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ingming Festival:A Memorial Day for Ancestors

QINGMING Festival is a traditional day in China which has a history of over 2,500 years. It is a day on which the final resting places of one’s family ancestors are swept clean and sacrifices are offered for the souls of the departed. As people always go out on excursions on this day, it is also called the Spring Outing Day. Qingming Festival falls around April 5 on the Gregorian calendar, about a fortnight after the Spring Equinox.

“语录不可阑入古文”说的生成及现代省思

唐宋以降,禅宗语录和儒家语录大行于世,流风所及,许多文士在古文写作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效仿语录形式,或者掺入语录中的常见用语。这种做法相当普遍,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迄至清代前中期,“语录不可阑入古文”成为一种集体认同。在此过程中,方苞个人思想和文学实践所起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这一古文观念对于端正学风、维护古文体性、推动清代古文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它有绝对化的倾向,因而又有其局限性。古文发展的事实证明,在合适的场合适当借鉴、采用语录形式,不仅不会伤害古文之体,相反会给古文的表达带来别样的趣味和效果。

晋南后稷文化建构研究

晋南后稷文化遗存丰富,在历史延续中通过口头叙事、地方风物、庙宇、庙会与地方社会产生深远的联系,后稷因此成为兼具农神、祖先神双重神格的形象。从历史发展看,官方与民间社会对后稷形象的建构都偏重后稷的“自然属性”,即农业神的符号特征。后稷文化的建构,是对民众形成的社会知识、身份认同和集体记忆的反映,同时也揭示了我国农耕文化最深刻最真实以及最独特的部分。深入探讨晋南后稷文化的建构,对于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作用。

差异性与共同性:藏彝走廊南部“弟兄祖先”传说范式的探讨

以广泛流传于藏彝走廊南部民族中的“弟兄祖先”传说不同版本之突出情节变量——婚姻为视角,可将其分为一次天女婚型、一次兄妹婚型和多次两种婚交替型。再按照传说在藏彝走廊南部从西北至东南的流传路径,传说的不同范式就大致呈现出西北、东南相反序列对称的地域性规律变化。通过比较四个典型的多次两种婚交替型版本,发现不管天女婚还是兄妹婚都以人或物在上下、高低空间的重复流动,尝试把两种对立的事物结合起来。所以,传说不同范式的地域性变化就是通过对人群间差异性与共同性的生产、维持和转换,解决社会性别、血缘、空间等二元结构的矛盾。基于传说版本中人群间共同性与差异性的演变关系,可为研究中国民族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提供一个可供进一步分析的案例。

论三平祖师药签之“民本意识”

探讨三平祖师药签生成背景、组方与表达形式和求签煎药的特殊仪轨,分析三平祖师“民本意识”,汲取蕴含其中的“以民为本”的精神价值和思维方式,对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

兴隆洼文化头盖骨牌饰研究

头盖骨牌饰在兴隆洼文化中出土数量较少,但其往往出土于墓主人贴身的位置,以及所用材质的特殊性,表明头盖骨牌饰与祖先崇拜有着密切关系,是原始宗教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器物之一。三件头盖骨牌饰分别代表了人面饰、臂饰、祭祀法器三个系统。祭祀法器随着红山文化的消亡,也渐渐失去其原本的作用而消失。人面饰和臂饰则在文化交流中进入中原地区,并发展为青铜人面像和青铜兽面牌饰。青铜人面像在商周时期进一步影响到四川、陕西等地,使当地出现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人面像;在汉代其作为百戏中的面具和仪式面舆继续流传,并衍生出了丧葬面具这一功能,而这一功能在辽代墓葬中亦有发现。臂饰与人面饰的发展脉络基本一致,商周时期其功能也一直被保留,被用于作为彰显身份地位的礼仪性用具且与宗教祭祀活动有着一定关系;秦汉时期,臂饰发展为臂鞲,更注重实用功能,并得到广泛流传;但是其最初的作用并未消失,至辽代仍可见用于彰显身份地位的礼仪性臂饰。

中国少数民族首次建构炎黄共同体理论研究

北魏主导的炎黄共同体理论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主导建构的共同体理论。它将鲜卑、羌、氐等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全部纳入到炎黄后代的范畴,提出了以鲜卑为主的“华夷共祖”理论,认为共祖于炎黄的“夷”也有权利追求和实践大一统,并建立了多民族的中国观和王朝观。这展现了少数民族加入中华大家庭的主观愿望,打通了少数民族追求和实践大一统的通道,为古代大一统思想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

西双版纳湖南移民的流动与区域社会协同发展研究

“新流动性范式”下的移民研究关注移民流动过程中往返于输出地和移居地之间的动态现象和实践经验,以及在此过程中拓展出的多重社会关系,特别聚焦于群体与个人的情感体验、文化认同与责任观念。20世纪50—60年代因支援边疆建设而迁移至云南西双版纳的湖南移民,以及21世纪以来受经济驱动而自发流入西双版纳的湖南新移民,在教育、社会组织与祭祖文化等方面以一种流动性的方式,选择性地往返于云南与湖南老家之间。这些流动性实践及其所产生的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网络连接与文化互动,是移民对于输出地和输入地“同时参与”的时空拓展结果,对边疆与内地的区域社会协同发展产生了重要推动力。

