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水稻生产生态效率的影响——以常德市为例

提高水稻生产生态效率是协同实现保障粮食产量稳增长与减少粮食生产环境损耗双目标的关键路径,耕地作为农业生产活动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之一,探索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水稻生产生态效率的影响对促进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和耕地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粮食生产微观主体——农户的视角,从理论上揭示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水稻生产生态效率的影响,并利用常德市416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构建效率测算模型和影响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农户耕地规模化水平和水稻生产生态效率均有待提升,样本农户中较小规模农户数量最多,占总样本的94.95%,较小规模农户仍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农户水稻生产生态效率均值为0.830,还存在0.170的提升空间。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水稻生产生态效率有显著影响,二者并非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呈“倒U型”关系,且拐点所在区间为1.2~1.4 hm2;农户水稻生产生态效率还受到户主受教育程度、抚养比、农业收入占比的显著正向影响和户主年龄的显著负向影响。因此,应在尊重较小规模农户将长期存在这一现实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耕地适度规模经营并培育新型农户,以促进水稻生产生态效率提高。

农业产业组织模式研究回顾与展望

在新发展阶段下,构建中国特色农业产业组织与组织体系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对农业产业组织模式的内涵与理论基础、类型与演化、选择农业产业组织模式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效应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回顾,为进一步提高农业产业组织模式发展中相关利益主体间协同互动和价值实现,提供理论支持与经验参考。按照“模式特征—影响因素—组织绩效”的内在逻辑,运用文献综述法和总结归纳法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现有文献对农业产业组织模式进行系统研究,涵盖农业产业组织模式的内涵与类型,选择农业产业组织模式的行为机制和影响因素及其异质性影响,以及农业产业组织模式的选择效应及其差异化影响等方面。未来应创新关于农业产业组织模式分类的细化研究;进一步完善农业产业组织模式与区域协调性和经济适应性的研究;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下的农业产业组织模式研究新范式。

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模式的探讨

从龙头企业与养猪农户利益联结的内涵出发,在对现有7种利益联结模式进行剖析基础上,指出我国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模式应以“公司+基地+农户”或“公司+园区+农户”联结模式为主,其他模式作为补充的结论,并阐述了相应理由和运作实施条件。

“农户+公司”型农产品供应链协同机制研究

文章在市场价格不确定的环境下,构建了一个农户—公司灰色博弈模型并借此探讨了"农户+公司"型农产品供应链在动态价格下的协同稳定机制,最后通过实例说明了协同机制模型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论“公司+农户”模式的改进

"公司+农户"曾经为中国农业产业化道路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模式,它为引导农民走向市场、实行规模化、专业化经营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但在其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明显,其不可持续性凸现。分析了其不可持续性的原因,并提出了改进措施。

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农户参与用水协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都经历了灌溉管理制度改革,即将灌溉管理权利和责任从政府机构向用水协会或其地方非营利组织转移。农民用水协会被广泛认为是地方农业灌溉管理的卓越制度安排。农户参与对用水协会的绩效有重要影响。因此,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影响农户参与用水协会行为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江西省307位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参与用水协会行为因素。结果表明,主观规范、行为控制认知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用水协会的意向,而行为态度对农户参与用水协会的意向影响不显著。行为意向显著影响农户的决策参与和灌溉管理参与。

“公司+农户”模式中农户融资瓶颈的个案分析及一般政策建议

自1990年以来,“公司+农户”模式已经在我国得到了大力发展,带动了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但通过对陕西省乾县“公司+农户”模式的实地考察,发现农户存在着严重的融资瓶颈。对此,本文提出发展产业投资基金、促进龙头企业上市、建立“公司+农户+银行”模式等方法来扩大农户融资渠道,从而促进“公司+农户”模式的健康发展。

规避公司与农户双重违约行为的博弈分析

在“公司+农户”组织模式中,由于市场价格的变动,公司与农户之间经常发生相互违约行为。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建立了公司与农户之间博弈模型,分析了公司与农户违约行为的根源与规避这种行为的保障机制。

收益预期、成本认知、风险评估与技术选择决策——基于338家农户微观数据的考察

构建农户技术综合价值感知影响其技术采用倾向的综合测度模型,并利用甘肃省定西市338家农户的基础调研数据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样本农户存在以下特征:(1)对新农业技术普遍有较高的综合价值感知及采用倾向;(2)收益风险感知较高而健康风险感知很低,对技术收益不确定性的担忧与对技术潜在安全问题的漠视并存;(3)预期收益和健康风险感知分别从正向和负向作用于农户的技术综合价值感知;(4)预期收益和综合价值感知对农户的技术采用倾向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成本感知和收益风险感知则对其采用倾向有负向抑制作用。

“公司+农户”契约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一个交易成本分析框架

笔者以"公司+农户"这一组织形式中的契约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交易成本理论来探讨影响企业与农户对契约选择的因素,并构建模型对这些因素进行量化分析。通过分析我们认为,交易的不确定性、治理成本和双方的权力安排等对企业与农户间契约选择起决定性作用。由此获得的启示是,应建立契约的保障机制来降低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并通过建立长期的信誉与合作,使农户和企业保持利益上的协调一致。

