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吊”之辨体

吊文与哀辞、诔文和祭文同属哀祭类文体,这4种文体在文体功能、语言形式以及施用对象等方面具有密切的联系。但作为独立的文体,吊文与哀辞、诔文和祭文在起源演变、书写内容及应用范围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差别。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这4种文体放在同篇或相邻篇目中进行论述,体现了他的文体分类标准。辨析《文心雕龙》的吊文、哀辞、诔文与祭文,有助于辨明以上4种文体异同,从而全面了解吊文的文体特征。

语境,参与人和充分性——《文心雕龙》宇文所安和杨国斌英译本评析

作为一种实用性和针对性很强的理论,翻译目的论一般多应用于非文学翻译,而对于是否适用文学翻译的问题,则众说纷纭。一种意见认为,翻译目的论过度重视翻译的目的性,所以不适合文学翻译。为了验证这种观点,将文学翻译置于翻译目的论的框架下进行分析,从语境条件、参与人和充分性三方面对比《文心雕龙》的两个英译本,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翻译目的不同,译者采用的翻译的方法会有显著差异;第二,目的语所处的语境条件,参与人,比如发起人、译本受众和译者以及译本所要达到的交际目的,会制约译者所要采取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分析说明,译者在保证充分性的前提下,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是达成翻译目的的有效手段。翻译目的论对文学翻译的目的与方法具有阐释力。

《文心雕龙》创作理论生成的基础

《文心雕龙》是刘勰撰写的文章学著作,然此文章学研究的对象又非泛文体,有其明显的重点,即以审美为主体的诗赋。考察此书后二十五篇所涉及的作家作品,虽然有诗、赋、颂、箴、铭、诔、碑、书、章、表、奏、议、论、序、符、檄、移、策等二十余种文体,但主体是赋和诗,尤其是赋。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割情析采”理论,是建立在以辞赋和诗歌为主要考察对象之上的创作论,而创作论探讨的心与物、情与采、体与性的关系,都是写作诗赋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翻译对意识形态的创构——以宇文所安《文心雕龙》英译本为例

意识形态对翻译影响的研究成果迭出,但翻译对意识形态反作用的研究却鲜有人问津。事实上,翻译可以传播源语社会的意识形态、改造译者的意识形态及建构译入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宇文所安在翻译《文心雕龙》时,既传播中国古典文论,又向西方世界输入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中国文学与文化,改变目标读者对中国文论形象的认识,推动西方世界研究《文心雕龙》和中国文学理论的热潮,增进目标读者对中国文化神秘形象的了解,并在影响译入语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重构中国文论的话语权。

加强“以中释西”文学批评,构建中国比较文学的话语体系——黄维樑教授访谈录

文章是四川师范大学张叉教授对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樑教授就比较文学的若干问题所作的专题访谈。访谈中,黄维樑教授总结了比较文学的"学科之争",追溯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来龙去脉,分析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瓶颈和失偏问题,介绍了"情采通变"——比较文学"以中释西"的文论实践。他还就香港比较文学研究、港台与内地比较文学研究的交流等问题进行阐述,表达了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特别是中国青年一代比较文学研究者的深切期望。

《文心雕龙》英译述评

西方世界对《文心雕龙》的了解,可以追溯到19世纪,但真正的翻译却不过半个世纪的历史。从1951至2003年的52年间,出现了七种英译本,成为中国文论英译史上一道独特而灿烂的风景。《文心雕龙》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促进了中国古代文论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对于推动中外学界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论《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谋略

《文心雕龙》文学理论的体系性表现在理论体制上的完整性和各理论构成要素间的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紧密关联上。这种完整的体制、周密的理论布局与精细的理论安排建立在刘勰深切细密的谋略意识之上。其谋略的用意则是对与作家和创作有关的诸多问题作出系统擘画与先期安排。其理论虽为救弊而发,然其意旨则在于对文学未来走向的深远关注上。其理论谋略决定了《文心雕龙》"体大虑深"的理论特色,是《文心雕龙》文学理论的重要贡献。