皖产桐桔梗祛痰、平喘、止咳、抗炎有效部位筛选

目的:揭示皖产桐桔梗发挥祛痰、平喘、止咳、抗炎活性的有效部位。方法:采用回流提取法和大孔吸附树脂技术制备桐桔梗不同提取分离部位;采用小鼠酚红祛痰模型筛选桐桔梗祛痰有效部位;采用磷酸组胺联合氯化乙酰胆碱致小鼠哮喘模型筛选桐桔梗平喘有效部位;采用浓氨水喷雾致小鼠咳嗽模型筛选桐桔梗止咳有效部位;采用二甲苯致小鼠耳廓肿胀炎性反应模型筛选桐桔梗抗炎有效部位。结果:桐桔梗乙醇提取物、20%乙醇洗脱部位、70%乙醇洗脱部位均显示出不同程度的祛痰、平喘、止咳、抗炎作用,其中桐桔梗70%乙醇洗脱部位的活性最强,且呈量效关系。桐桔梗70%乙醇洗脱部位可显著增加小鼠气管酚红排泄量(P<0.001),显著延长磷酸组胺联合氯化乙酰胆碱致哮喘小鼠的引喘潜伏期并减少小鼠抽搐跌倒只数(P<0.001),明显延长浓氨水引咳小鼠的咳嗽潜伏期(P<0.001)并改善其肺部组织损伤,显著降低浓氨水引咳小鼠的咳嗽次数及其血清中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1β(IL-1β)、IL-6的水平(P<0.001),显著降低二甲苯致耳廓肿胀小鼠的耳廓肿胀度及其血清中TNF-α、IL-1β、IL-6的水平(P<0.01,P<0.001)。结论:70%乙醇洗脱部位是桐桔梗发挥祛痰、平喘、止咳、抗炎作用的主要活性部位,为阐明桐桔梗药效物质基础及作用机制提供数据支撑。

《医宗金鉴》治疗心悸用药规律

目的挖掘并分析《医宗金鉴》中治疗心悸的方剂,探讨《医宗金鉴》治疗心悸的用药规律和特点。方法筛选《医宗金鉴》治疗心悸处方,使用Microsoft Excel将符合标准的方剂建立数据库,使用Python软件对其中药的药性、药味、归经及药物种类等进行频数分析,并进行关联规则及聚类分析。结果研究共纳入54首方剂,涉及中药72味,其中高频使用的药物为甘草、人参、茯苓、桂枝、生姜等;设置合适的支持度与置信度,得到关联规则11条,如“大枣,生姜”“白术,茯苓”“甘草,大枣+生姜”等;聚类分析得到5组组合,如“甘草”“桂枝,生姜”“人参,茯苓,白术”等。结论《医宗金鉴》治疗心悸重补益而轻攻伐,注重温通心阳、利水蠲饮,学术思想具有医崇仲景的特点,并提出悸由水饮、悸本为虚、“心痹”致悸等独到观点,拓宽了现代临床诊治思路。

事神与均惠:从儒家祭礼的两条脉络看中国社会的神圣性来源

《仪礼》中所有的《特性馈食礼》记载了儒家祭祀父祖之礼,这一礼经文本显露了儒家尝试通过蕴含“事神”和“均惠”这两条脉络的祭礼在宗族中激发“尊祖敬宗”情感的努力。其中,“事神”指的是作为主祭者的主人和主妇在宗族族人和宾客的帮助下馈享父祖,“均惠”指的是神惠通过礼仪动作下的饮食在父祖之神、主人主妇、宗族族人和宾客间流转。“事神”和“均惠”的双重礼意明确了神惠来源于祖先、流向宗族,达成了祖先与宗族共在的仪式效果,祭礼对于宗法制度的动态维续至关重要。宗族始终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儒家祭礼文本揭示了祖先是宗族神圣性的来源,这一神圣性亦通过宗族构成中国社会的基础和底色。

以宗统族——明代岭南地区宗子主祭的礼制实践

宗子主祭作为宗法制的重要原则,为宋明理学家所重视与强调。明代是岭南地区宗族发展的重要时期,部分士大夫尝试运用宗子主祭原则来推动宗族建设,实现以宗统族的理想。以嘉靖初年“大礼议”为界,此前的宗子主祭实践只有何真、湛若水寥寥两例。此后,霍韬、湛若水、黄佐、冼桂奇等相继倡导并践行宗子主祭原则,但在运作过程中很快出现了坚持宗子主祭原则所带来的困境,因此都陆续于万历以后不再坚持这一原则。明代岭南地区宗子主祭的礼制实践,主要依靠强势的族内高官显宦通过其政治与经济实力来推动,一旦相关推动者本人故去,这一原则就很快被后代所抛弃。在这一过程中,理学家所坚持的大宗小宗祭祀原则,逐渐被“始祖—房支”祭祀原则所取代。

