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的“早期书写”特征与中国史学精神

作为中国现存传世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虽然仅有2万余字,以极其简要的文字辑录了春秋时期242年的历史大事,但是因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和深厚的文化内容,被列入儒家“六经”。它以“元年,春,王正月”为开头的大纲式书写,包含了自三代以来形成的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文化意识。《春秋》简明扼要的书写形式,包含着中华民族从早期书写中所积累的丰富的写作经验,在长久的实践中所形成的高度的思想认识和逻辑思维能力。它那“笔则笔,削则削”的书写原则和文字技巧,蕴含了丰富的《春秋》大义,体现了鲜明的中华民族史学精神。

“直道”与“曲笔”:朱子《春秋》学基本精神探微

朱子于《春秋》未尝有专著问世,然朱子《春秋》学实存在非常丰富的内容,且无不吻合于其理学的基本精神。简而言之,朱子将《春秋》理解为孔子“圣人之心”的自然流露,相比于后世学者以“微言大义”“一字褒贬”论《春秋》,孔子《春秋》的基本精神在于“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圣人与学者之间存在着“直道”与“曲笔”的基本分别。由此,朱子主张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态度去体认圣人《春秋》“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的宗旨,而反对通过前代学者的“条例”之学“委曲”地理解《春秋》之义。

中国史学传统视域下的《易林》史学思想研究

中国史学发展两千余年,并非像某些西方学者所述,无思想可言。中国史学中的优秀传统,如孔子之“春秋笔法”、董狐之“书法不隐”、史迁之“通变”思想,等等,便是传承不绝的中国史学思想。这些史学思想也被西汉易学大师焦延寿所继承、沿用,并在其象数易学著作《易林》林辞中,有着显明、详实的体现。《易林》林辞所具备的史学思想,既充分展示了《易林》史学价值,让世人认识到其不仅仅是一部象数易学著作,更是蕴含丰富史料、有助于考索史实的经典文献。同时,《易林》林辞所具备的史学思想,也对那些认为中国史学无思想可言的外国学者,进行了有力的反击,而这也正是《易林》史学思想价值之所在。

春秋经、传中庄公元年“文姜孙齐”笔法分析

春秋笔法评价事件或秉笔直书或委婉曲折,言简意赅地表达微言大义。《春秋经》和“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耗费大量篇幅记载鲁桓公之妻文姜出奔齐国的一系列行径,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春秋笔法。其直笔揭露文姜屡次出奔齐国的违礼行径,曲笔婉而多讽地揭露文姜违礼后受到的惩罚,以及“绝不为亲”传达的儒家“大义灭亲”的理念。

《左传》中的鬼神、人与梦

《左传》中的鬼神现象,由鬼神发出,以梦等异象为媒介,以卜筮为破译工具,最后到达人类这一接收终端,是一种预言信号。鬼神与人之间是由单向崇拜到双向羁绊的关系,具体表现在鬼神与氏族间的共生互赖关系,与统治阶级之间籍由“信”而由单向服从到双向约束与利用的关系,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互相主宰关系。作为媒介的梦现象描写,体现了《左传》中虚构描画与缜密逻辑的浑然一体,微言大义,跳跃叙事,为后世记梦文学之滥觞。

修辞策略中的“作者”——西汉“孔子作《春秋》”说的话语实践

"孔子作《春秋》"说在中国经学历史上兹事体大且历经纷争。在比较诗学的研究视域下,福柯"作者功能"理论为重新讨论西汉时期的相关言述提供了新进路。孔子实际上是以"作者功能"的形式被征用和整合进不同的话语实践之中,为不同的话语意图服务,而这一点可以通过观察具体的修辞策略来加以论析。孟子、董仲舒、司马迁三者有关这一命题的叙述具有不同的修辞特征,体现了不同的话语策动机制。通过对孔子这一至上权威的占用,儒家学者们掌握了《春秋》的解释权,也获取了对君王权力的制衡能量。

