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春秋笔法及其历史书写中的客观性

传统的观点认为春秋笔法是孔子设立褒贬的标准,是一种历史书写主观意识的体现。然而《春秋》的书写中本就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反映客观历史的,即曾经发生过的史事;二是反映主观意识的,即书写者的主观判断。历史文本是主体(书写者)与所记录客观对象(史事)结合的产物,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春秋》对史事的记录是经过判断的结果。而史官(孔子)的判断又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对史实的认定,即客观史事首先要经过史官主观的分析与决断,是书写者所认定的客观真实,但其认定的事实受礼法传统的影响,要理解他们对客观真实的认识不应超越那个时代的意义体系;二是史官的书写规则,即把经过分析认定的事实用合适的语言表达出来。而这也在长期的历史传统中客体化为春秋笔法,是那个时代历史观念的一种客观体现,在史官传统及主体间的相互认同中不断得以固化和加强,是历史真实赖以存在的条件。在《春秋》的书写中,史官并非不注重历史记录的客观真实性,但他们试图通过凸显自身主体性的方式更好地展示心中的历史之真。这种主观意识来源并受限于客观存在的历史传统,其背后体现了时代的客观合理性。所以,春秋笔法是一种书写客观历史之真的特殊总结。

论“春秋笔法”的叙事策略及其内涵的变迁

"春秋笔法"具有重要的叙事学价值,对后世的文学叙事影响深远。它通过对"不可叙述事件"的巧妙叙述来传达春秋大义。"不可叙述事件"分为不必叙述的事件、不应叙述的事件和不愿叙述的事件。"春秋笔法"的具体叙事策略为:第一,不必叙述、不应叙述的事件构成事件选择上的隐含法则,如果违背了这个法则,就在显性文本中制造了矛盾,而这矛盾之处就成为蕴含意旨之处;第二,对于不愿叙述的事件,采取的叙述方式是削去和曲笔两种,后者又分为故意省略信息进行不充分报道和故意歪曲信息进行误报两类。"春秋笔法"的本质可概括为叙述之外有叙述,也即"隐含的叙述"。明清小说评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广泛使用"春秋笔法"的,具体内涵包括:隐含的叙述比外显的叙述更丰富;隐含的叙述否定外显的叙述。

王船山《春秋》解经学探微

船山对《春秋》的解释别具特色:一方面,他探求孔子"属辞"的深意;另一方面却强烈反对立"例"以说经。复次,在他看来,孔子修《春秋》是因鲁史之旧文,并且有一部分特意保留了鲁史之旧,比如鲁史因怠惰而阙略者孔子不更加补苴;鲁史因产生了忠敬哀悯之心而记载特别详细者孔子亦不加删削;对于一些犯罪者,孔子甚至"如其意而书之",此可谓"不修之修"。这就决定了我们在理解《春秋》时,不能把每一条都直接看作是圣人的教诲,而是有时要正着读,有时要反着读。这种别具特色的解经方法也出现于《诗经》、《周易》等。船山还区别了大义与微言,认为大义的坚守比微言的阐发更为重要。这在明清之际的春秋学中都是比较有特色和意义的。

钱钟书对“春秋笔法”的修辞解读和运用

钱钟书关注和重视修辞学研究,强调文学的"言外之意"。中国传统的"春秋笔法"的突出特点是"微言大义"和"尚简用晦",这和钱钟书重视文学的"言外之意"的修辞观是一致的。钱钟书在长期的修辞理论研究和修辞运用实践中非常重视"春秋笔法",不仅对"春秋笔法"进行修辞解读,开拓了"春秋笔法"的修辞研究,还把这种笔法大量地运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中,取得了良好的修辞效果。

温情的“反顾”与勇毅的“向前”——《朝花夕拾》与鲁迅晚年杂文中回忆散文之比较

鲁迅的晚年杂文,尤其是部分回忆散文,其文学属性和艺术地位已经不可动摇地镌刻进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年轮。作为回忆散文集的《朝花夕拾》,在经历了其他文体辉煌成就的历时遮蔽之后,其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也日渐呈现于世人面前。同为"夕拾"的怀旧之作,两者在创作背景、艺术格调以及主题意蕴等方面显示出某种暗合和一致。从异质同构的角度来切入鲁迅的散文世界,无疑可以更准确地认识、理解和把握一代文化巨人的伟大心魄。

褒贬即从字面求——由《于役志》看欧阳修《春秋》学的特色

欧阳修贬官夷陵时,记录赴任行程,撰《于役志》一卷。此作最早在著述层面,表现出他所理解的“春秋笔法”两大旨趣：字面纪实与褒贬表态。后者为治《春秋》者之共识,前者则为欧氏创见,是他置身于中唐以来“舍传从经”新学风之中,重建解经客观标准的一项努力,在经学史上自有意义。《于役志》用“春秋笔法”记自身之事,乃写作实践之一创新,相较欧阳修其他文字,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

董仲舒《春秋》书法论的诠释学意蕴

董仲舒对《春秋》书法的探讨是其《春秋》学建构的基础。与公羊学史上历代学者重点关注《春秋》条例不同,董仲舒对《春秋》书法的阐释以对其修辞特性和意图的阐发为主。《春秋繁露》通过《春秋》之隐微修辞进行考察,明确了这一写作形式对传达《春秋》义理的关键作用。董仲舒又提出“《春秋》无达辞”的著名论断,以凸显政治哲学中的常变、经权之义。对《春秋》诡辞避讳的书法特征的考察则意在揭示其“不遗善”的苦心。董仲舒通过其《春秋》书法论展示了公羊家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诠释风格和理论特色。

人生钥匙与小说梦——评张超山的小说

张超山的小说主要描写普通警察的工作和生活，于日常的场景和情节之中。寓含了深刻的人生含义乃至象征意蕴。文笔简练，结构自然，语言颇富情趣，是作家创作的鲜明特色。

老舍小说文化品格论略

老舍小说文化品格，主要从创作视角、文化氛围、对国民性的探讨、独特的小说语体、历史与人生哲学的文化意味以及旗人文化现象等诸多方面体现出来，从而形成老舍小说文化思考的深刻内涵。

正统与篡逆:正史数序纪日与历史书写

唐太宗屡次索观国史并亲自为“玄武门之变”定性,《旧唐书·太宗本纪》及相关列传以数序纪日叙述“玄武门之变”,其他列传也以相同方式叙述重大叛、逆事件。追踪溯源,《汉书·王莽传》最早使用数序干支结合的纪日方式来记录新莽覆亡、刘汉更始的历史,经过《三国志》《后汉书》《宋书》等正史的发展完善,到唐五代时期,这种利用纪日方式变化贯彻“春秋笔法”,达到维护正统、惩恶戒乱目的的历史书写方式已经相当成熟。其思想基础则是战国、秦、汉以来逐渐成形的“正朔”观念。

刘师培的义例观与刘氏家学

江苏仪征刘氏以四代人共治《左传》,而刘师培专注于构建"左氏义例".初见之下,与刘文淇等人所撰《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的风格大异.但细究之,则刘师培在对待《春秋》性质、《左传》凡例、汉儒义例说以及杜预《释例》的态度上与其家学传统有一致之处;其精心构建的"六例"理论也是在继承其家学基础之上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