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战区卫生战士健康状况调查分析

目的调查分析西部战区卫生战士的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2020-2021年期间,以驻地在西部战区的卫生战士为研究对象,根据《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制定健康调查问卷,收集志愿者的基本信息、生活方式、疾病症状等。结果纳入了716名合格志愿者。8个系统症状发生率分布在10.8%~42.6%之间,由高到低依次为神经系统、肌肉骨骼系统、呼吸系统、血液系统、泌尿系统、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循环系统。吸烟组呼吸系统症状发生率显著高于不吸烟组(31.6%vs 24.0%,P=0.025)。驻地海拔≥3000 m组的呼吸系统(34.4%vs 25.9%,P=0.028)、内分泌系统(23.3%vs 15.3%,P=0.014)、神经系统(49.4%vs 40.3%,P=0.032)症状发生率均显著高于驻地海拔<3000 m组。在驻地海拔≥3000 m的志愿者中,军龄≥6年组的循环系统(28.6%vs 11.0%)、内分泌系统(42.9%vs 21.0%)、神经系统(67.9%vs 42.0%)、泌尿系统(53.6%vs 24.0%)症状发生率显著高于军龄≤2年组(P<0.05)。结论西部战区卫生战士神经系统和肌肉骨骼系统疾病症状发生率高,高原条件下长期服役可能对健康的损害作用更大。

华南抗战中心在韶关的形成与粤北抗战

1938年,日军突袭大亚湾,广州沦陷。在国共合作旗帜下,八路军广州办事处迁驻韶关,在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积极支持抗战并开展抗战宣传,韶关一时成为华南抗战中心。1939年4月至1945年初,民国广东军事当局组织了对日作战的夏秋攻势和三次韶关战役,由于国民政府的不彻底抗战,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华南战局,但韶关作为华南抗战中心的地位却逐步得到凸显。

江靖宇与华东战区“解放军官训练团”创建发展

1946年1月至1947年12月,江靖宇先后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政委兼副团长、高级解放军官训练团团长兼政委、华东军区高级解放军官训练团团长兼政委,领导军官团的管理干部,对华东战场被俘的国民党军将校级军官,执行我党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采用管理、宽待、教育并施,攻心为上的方法,转变了多数高级军官战俘的立场。他们被释放时,有的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回到国民党军队,以后在策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加速国民党军队的溃败直至覆灭做出了贡献。同时,军官团的实践,丰富了我党我军俘虏政策成功的经验。

指挥防护工程风水电设备远程控制系统研究

为了满足未来战争对指挥防护工程保障提出的新要求,实现对指挥防护工程风水电设备远程控制势在必行。在分析指挥防护工程风水电设备运行现状的基础上,结合联合作战条件下对指挥防护工程风水电设备保障需求,运用现场总线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可视化等先进成熟的技术,提出了一套指挥防护工程风水电设备远程控制系统设计方案。

战区国防动员指挥信息系统需求分析

针对编制体制改革后战区的新定位,分析了战区国防动员的使命任务、组织机构和作战活动等作战需求,提出了战区国防动员指挥信息系统的功能要求、使用概念和运行流程等系统需求,最后分析了战区国防动员指挥信息系统涉及的3项关键技术。

2017-2018年南部战区官兵中暑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2017-2018年南部战区官兵中暑现状,分析可能的影响因素。方法随机整群抽样南部战区陆军、海军、空军、联勤保障部队和火箭军5个军种23个单位共计1 699名官兵,通过问卷调查和病历查阅等方法,分析南部战区官兵中暑现状及影响因素。结果受调查官兵中近1年有138名(8.1%)发生过中暑,各军种的中暑发病率从高到低依次为海军(11.2%)、陆军(10.1%)、联勤保障部队(7.3%)、火箭军(5.1%)和空军(4.2%),各军种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按兵种专业分,中暑发病率排在前3位分别是装甲兵(22.4%)、水面舰艇部队(15.8%)和炮兵(10.7%),各兵种专业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中暑发病时间集中在6-8月份,最容易发生中暑的训练科目是5公里越野。通过比较中暑人员和非中暑人员发现:中暑人员的女性比例、已婚比例、饮酒人数比例均大于非中暑人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两组人员在睡眠质量、饮食状况、工作日平均每天体力劳动时间、疲劳训练频率、炎热时是否错时训练和中暑相关知识掌握度等方面差异也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结论南部战区官兵中暑发病率较高。睡眠质量、饮食状况、工作日平均每天体力劳动时间、疲劳训练频率、炎热时是否错时训练和中暑相关知识掌握度等因素可能是南部战区部队中暑发生的影响因素。

基于UAF元模型的战区联合作战精确保障体系构建方法

针对当前战区联合作战精确保障复杂体系的系统化建设需求及研究空白,结合最新发布的统一结构框架(unified architecture framework,UAF)方法特点,在分析精确保障体系构建机理及概念数据模型的基础上,遴选并扩充能够满足体系概念构想层、逻辑运行层和物理实现层需求的视角模型。然后,通过对UAF相关元模型(domain metamodel,DMM)"裁剪+修改+融合"的方法构建各层次DMM。最后,提取并分析关键概念、关系达到对模型的统一认知,为精确保障体系模型设计构建及数据采集提供完整方法依据。

某医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早期应对策略

目的梳理某战区总医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早期应对策略,为军队医院开展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参考借鉴。方法通过回顾性分析方法对某战区总医院疫情发生后的研判、应对及管理、质控等措施进行系统梳理。结果通过精准研判情况、提出应对措施、强化督导落实、加强质控管理、科研临床并重等一系列早期应对策略,医院较好地完成前期疫情防控救治工作。结论军队医院在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需要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提早研判情况、果断采取措施并严格落实管理。