试论春秋笔法及其历史书写中的客观性

传统的观点认为春秋笔法是孔子设立褒贬的标准,是一种历史书写主观意识的体现。然而《春秋》的书写中本就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反映客观历史的,即曾经发生过的史事;二是反映主观意识的,即书写者的主观判断。历史文本是主体(书写者)与所记录客观对象(史事)结合的产物,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春秋》对史事的记录是经过判断的结果。而史官(孔子)的判断又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对史实的认定,即客观史事首先要经过史官主观的分析与决断,是书写者所认定的客观真实,但其认定的事实受礼法传统的影响,要理解他们对客观真实的认识不应超越那个时代的意义体系;二是史官的书写规则,即把经过分析认定的事实用合适的语言表达出来。而这也在长期的历史传统中客体化为春秋笔法,是那个时代历史观念的一种客观体现,在史官传统及主体间的相互认同中不断得以固化和加强,是历史真实赖以存在的条件。在《春秋》的书写中,史官并非不注重历史记录的客观真实性,但他们试图通过凸显自身主体性的方式更好地展示心中的历史之真。这种主观意识来源并受限于客观存在的历史传统,其背后体现了时代的客观合理性。所以,春秋笔法是一种书写客观历史之真的特殊总结。

“微言”为“隐”,“大义”而“喻”——论“春秋笔法”的隐喻品格

作为儒家诗性言说的方式之一,讲求"微言大义""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是孔子修《春秋》时所遵循的曲折委婉的写作原则。其中,"微言"本身即寓有隐晦而幽深的内涵,而"大义"经过经学家的不断阐发,将其文本内蕴的"正名"思想加以宣扬,这一过程正是《春秋》之隐喻的阐释过程。此外,"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惩恶而劝善"四大义例的运用以及《春秋》"史蕴诗心"的特质,也使得"春秋笔法"呈现出约言示义、暗寓褒贬的隐喻品格,从而成为中国古人所崇尚与遵循的典范。这一问题的探究不仅是建构中国本土隐喻理论体系的必经之路,更对于整合中华文化特色、重构中华文化话语,具有重要的学术与实践意义。

《史记》中的“至圣”孔子研究

孔子是《史记》中的重要人物。首先,司马迁对孔子十分重视,他不仅创作了《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等多篇传记,并且在《孔子世家》以外的55篇传记中引用了孔子的言行故事,达103处之多。其次,司马迁是第一个将孔子推崇为"至圣"的人,他使得孔子的"圣人"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在汉代正史上得以确立。在《史记》中"至圣"孔子具有崇高性、神秘性、悲剧性等特点,并有着丰富饱满的性格特征。再次,司马迁心目中的孔子对他创作《史记》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思想内容上表现为对孔子价值标准的继承,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对"《春秋》笔法"的借鉴。在史识上甚至对孔子有某些超越。可见司马迁"至圣"孔子之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春秋》笔法:句义成分关联与限定成分增添示褒贬

《春秋》经文均以标题式单句行文,作者充分利用句子层面的潜在能力在组句表意的同时,蕴含了丰富复杂的言外之意。本文集中描写了其中的"句义成分与称谓变化关联"和"限定成分增添"两种手段,以数据统计和比对的方式系统地展现了"《春秋》笔法"典型的规则性表现。

史家笔法作为中国古代小说评点话语的建构

中国古代小说被视作正史附庸或直接被称为"稗官野史",所以评点家们常常以史家笔法作为评点话语,其主要表现有三:直接点明小说作者采用了《春秋》笔法;明确指出小说作品"章法句法本诸盲左腐迁",直接以《左传》、《史记》笔法标准评判小说;详细揭示古典小说中的曲笔褒贬与史家笔法相互融通。

再看《春秋》笔法——以清华简《系年》与《春秋》经传对国君死亡事件的记录为视角

清华简《系年》与《春秋》经传在记载国君死亡事件时采取了不同的记述方式。《系年》在记述一国之君杀另外一国之君时均用"杀"字而非"弑"字,基本句式为"某杀某",这与《春秋》经传的记载类似。但《系年》在记载国君被该国臣子所杀的时候,几乎都用"杀"字,这与《春秋》采用"弑"字表明褒贬明显不同。《系年》对孺子王被灵王所杀,灵王被公子比所杀均未非常明确地采取"某杀某"的记述方式,这可能源于《系年》的记述者为楚国人,所以对本国国君的遇害采取了"内讳"的方式。对"弑君"事件的不同处理,可从另一侧面佐证孔子对《春秋》确实进行了修订及"《春秋》笔法"的存在。