“公司+农户”经营模式风险及其防范

“公司+农户”经营模式是杨凌农业产业化的有益探索,这种模式的发展和我国农耕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实际经营中出现了各种风险,这些风险直接对公司的经营和农户的安全生产构成了威胁。只有不断地规范公司与农户的行为,完善管理体制,处理好公司与农户的关系,鼓励参加农业保险、加强技术管理、规范合约、参加知识产权保护,才能有效扶持龙头企业,带领农民脱贫致富,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低碳农业联合生产的绩效评估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低碳农业生产过程严格遵循联合生产原则,最终目标在于实现期望农产品与期望碳汇产品、非期望碳排放产品之间的耦合关系分别得以加强、脱钩,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已逐步形成六种低碳农业发展模式。农业碳计量测算结果显示,不同模式的总碳产量、单位碳产量存在一定差异,但最终均实现了净碳汇量的盈余。其中,免耕、秸秆还田和粪肥配施有助于提升耕地的固碳能力,而标准化的技术集成则更有利于农业生产实现良好的固碳减排效果;DEA-RAM模型测算得出技术集成固碳减排模式表现出较高的联合生产效率水平,在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两个方面实现联合生产绩效最优,而导致联合生产非效率的因素在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冗余;农户的行为选择对低碳农业联合生产的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投入产生重要影响,各因素在不同模式中影响的显著性和重要程度存在一定差异。

生计资产差异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分析——以成都市双流县和崇州市为例

以四川省成都市3个镇18个村庄208户农户为例证,构建生计资产六边形分析农户生计资产状况,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和定序Logit方法探讨农户生计资产与生活满意度的关联存在性和影响度。研究表明：1农户生计资产和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及个体差别。永安镇农户生计资产产值最低,且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在50%~90%的一兼农户生计资产产值最高,家庭农业收入占比为10%~50%的二兼农户生计资产产值最低;江源镇农户生活满意度相对最高,非农业户和纯农业户的生活满意度明显高于兼业农户。2农户生活满意度与生计资产间存在较强的耦合关系,农户生计资产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灰色关联系数为0.482 2。其中,心理资产与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关联系数最大（0.686 0）,自然资产与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关联系数最低（0.480 6）。3生计资产状况对农户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人力资产、自然资产、社会资产和心理资产的增加会提升农户生活满意度,而物质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增加则会降低农户生活满意度。

集体林权改革后农户林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14个县市670个农户的调查

应用SPSS软件和二元Logit模型来揭示集体林权改革后农户林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集体林权改革后农户林地转出意愿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农户经营目标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影响最大,同时,受户主的主要职业、家庭的收入来源与人均山地面积、农户的人际关系和所处地理环境、对政府政策的认知以及对经营风险的判断等的显著影响。

“公司+农户”型经营组织违约预防机制探索

公司与农户之间高违约率的事实,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快速发展的难题。通过指出"公司+农户"型经营组织违约现状及危害性,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违约率高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公司+农户"型经营组织的对策,力求构建有效的预防违约机制。

农户生态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为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探索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的微观治理机制,基于对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蒲城县、合阳县和韩城县5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生态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生态行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除家庭资产状况和兼业程度对农户生态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外,其他因素如户主年龄、家庭规模、户主受教育年限、家庭的实际劳动力数、土地产权制度、农业技术推广程度、农业补贴政策、农业耕作方式、农村社区文化对农户生态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农户售粮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对吉林省258个农户的调查

依据吉林省榆树、农安等21个市县农户的258份调查数据,对农户售粮对象——粮食经纪人和粮食加工企业进行意愿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粮食销售给粮食经纪人,存储设施、运送粮食方式、与粮库距离等变量回归系数与Logistic的线性显著性明显;农户粮食销售给粮食加工企业,粮食产量、运送粮食方式、对粮价的满意程度3个变量回归系数与Logistic的线性显著性明显。其中,运送粮食方式对农户将粮食销售给粮食经纪人和粮食加工企业影响都显著。

基于面向“企业+农户”模式的水产安全生产管理系统的研制——以珠海市为例

研究了面向"企业+农户"模式的水产安全生产管理系统,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即促进水产企业与水产农户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发挥水产企业对农户水产养殖过程的监督和指导作用,促进水产安全生产,巩固和加强珠海斗门在水产业的地位,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珠海斗门水产品安全信息化建设状况。

农民工市民化的家庭消费效应研究:来自中国的证据

使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以家庭为基本研究单位,通过把城镇常住人口家庭划分为普通城市居民家庭、农民工市民化家庭和农民工家庭,以避免直接用农民工家庭与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差量衡量农民工市民化消费效应的估计偏误,试图更加准确地估计农民工市民化的家庭消费效应并检验社会保障的作用。研究表明:农民工市民化能够显著提高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并且农民工市民化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比普通城市居民家庭高;农民工市民化还能降低家庭生存型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逐步改善消费结构;并且农民工市民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不是一次性的,它通过:农民工市民化—家庭消费改善和教育水平与就业能力提高—总收入增加—家庭消费进一步提升,持续地推动家庭消费的增加,按现有速度测算,如果将我国1亿农民工家庭全部市民化,每年至少新增国内消费约5万亿。

“公司+农户”模式中违约问题的系统结构反馈分析

在对“公司+农户”组织模式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系统动力学流率基本入树建模法,建立了“公司+农户”模式的反馈结构模型。并利用Vensim软件计算出系统的反馈环,通过对系统主导反馈环的分析,揭示了“公司+农户”模式中双重违约行为的根源,并给出了具体的管理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