桐城派晚期诗歌选本编纂与唐诗观建构——以曾国藩《十八家诗钞》为中心

桐城派晚期代表人物曾国藩所编选的《十八家诗钞》,是其诗学思想和审美标准的重要显化。此书十分重视诗歌与气韵之关系,同时善于以文论诗、以史释诗。从《十八家诗钞》的审美倾向及编选目的来看,曾国藩论诗时继承了桐城学人诗文一理、以气论诗的诗学主张,将文论引入诗论之中,同时极为推崇杜甫、韩愈这种“合乎文法”的诗歌风格,其选本所选取的诗歌也常呈现出“气盛言宜”的审美特点,这些编选特点亦能体现出曾国藩对桐城派早期及中期代表人物姚鼐、方东树等人唐诗观的继承与发展。

论刘大櫆文本世界中的女性

明清以来,涉及女性的传状、赠序、碑志等文本大多是理学塑造下的应酬文学,其价值性不高。但在刘大櫆的文本世界中,却能够发现女性独到的参与。他在文学创作对传统女性形象进行接续与重塑,在批评话语中重新阐释女性立场下的“礼教”与“性情”,并借助女性表达他对封建礼教和缙绅大夫的对抗,同时其真实的书写模式也还原了清代女性教育背景下的女性生存状态。

“杜公遗响”与“义山轻薄”:桐城派李商隐诗歌批评的两面性

桐城派对李商隐诗歌的评价,既有肯定的一面,也有批评的一面。桐城派诗人称李诗为杜诗“嗣响”,指其句法、章法效法杜诗,神韵亦能与之媲美。李诗诸体中,桐城派诗人最推崇其中的七律。因为李商隐在杜甫、王维之后另开一派,融合杜之阳刚与王之阴柔,达到刚柔相济的美学境界。桐城派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诗文追求朴实无华的本色之美,而李诗用藻饰之词写男女艳情,故而批评者较多,唯曾国藩追求“怡悦”之审美效果而欣赏李诗。李诗涉及男女之情,因此托旨遥深,桐城派不满其迂晦深隐、浓艳轻利、浮泛支离。桐城派对李商隐诗歌的评价,折射出挽救其时诗坛之弊的用心。

贵州施洞苗族龙纹地位衍变现象之探析

龙作为施洞苗族“始祖母”蝴蝶的十二子之一,在织锦围腰构图布局上突破了原有的伦理序列而独居于始祖地位之上,成为施洞苗族织锦围腰上的核心纹样。文章通过对该支系纹样间的显性关系与纹样背后苗汉文化涵化中的隐性逻辑展开讨论。试图解释贵州施洞苗族地区因该支系财富圈的形成、人口格局的变化以及皇权与地方权力的博弈对龙的地位的影响与重构。文章旨在通过这种重建后的视觉秩序来探讨“龙纹”偏离原初秩序的现象动因,进而认为织锦围腰中龙纹地位的衍变是族群身份集体意识的自我重建。

《柏堂集》集外文考述

方宗诚为桐城派晚期代表人物,一生著述颇多。其文集《柏堂集》收录方氏所作之文甚为完备,但仍有遗漏。《桐城方宗诚先生文稿》全书包括方宗诚同治年间任官枣强期间创作的48篇文章,其中有5篇文章未收入《柏堂集》中。此稿本不仅可作补遗之用,而且对了解同时期文人对其评价以及探究方宗诚交游有颇多益处。

吴汝纶评点楚辞的流变及特征

吴汝纶是清代重要的评点大家,他的楚辞评点最早见于其朱笔手批吴启昌刻《古文辞类篹》本,后不断有增补,直到民国三年(1914)吴汝纶《古文辞类篹评点》刊行。期间吴汝纶评点楚辞的主要内容,已通过《桐城吴氏古文读本》广为流布。吴汝纶评点楚辞所引诸家评识,以桐城派楚辞学为主,也与诸家所编选本的刊刻和传播有关。吴汝纶评点楚辞,受到桐城古文派的影响,从义理、考据、辞章等方面入手,兼具史学、文学与朴学特征。

边缘人与始迁祖:吴景超与潘光旦论迁移

本文从空间视角入手,讨论中西方社会学思想传统中对于人与社会关系的两种想象。齐美尔勾勒的空间与个体人格之间的内在关联是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基础,芝加哥学派在此基础上构造的“边缘人”概念构成了社会科学对于西方现代人人格的基本设想,也构成了以吴景超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社会科学学者对于迁徙与城市化的理解。本文通过对潘光旦移民研究的梳理呈现了一种不同于“边缘人”的人与社会的空间关系:“始迁祖”的迁徙使其血系脱离了过度狭隘的家族制度与僵化的阶级制度的反选择作用,培育出符合儒家社会理想的成员,最终改变了一地的社会风气。本文认为,“始迁祖”构成了与“边缘人”相对应的理解城市化等重要社会过程的基本理论概念,二者之“退”与“进”的空间观念差异体现了中西方社会学思想对于人—社会—空间关系的不同理解和特异的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