论两代太史公的发愤著史之心——兼谈《伯夷列传》的破体隐衷

古贤时彦曾以“太史公之心”或“司马迁之心”指称《史记》心灵史书写的主体蕴藉,但若基于语义逻辑,“太史公之心”不惟涵摄“司马迁之心”,亦应涵括“司马谈之心”。发愤著史是两代太史公的心理共振;不过,司马谈期待的是一部表彰盛世的当代史,司马迁则希冀一部继述《春秋》的万世之史,此其心相之异。《伯夷列传》事略文简,论说逾半而传述寥寥,其微旨是以史笔担公义,以史著替天道,为人立传,为世立法;其破体隐衷与《太史公自序》等篇互见,均彰显了司马迁的“继《春秋》”之心。

家族校勘《吕氏春秋》之典范:梁玉绳《吕子校补》研究

在中国历史上,家族集体校勘古书的例子十分丰富,但是家族集体校勘《吕氏春秋》的例子确实罕见。家族校勘《吕氏春秋》又留下具有重要影响校勘成果的例子更是少之又少。梁玉绳《吕子校补》作为家族集体校勘《吕氏春秋》的代表,具有典范意义。研究梁玉绳《吕子校补》可见其家族家风之承传、家族著述之实践、校补《吕子》之典范。

“属辞比事”:作为中国文章学创作方法论

"属辞比事"是《春秋》之教,也是《春秋》笔法。"属辞"指属合、联属文辞,"比事"指比类、比次事实。《春秋》讲究遣词造句,且善于综合比次史事,而其最终目的乃是体现史义,即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取舍、详略和缀辞来惩恶劝善。《春秋》之"属辞比事"经《左传》、《史记》发扬光大后,泛指撰文记事的一种标准方法,既适合于修纂史书,也应用于文学创作,是中国文章学的一种创作方法。

王夫之《春秋》学与史学探析

王夫之在经学与史学上均有精深造诣。他援经论史,以史证经,把经学与史学的密切关系表现得十分透彻。其中王夫之《春秋》学见解直接成为他史学研究的思想根源,所以,研究王夫之史学离不开他对《春秋》学的理解。而《春秋》学对王夫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春秋》书法上,即《春秋》"尽而不汙"和"惩恶劝善",使王夫之史学研究形成了直笔和致用思想,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和价值意义。

试论“春秋笔法”的研究范围

经笔、史笔、文笔是"春秋笔法"的基本呈现形态,而传统经学的终结和学科的进一步分化为"春秋笔法"向哲学、语言学、新闻学等学科的延伸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撑,于是外笔就同经笔、史笔、文笔等内笔一起组成了"春秋笔法"的研究范围。

鲁国君臣的书法——《春秋》书法探讨之一

《春秋》记鲁国君臣事,自有其法,与记他国事有明显不同。约合观之,有称谓有内外之别;记鲁事多有讳语;君臣聘会班次与用语多有讲究;征伐自败不书,他败则书等特点。

“《春秋》五例”与“隐义以藏用”:“《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话语的会通

"《春秋》五例"和"隐义以藏用"在"道—圣—文"的话语模式中逐渐成为中国文人公认并效法的权威学术话语。首先,与《春秋》笔法贵曲相似,古代文论家们认为文学创作应采用一种曲折迂回的言说方式,即不能直说,而必须绕着弯儿说。其次,与《春秋》笔法用晦涩相似,古文论家也崇尚含蓄蕴藉。第三,与《春秋》笔法之贵曲用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褒贬劝惩相似,有些文论家强调曲折迂回,崇尚含蓄蕴藉也是为了更好地"美刺箴诲"。而中国文学作品中影射技法的产生和兴盛,则既受《春秋》笔法尚"隐"观念的影响,也是封建专制强权政治压迫文学的结果。

董仲舒《春秋》书法论的诠释学意蕴

董仲舒对《春秋》书法的探讨是其《春秋》学建构的基础。与公羊学史上历代学者重点关注《春秋》条例不同,董仲舒对《春秋》书法的阐释以对其修辞特性和意图的阐发为主。《春秋繁露》通过《春秋》之隐微修辞进行考察,明确了这一写作形式对传达《春秋》义理的关键作用。董仲舒又提出“《春秋》无达辞”的著名论断,以凸显政治哲学中的常变、经权之义。对《春秋》诡辞避讳的书法特征的考察则意在揭示其“不遗善”的苦心。董仲舒通过其《春秋》书法论展示了公羊家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诠释风格和理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