枢中所动,环流无倦——定势:理解《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重要关捩

《文心雕龙》文学理论各个组成部分和整个理论的体系是如何被组织和统摄起来,又是如何如同“三十辐共一毂”那样发挥各自的具体作用,这是应该深入分析和研究的重要问题。文章认为,刘勰的定势理论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它是刘勰针对创作进行谋划的集中反映。包括作家如何进行思想和学术修养以完善伦理人格,如何了解自身的体性特点,如何了解文体特点,如何学习掌握一定的文术和创作技巧,如何培植合理雅正的文学情感和便于临文的良好精神状态。在这样周密确定的谋划中,创作过程就会进展得格外顺畅并且达到目的性和规律性的趋同与结合。在从创作谋划到创作完成的整个过程中,定势理论实际起着中枢和核心的关键作用。

试论佛教论争对刘勰折衷方法的影响

通过对东晋南朝佛教论争的考察,试图说明自东晋慧远以折衷之法调和佛儒关系后,佛教论争中折衷方法的大量实践,为刘勰以折衷论文提供了一份可鉴之资。而刘勰深广的佛学背景,使其在《文心雕龙》中吸取这一方法资源成为可能。最后结合刘勰《灭惑论》和《文心雕龙》的具体创作,论证刘勰折衷方法在实践上主要借鉴了佛教论争。

契合·共振·贯通——宇文所安论中西文论的主题相通性

宇文所安基于西方文论语境对《文心雕龙》进行了全新的阐释。他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论述了中西文论的主题相通性,表现为中西文论在本体论、创作论、批评论上的契合、共振与贯通。文道论与理念论体现了本体论上的契合;神思论与艺术想象论、《文心雕龙》风格论与西方的风格论、内外论与西方的内容形式论体现了创作论上的共振;心物交融论与摹仿论、知音论与西方批评理论体现了批评论上的贯通。从西方视角解读中国文论,可以发掘中国传统话语,实现中西文论的交互对话。在中西文论的契合中,各民族文学显示各自的特征和价值,有利于揭示世界性的文学观念,推动民族文学走向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学。

《论衡》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受到王充《论衡》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刘勰论文和王充一样,都是从自然之文讲起,把禀受天地的文采、元气与文学创作相联。《论衡》中"文"源于气的思想以及与气相关的"才性"、"才力"说,经《太平经》、曹丕、葛洪,对《文心雕龙》产生影响。王充将"文质相称"的思想引入创作论,并将质文交替变化的历史规律与政治的盛衰和社会的治乱相关联,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刘勰的"文质"论。此外,《文心雕龙》还发扬了《论衡》所倡导的"博"、"通"思想,指出创作主体的广见博识、丰富积累对创作的重要作用。

论《文心雕龙》的写作理论体系

对《文心雕龙》一书的性质,我们应当从《文心雕龙》本身的组织结构和理论体系出发,实事求是地在原著内证中寻找坚实的证据,基于此,可以说《文心雕龙》以宏大的宇宙意识和厚重的人文意识为写作出发点,包含写作哲学、写作美学、写作思维学、写作行为论、写作技法论、写作主体论、写作对象论、写作学史、写作批评论、写作动力论等内容,是迄今为止中国写作学史上结构体系最严密、理论成就最高的著作。

刘勰与钱钟书:文学通论——兼谈钱钟书理论的潜体系

论文比较的对象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钱钟书的《谈艺录》,以及钱氏1946年36岁或以前完成的其它文学论著。文章依据《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从"原道"到"隐秀",作刘、钱文论的比较,对二人论比喻和论言外之意着墨较多。二人"打通"复"圆览",直探文学的核心。论文通过对若干文论概念(或范畴)的比较,说明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古学今学道术未裂,"大同诗学"(commonpoetics)可以成立。有论者谓钱氏的《谈艺录》(以及《管锥编》)都属札记式书写,缺乏体系,而有微词。论文指出,钱氏固然有其具备体系的文论篇章,其《谈艺录》(以及《管锥编》)自有其"潜"体系或"钱"体系;钱学学者就钱著作内容加以分类、整理、建构,当可形成"显"体系。

