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理论的开拓和周作人的新诗主张

考察与分析周作人关于中国新诗的理论主张———从诗的本质、特点 ,诗人的个性表现与诗的地方性、民族性的关系 ,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诗人“梦想”的素质和诗歌语言的“简练”、“含蓄” ,到新诗人对中国古代诗歌和对外国近现代诗歌的态度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道路 ,以及怎样进行诗歌批评等问题。周作人对于中国新诗这些见解和主张 ,不仅对中国现代诗歌的理论建设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并具有完整性、系统性。

鲁迅、周作人的文学史论异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比较

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以史涵论,蕴含着"人"(真人)的评史标准;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论带史,返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明确了"志"(感情)的评史标准。这两篇讲稿,虽各有治学路数,但都着眼于新文学的"当下"文坛,从不同方向推进"人"的文学史观。

现代语言学意义上周作人的现代白话语言观

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管窥周作人现代白话语言观念所蕴含的现代性维度,是其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周作人对语言与思想、内容与形式的认知和理解,以及提出的"采纳新名词、及语法的严密化"的主张,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现代语言学语言本体论的思想。

周作人“言志”文艺观的发展分期和理论形态

周作人"言志"文艺思想贯穿始终,可以划分为萌芽、准备、转型、成熟、延续等五个发展时期。"言志"文艺观自成体系,包括文学本质论、创作论、鉴赏批评论、文体论、文学史论、文学价值论等几个组成部分。

周作人文学批评的宽容观及其矛盾

"五四"退潮后的周作人,缘于其思想上的保守,放弃了原先"为人生"的文学主张,而提出文学是作家"自己的园地",是"表现",并提出文学批评要"宽容",但他的宽容有自己的"趣味"限制,对左翼文学他就极不宽容,理论与行为呈矛盾状态。我们肯定他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但同时又应清楚,他并不是一个具有开放的胸怀,能够兼收并蓄并从而构建自己理论批评体系的批评家。

周作人“文化救国论”新评

周作人制造、发明的"文化救国论"其"中心思想",即是"大东亚主义的思想",也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同义语。周作人"文化救国论"的几个理论支柱:诬蔑气节,大反气节;炮制政治、文化二元论,人为地把政治、文化对立起来;所谓"不为国民政府守节"、"文化救国论"是一个彻头彻尾反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是对历史的曲解和嘲弄。

论周作人的散文源流观

周作人的散文理论主要集中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他的散文观念是发展的:早期主要以英国小品文为模范,后到晚明的传统中寻根,直到认为现代的理想散文应当是既有外援又有内应,他的散文逐渐从简单走向成熟。这一成熟的散文理论是在对五四启蒙精神的认同和反思的背景中形成的,他将自己对西方个性主义的向往和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的为文方式融汇起来,在散文理论及创作领域内成功示范了如何协调矛盾的甚至是异质的文化因素。

论周作人的新诗理论与创作——兼谈与其民歌研究之关系

周作人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作家,也是我国现代白话新诗的开拓者之一。他在文艺论著中提出他的新诗主张,对诗歌的本质与特点,诗的地方色彩、民族特色与个性表现的关系,诗创作对诗歌语言简练、含蓄的要求,新诗人将古典诗歌优秀的抒情传统、表现方法与外国现代诗歌的艺术精神、表现技巧融合以创新的正确态度,以及对中国现代诗歌发展道路的多元化思考等,都作了完整、系统而周密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新诗创作实践,在中国现代诗歌的初创、构建与变革当中,曾有过不可忽视的贡献和影响。他的新诗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与其民歌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应该值得关注。

周作人散文美学理论初探

周作人散文美学理论在现代美学研究中长期被忽略 ,本文从趣味、闲适和平淡。

论安徒生童话对周作人“无意思之意思”的文本言说作用

"无意思之意思"的儿童文学价值观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者首次将衡量儿童文学价值的标尺从先前的强国智民、救国图存以及教育儿童等功利价值转向了以儿童为本位、只要儿童快乐的非功利价值。周作人认为安徒生的作品《小伊达的花》比其经典作品《丑小鸭》更好,这并不是因为《小伊达的花》"讲花的跳舞会,灌输茫神的思想,实在只因他那非教训的无意思"。"无意思"并非无意义,儿童通过阅读大人看似"无意思"的作品,能够使儿童充满空灵的幻想与快活的嬉笑,让他们"愉快的活动,这便是最大的实益"。在周作人看来,"无意思之意思"的作品算是儿童文学的最上乘。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翻译:“形式国语化,内容要欧化”

