、官吏渎职行为、职官荐举人才、收取地方税收、居民户籍管理、禁止私人铸币等都纳入了法律调整的范围,并对职官履行公务的行为准则亦作出法律规定。

汉初时代转型与《淮南子》的学术境遇

汉初的时代转型,有着如下特质:在社会经济状况方面,经历了从“休养生息”到“争于奢侈”的过程;在政治局势上,由“诸侯割据”演化为“强干弱枝”政策的全面推行;在思想与学术方面,“黄老擅权”的状况转变为“儒术独尊”之势。《淮南子》之所以未受当政者的推崇,主要原因即在于未能合乎时代转型之需。

试论战国秦汉时期儒、道互补文艺观的演变

儒、道两个学派在战国时期的争鸣和在汉初的互绌,既有学术思想上不同的原因,也有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因素。秦汉时期,儒、道在政治等领域争夺主导话语权的互绌,并未妨碍二者在学术思想上的进一步融合。儒、道的文艺思想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例如,在审美特征的论述上,在审美标准的主张上;儒、道的文艺思想在许多方面论述的侧重不同,恰巧构成为古代文论互补的结构。儒、道互补的文艺观是汉赋得以形成的理论基础,同时汉赋作品也表现出来这种互补的文艺思想。

略论汉初的黄老之学与儒学

西汉初期,叔孙通虽以儒学为高祖制礼仪,但也不过是点缀升平,并未被真正重视;陆贾著《新书》宣传文武之道,高祖忙于削平异姓侯王,儒学分封诸侯的思想,自然不适用。文帝喜"刑名,"景帝不任儒者。可见,儒学在西汉初期处于不得重视、暗中发展的情形。可是,黄老之学由于主张休养生息,清静无为,以及其"形名相实"的理论,最能适应西汉初期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黄老之学成为汉初70余年间的基本统治思想。这种局面的打破是武帝即位以后的事,从此儒学便被奉为官方哲学,走上了神坛。

北宋初期古文家韩愈观异同论

北宋初期古文家对韩愈的再发现与发展,并形成了他们的韩愈观。由《旧唐书》与《新唐书》对韩愈评价的巨大差异可知,北宋初期是古文家韩愈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此时的古文家通过批评宋初文风之弊重新发现韩愈,但由于关注焦点的差异而形成了以柳开和王禹偁为代表的两派韩愈观的分歧,并孕育了宋代文学与学术的萌芽。北宋初期古文家韩愈观的发展也为北宋古文运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试论汉初对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

本文通过对汉初《二年律令》中有关条文的考察 ,讨论西汉初年对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西汉政府在黄老无为政治环境中 ,对法家思想和法律手段维护家庭关系仍然十分重视 ,目的是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 ,保证国家在家庭稳定基础上加强户籍管理 。

论元初南宋遗民词中的隐逸词

元初南宋遗民词人身为最下等的亡国之民 ,有着极其痛苦的心灵体验 ,他们出于民族自尊和对民族歧视的反抗而选择了归隐 ,由此产生了大量的隐逸词。这些词反映了遗民自己对历史、人生的深刻反思和“贵适意”的新的人生价值观 ,赞美了隐居生活方式和环境 ,在表现进取与退隐的文化心理和元代社会思潮方面 ,具有典型性。

光武奖拔卓茂与东汉初年之“不尚争”

光武奖拔卓茂其用意有二:一是以道德标准压制军功标准,为"退功臣进文吏"做准备;二是借以倡导"柔以施德"、"导民不争"的为政理念,转变社会风尚。此举事关用人行政及政治理念,后果有得有失,从短期看得大于失,从长期看则失大于得。

北宋初期古文家的韩愈观

韩愈对北宋古文运动以及宋明理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晚唐五代以来却一直很少为人们所关注。最早发现韩愈的价值和意义,并高举韩愈的大旗,排斥佛老,对抗时文,力图振兴儒学、恢复儒家独尊地位的是北宋初期的柳开、穆修等古文家。他们的韩愈观在北宋初期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虽然存在某种程度的偏差,但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汉初藩王文学观念的变迁和藩国文学创作

藩国的文学多为藩国君臣所作,藩王的文学审美观念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汉初藩国文体最早为楚歌,大赋继兴,纵横文逐渐消歇。藩国君臣之间的文学探讨,不断变化的朝藩形势,日益发展的求奢心理,都对藩王的文学审美取向产生影响,继而引领着藩国文学的发展轨迹。

汉初士人的人格精神

汉初政论文的阳刚风格展示出汉初士人奋发扬厉的人生情怀和积极用事的昂扬姿态,展现了汉初士人在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人格精神魅力与我国优秀的传统人文主义精神,具体表现在热衷政治的事功精神、维护大一统的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彼此联系,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汉初士人的人格精神魅力。

从《二年律令》看西汉初年的户籍制度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出土，为研究汉初法律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但在众多研究成果中，对户籍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系统。以《二年律令》中的《户律》为基础，结合《田律》、《置后律》、《亡律》、《贼律》等相关律文和传世文献的记载，通过系统考察西汉初年户籍的登记、户籍的管理以及户籍对不同身份人的意义等问题。以期能够弥补前人在户籍制度上研究的不足。

夜郎疆域辨

夜郎在战国时期仅为弹丸小国,认为夜郎为称霸一方大国的观点缺乏依据。夜郎在汉初才趋于强大。夜郎国全盛时期的疆域约相当于贵州的三分之二:东至黄平,北至遵义,西北至赫章、威宁,西南至兴义,南至红水河。夜郎国都应位于贵阳、安顺之间。

试论东汉初年的公国

东汉时期曾短暂分封公国。公国虽然存在时间短暂,但也有其发展脉络。公国制度源于《周礼》等书所记载的五等爵制。王莽时期的制度设计为东汉初年公爵分封的实行提供了现成的模式,并为东汉所借鉴。在实际分封过程中,右翊、左翊公国是分原左冯翊之地而建立。建武十七年,诸公爵开始进爵为王。公国消亡的原因,一方面是汉光武帝对郭皇后被废一事的顺势而为,另一方面是汉光武帝借宗庙制度改革表明承继西汉法统的主动之举。

先秦散文描述

先秦散文以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的庞大气势和精妙笔法立于中国散文的源头 ,该文着重对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的高超写作艺术加以描述。

西汉初期北部诸郡边界略考

西汉初期,北部诸郡多为强大的匈奴帝国侵占,不能恢复秦郡之旧观。汉高帝时云中、定襄、代郡、雁门四郡只得秦郡之半。在汉惠帝至高后二年之前这段时间,云中、定襄二郡的北界推进至阴山南麓的赵武灵王长城下。代、雁门二郡经数十年的扰攘,终于在汉景帝时期将北界稳定在善无、武州、平城、参合、高柳一线。西北之上郡、陇西、北地三郡边界则退缩至秦昭王长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则以秦始皇长城为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