战区指挥防护工程指控通联保障能力评估

依据战区使命任务对战区指挥防护工程指控通联保障能力的需求,按照贴近实战、联合作战、精确保障的要求,研究建立战区指挥防护工程指控通联保障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利用模糊数学、层次分析法等理论,建立战区指挥防护工程指控通联保障能力评估模型。利用该模型可对战区指挥防护工程指控通联保障能力的进行系统剖析和评估,评估结果能够为下一步的工程建设、维护管理和作战保障提供决策建议。

战区联合投送指挥研究

为理顺战区联合投送指挥体系,提升部队联合投送指挥能力和效率,分析战区联合投送指挥的特点与要求,梳理战区联合投送指挥机构构成以及相应职责,明确组织战区部队联合投送的方法和形式,提出在"战区主战"体制下应建立投送资源统筹、投送指挥组织、投送筹划决策与投送信息流通的战区联合投送指挥机制。

战区联合投送筹划支持系统分析

针对在战区主战的新体制下,联合投送筹划单靠人工计算难以满足众多的约束条件、计算速度也不能满足要求的实际,提出利用计算机系统解决新体制下战区联合投送筹划难题。从战区联合投送筹划支持系统业务需求、系统功能,筹划产品支持与验证等几个方面,对战区联合投送筹划支持系统的核心功能,筹划产品的辅助生成和辅助完善进行系统分析。

战区联合投送筹划基本问题

为深入研究战区联合投送筹划问题、提升战区联合投送能力,阐明战区联合投送筹划的概念内涵,分析战区联合投送筹划的主要特点,提出战区联合投送筹划应遵循紧盯作战展开筹划,积极影响作战决策;军民融合一体筹划,军地联合组织实施;异地同步联动筹划,投送保障统筹谋划;依托系统科学筹划,人机结合灵动高效的基本原则。

战区联合作战后勤聚合保障研究及其方法论

为解决新体制下整合后勤保障资源、构建保障体系、优化保障布局和创新保障指挥机制所带来的现实问题,更好地开展战区联合作战后勤聚合保障研究,通过解析战区联合作战后勤聚合保障思想,阐述事理理论的内容,提出基于事理理论的四步逻辑法,并应用于后勤保障问题的描述,得出研究该问题的逻辑方法论。

战区联合作战后勤聚合保障需求分析

为加强对后勤聚合保障思想理论的理解与运用,更好地指导战区联合作战后勤保障实践,通过对后勤聚合保障需求分析内涵与分析思路的阐述,结合实例,从作战使命需求、作战任务需求、后勤保障任务需求、后勤保障能力需求与后勤聚合保障能力需求等5个方面,对后勤聚合保障需求进行分析。

美军空中支援作战及其指挥控制系统

研究了美军空中支援指挥控制体系、空中支援作战中心及相关指挥控制系统。首先,从近距空中支援作战概念入手,梳理了美军空中支援指挥控制体系以及空中支援作战中心的体系定位、组织结构和部署地点;然后,介绍了空中支援作战滚动计划制定-执行的运行机理,并重点分析了空中支援作战中主要指挥控制系统的能力、功能和部署等。

优化战区后装保障指挥控制策略

为优化战区后装保障指挥控制效能,针对新体制下指挥控制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紧扣“活动”“数据”“人员”“信息”4个要素,从厘清信息优势、决策优势、行动优势活动逻辑“线”,构建基础数据、扩展数据、实时数据支持“法”,编织机构同步、要素互动、人员融入能动交互“网”,打造数据分析、筹划决策、部署落实、效能反馈信息价值“链”4个方面提出对策措施。

2022年东部战区某舰艇支队官兵近视矫正手术情况调查分析

目的调查分析2022年东部战区某舰艇支队官兵的近视矫正手术情况,为保障官兵视觉健康及部队战斗力提供依据。方法2022年3-5月采用目的抽样法对东部战区某舰艇支队246名官兵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和眼表疾病指数(QSDI)量表,同时结合视力检测、电脑验光、裂隙灯检查、泪液分泌量(Schirmer Ⅰ)、泪膜破裂时间(BUT)、角膜荧光素染色(FL)等临床检查结果,将调查对象分为正常视力组、佩戴框架眼镜组、行近视矫正术组,其中行近视矫正术组再以手术方式、术前屈光度数分组,对其眼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被调查的246例官兵中,72例(144眼,29.3%)曾行近视矫正手术,其中飞秒激光小切口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40例(80眼,55.6%)、飞秒激光辅助的LASIK术(FS-LASIK)22例(44眼,30.6%)、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LASIK)7例(14眼,9.7%)、有晶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状体植入术(ICL)3例(6眼,4.2%);手术组干眼症高危率明显高于正常视力组和佩戴框架眼镜组(P<0.01),SMILE组与FS-LASIK组术后干眼高危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低度近视组(12例)和中高度近视组(60例)术后出现干涩、阅读疲劳感、夜视力下降、眩光及重影的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未手术组和SMILE、FS-LASIK、LASIK手术组SchirmerⅠ、BUT、FL检查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LASIK组术后屈光回退发生率(14.29%)高于SMILE组(3.40%)、FS-LASIK组(4.5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部队官兵近视矫正手术已由以LASIK为主转变为以SMILE为主,有助于减少术后干眼症及严重眼外伤后角膜瓣并发症的发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