作为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周作人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在五四时期令人瞩目。周作人儿童文学的理论核心是“儿童本位论”,基于此,其儿童文学翻译强调文以移情,在翻译的过程中崇尚直译,贯彻“名从主人”的翻译原则,提倡翻译批评和重译。周作人所提倡的童话翻译观可总结为:“形式国语化,内容要欧化”。

“诗言志”与中西文脉的贯通——以周作人早期文论一则为论述中心

20世纪初始,周作人借镜西方,著文《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其通过对"诗言志"的重新阐发,而对"文学"概念作出全新界说,为西方文论的本土化、传统文论的现代化提供了典范。其意义主要体现在:基本统一了"文学"概念在中西世界的指称对象;坚持以"诗言志"为中国文学主脉,推进了民族血脉的延传;从传统文论范畴中提取"情感"、"审美"二义,赋予文学以极具现代意味的美学意蕴和精神指向。

1908年: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格局的初步形成

从1904年6月开始,王国维向中国学界介绍了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美学思想,1908年12月,他提出境界说,整合了康德、席勒等人的德国古典美学思想,向中国学界介绍了极端的和拘谨的两种浪漫主义文学。1908年,鲁迅向中国学界介绍了以拜伦为代表的奔放的浪漫主义和以施蒂纳、尼采等人为代表的极端的浪漫主义。同年,周作人向中国学界介绍了赫尔德的文学思想和欧美的新古典主义思想。之所以每一个人介绍的思想不同,是因为他们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思想资源并经过有意识地比较选择。可以说,通过这短短的4年时间,他们使我国文学理论界获得了自1750年至20世纪初的西方重要的文学理论思想,从而奠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基本格局,这也是对中国传统诗学思想的否定或者重新阐释的源头。

周作人与现代随笔观念的构建——周作人随笔综论之一

周作人注意从古代随笔资源中获得有益的养分,曾力图使"随笔"概念成为包容更为广泛的文类,但在与"小品文"的区别和联系时,有时却由于审定不严而产生了混淆的现象。他善于从国外的随笔资源中汲取具有现代意义的精神血液。这就促使他走出传统樊篱,而勇于承担起"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重担。他重视随笔的道德意义、思想建设,这就是现代随笔的精魂。同时,周作人也注意构建现代随笔的文体内涵,提出了所谓"平淡"境界,以及"常识"和"趣味"等富有创意的美学要素。

周作人散文理论对“真”的追求

本文从事、情、理及艺术追求四个方面对周作人散文理论对真的追求进行分析。其理论并未明确提出对非虚构性的"事真"的要求,但在创作中仍以非虚构为主。"情真"主要在于真挚情感的自然流露,"理真"要求对世界和人生有着清醒科学的认识,以摒除虚妄之论。周作人在艺术追求上的"求真"则是要求不加修饰,展现真实。

周作人新诗理论述评

周作人是中国新诗的开拓者之一,在新诗理论和创作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周作人为新诗划定了界限,认为诗歌的专职在抒情,要求诗人应真诚而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注重诗歌的散文化,指出了新诗深受中外诗歌的影响,为新诗的发展指出了道路,并深刻地认识到:新诗的根基不稳,新诗革命是不彻底的。

周作人“载道”、“言志”文学观的传统文化思想流脉

作为二十世纪处的文化先觉者 ,周作人的文艺观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特点 ,五四时期提倡为人生的“载道”文学 ,后来则主张带贵族气的“言志”文学 ,其文艺观既受着西方人文主义、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 ,又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显示出由儒家“济世”思想到道家“隐世”思想到佛家“空”“苦”

儿童文学理论和创作的两个“现代”的错位原因新探

创作、理论、译介、阵地四者合力催生儿童文学运动,进而促成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转型。在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起点上,出现了理论和创作的两个"现代"的错位。周作人和郑振铎同是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但周作人的"无阵地"和郑振铎的"有阵地"却成为两个"现代"错位的原因,影响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方向。

现代学术体系的建构与民间文学经典的匮乏——以周作人民间文学理论及实践为中心

在"五四"一代学人研究"民间"的热潮中,周作人显得更为清醒与客观,他以学术性与文学性双线并进的方式,辩证阐发了贵族精神与平民精神,精准区分了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从而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框架中建构起了民间理论研究的基本格局,奠定了民俗学、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研究的学科分化路径。但是,隐藏在其学术与文学追求背后改造国民性的良好愿景,也正由于其"唯理主义"的局限,难以在中西文化之间找到"中心源泉",对民间文学进行大胆改造,从而使其民间文学实践流于失败。本文通过对周作人民间研究理论与实践的考察,从而追索20世纪民间研究为何呈现出理论繁荣,实践薄弱的局面,缺乏象《格林童话》这样的民间文学经典的规律性原因。