《文心雕龙》创作论思想英译的诗学改写

翻译是对原作的诗学改写,诗学地位和诗学态度影响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语言和文化差异影响改写的诗学形式,意识形态影响翻译的诗学操控。在《文心雕龙》创作论思想的英译中,宇文所安占据世界诗学的中心地位,主要采用异化翻译的策略,根据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实际需求对源文加以创造性地改写,以满足美国文化建设的需要。杨国斌位处世界诗学的边缘地位,主要采用归化翻译的策略,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将东方文论传播给西方读者,以方便其理解与接受,以达到中国文论走出去的目的,传递中华文化。在《文心雕龙》的英译中,诗学始终以一种姿态介入二人的翻译改写中,使其翻译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而不同的翻译目的,使其翻译文本都浸染上了杂合化的诗学特质。

现代阐释学视角下中国文论外译研究--以《文心雕龙》三个英译本为例

作为中华文论龙祖的《文心雕龙》被公认为最宜优先成为重新诠释、现代应用、向外输出的文学理论。本文通过梳理《文心雕龙》的译介谱系,考察《文心雕龙》三个代表性译本,发现施友忠采取的“译释并举”和宇文所安采取的“译评相融”的翻译策略侧重于译本的学术性阐释,使其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及学术价值,更易引起海外学界及汉学家的关注和探讨,有助于推进《文心雕龙》海外传译的经典化进程,为中西文论的平等对话铺设道路;而偏向于大众读者优先的黄兆杰倾向于采用文化性阐释策略,更侧重于译本的现代审美价值及文化取向,他的译本优雅可读,通俗易懂,对《文心雕龙》海外传译的普及化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文心雕龙》译声复调,针对不同读者对象的各译本互为补充,不同层次译本的复调调和可以满足不同审美层次受众的需求,有利于中国古代经典文论在异域的传播与接受,为海外龙学研究提供了有力保证。

从《文心雕龙》看刘勰的档案学思想

刘勰早年曾皈依佛门,从事整理佛经、区别藏书部类等带有一定文书档案性质的工作,档案学思想在其代表作《文心雕龙》中多次得到彰显。文章通过对《文心雕龙》的分析,结合刘勰身世及时代背景,从公文理论、档案辨伪以及档案修史三个方面入手,对刘勰的档案学思想进行概括总结,以期为当今档案管理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论中国古代乐论之“原道”、“征圣”、“宗经”思想对《文心雕龙》的启发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文论中成就最高的著作之一。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谓:"文心体大虑周。"作为一部综合性非常强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对包括音乐理论在内的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也有很多吸收和借鉴,重在论述中国古代乐论"原道"、"征圣"、"宗经"思想对《文心雕龙》的启发关系。

户田浩晓关于《文心雕龙》“文章载道”说述略

日本著名汉学家户田浩晓《文心雕龙研究》一书收录了《文心雕龙文章载道说的构造》《文章载道说的构筑者和实践者》两篇论文,从文学的作用、文人的道德、"文章载道"说的两重构建三个层次,阐发了《文心雕龙》的"文章载道"说,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文论"文以载道"说的理论渊源大有裨益。

刘勰关于文学史料学的见识

刘勰的《文心雕龙》蕴涵着相当丰富的文学史料学内容。刘勰重视史料,敬佩孔子在史料方面作出的贡献,肯定刘向、刘歆和班固在史料学上取得的重要成绩。他把"真"作为衡量史料的最重要的价值标准。对待阙疑史料,他主张遵循孔子提出的"阙疑"原则。他强调注释史料要避免错误、力求简明。他指出,使用史料,应正确无误,要做到精要,注意选取典型和使用新史料。

从《文心雕龙》英译看翻译在中西文论对话中的作用

中国古代文论的扛鼎之作《文心雕龙》,经过施友忠、宇文所安和杨国斌的翻译终于被英语世界接受,西方读者由此改变了中国没有成体系文论的认识,中国文论也因为得到外国读者的接受而获得了重新认识和评价自己的机会。从《文心雕龙》的英译发现,翻译在推进中国文论走出去、推动中西文论对话、促进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翻译没有所谓的终极译本,每一次翻译都是对源文的补充与延伸,都是对源文的无限趋同,但是永远都无法等同于源文。中国文论只有变得足够强大,拥有话语权才能与西方展开真正平等的对话。译者也是中西文论对话的参与人,应尽可能忠实传达原作的本来面目,坚守本民族文化特色,秉持文化自信,防范故步自封,如此方能成为对话的促进者。中西文论对话的双方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积极主动畅所欲言,对话才能呈现良性互动的局面,健康有序地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